局势持续混乱中。
11月10日傍晚，溥仪被藏进一辆双座敞篷汽车的后箱运出静园，随后换上东倭军装，改乘东倭军司令部的军车。在白河码头，他登上无灯光的东倭小汽艇，再乘东倭商船“淡路丸”号。黑色的水面倒映着零星灯光，天津渐行渐远。溥仪缩在船舱里，像一件被装箱的货物。经塘沽乘船，于11月13日秘密抵达营口，后转旅顺被软禁约一个月，最终被迫与东倭方面达成建立伪满洲国的协议。
后成的魔种，“劫持”了前朝的龙种。
溥仪的手指与冻僵的鱼相比，哪个更冰凉？紫禁城的白玉栏杆与满洲的雪，哪个更寒冷？没人知道。唯独可以确知的是，华北的血落在白茫茫的雪地上时，会像朱墨滴在宣纸，不断洇开，那是牺牲华北生灵种下的梅花。
龙已入笼。只待适当的天气，便会被展览出来。
便衣队暴乱确实最后被中国军队和警察击败。那时候的土肥源咸耳，因计划受挫曾羞愧难当，甚至企图自杀，但在接到东倭陆军大臣电报指示后继续活动。1932年2月，受到严密控制的溥仪被拥立为“满洲国执政”，3月正式登基，开始了其作为东倭傀儡的生涯。
九一八事变后，土肥源咸耳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，但他对天津的布局从未停止。1933年，他再次担任沈阳特务机关长，遥控指挥华北的汉奸活动，全面策划“华北自治运动”。他的目标是拉拢华北军政要员宋哲元、阎锡山、韩复榘、商震等人，试图建立一个脱离国民政府的自治政权。
土肥源咸耳的嗅觉敏锐如蛇吐信，知道贪婪是最好的诱饵。对于汉奸者来说，哪怕不是一只装满金条的皮箱，他们的手指也会像抚摸娇嫩肌肤那样，在利益上摩挲。
比如“倒戈将军”石友三。他一生反复无常，早年贫寒，从马夫做起，因机警钻营被冯玉祥提拔，成为西北军“十三太保”之一。此后先后投靠冯玉祥、阎锡山、蒋介石、张学良、汪精卫、东倭人，居然连冯玉祥这样的恩人也被他背刺多次。1931年前后及1932年，石友三多次通过中间人与土肥源咸耳领导的东倭特务机关接触，东倭方以枪支、弹药、经费及职位承诺拉拢其倒戈，属典型的“收买军阀”操作。
他没想到，“自治”基石并未如他预想般溃烂。蒋介石的分化策略稳住了阎锡山，威逼利诱宋哲元、韩复榘；地方军阀也并未完全倒向东倭，宋哲元在领土和主权问题上坚守底线。
然而土肥源咸耳仍有他的手段。《秦土协定》签署于1935年6月27日，一个闷热的午后，地点在北平东交民巷东倭使馆。东倭方代表就是土肥源咸耳，中方代表是当时代理察哈尔省主席的秦德纯。协定内容包括道歉、撤换中国军官、取消察哈尔省境内国民党机关、解散排东倭机构、划定非武装区等。他又使出了惯用手段——“这只是暂时的安排”、“华北自治实现后，您还是封疆大吏”，旨在分化中国地方实力派，扶植傀儡政权。
秦德纯是在东倭方强大军事、外交压力下，奉命进行周旋并最终被迫签字的。那只签字的钢笔，尖得足以刺穿条约纸面，也能刺破虎口，令血珠渗出。
那一夜的秦德纯，回到家中可否吃了晚饭？当妻子看到他的时候，看到的是心神俱疲的像老了十岁的脸吗？或者带着关怀询问他“怎么了的时候”，是不是坐在书房里，看着那只签过字的钢笔，一言不发，打算再也不让人触碰这支钢笔？
无论如何，他因此背负了“卖国贼”的骂名，甚至与家人产生隔阂。所幸秦德纯后来在抗战中指挥部队抵抗东倭军，并在战后作为证人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，亲手指控了土肥源咸耳。
《秦土协定》与《何梅协定》一起，构成了1935年东倭侵夺华北主权的两个关键步骤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