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桂兰最后那次去派出所，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。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不知道往哪走。这几年她不是在上访，就是在去上访的路上。路走多了，脚底磨出一层硬茧，鞋底也磨穿了好几双。可她连自己儿子的死都没问出个明白。

陈默死那年，她才三十三岁。这个年纪的女人，在盆芽县大多数正过着最平常的日子——上班、买菜、接孩子放学。她每天凌晨四点半去菜市场卖菜，手上全是裂口，腰也直不起来。陈默没了以后，她连菜也不卖了。刚开始是卖不动，坐在摊子后面就掉眼泪。后来是不卖了，因为她要去派出所，去信访办，去每一个她觉得能说理的地方。她一个人，带着儿子的照片，从早站到晚，从春站到冬。没人管她吃没吃饭，没人在乎她站了多久。有人劝她算了吧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活着的人还得活。她说不。凭什么算了。她儿子才十二岁，凭什么算了。

她就是靠这个“不”字撑下来的。陈默死了，她男人也死了，法医林文斌被逼走了，刘叶也死了。她身边的人一个一个没了，就剩她一个。她还是去，还在说。她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，胆子也越来越大。后来她不光去派出所，还去了县里，去了市里。她举着牌子站在县政府门口，牌子上写着：还我儿子。

那块牌子是她从邻居家借来的旧木板，用白油漆写的字。油漆是她自己花钱买的，没敢买贵的，买了最便宜的那种，臭得她在院子里坐到半夜，等味道散了才把牌子搬进屋里。她写那几个字的时候，手抖得厉害，写完以后蹲在地上哭了一场。从那以后她走到哪儿都带着那块牌子，不管是去派出所还是去信访办，哪怕只是出门买个菜，她也要把牌子夹在胳膊底下。街上的人都认识她了。有人给她让路，有人绕着她走，有人在背后说这女人疯了。她听不见。她心里只有一件事：她儿子死了，可那个杀人犯还好好地活着。

她没想过自己能撑这么久。儿子刚死那阵，她整夜整夜睡不着，一闭眼就看见陈默吊在美术室那个铁挂钩上的样子。她没见过现场，是办案的民警跟她说的——绳子勒着脖子，脸青了，眼睛闭着。她后来就整夜开着灯，在床头摆一张陈默的照片。

那张照片是四年级拍的，门牙缺了一颗，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。

她拿透明胶带把照片贴在墙上，贴歪了，又撕下来重新贴，贴了好几遍。照片边角都磨出了毛边。她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要摸一下那张照片，手指在陈默脸上停一停，说一句明天再去。

说了好多年，邻居夜里起来上厕所，有时候能听见她在屋里跟照片说话，声音很小，听不清说的什么。第二天她照常出门，照常举着牌子站在那个固定的位置，一站就是一整天。

最冷的那年冬天，她站在县政府门口，雪落了一身，头发上、肩膀上、牌子上一片白。

有人拍了照片发到网上，配了一行字：这女人在县政府门口站了一天了。那条动态被转了几百次。第二天来了两个穿制服的，说影响秩序，把她带走了。关了十五天。十五天里没人给她送饭，她饿得前胸贴后背，放出来那天腿都软了，扶着墙才能走。

她男人来找她，急得嘴角起泡，说你咋就不死心呢，儿子没了咱再生一个。

她抬头看她男人，眼睛红得吓人，说生不了了，我儿子没了，我再也不会生了。她男人张了张嘴，什么也没说，蹲在路边抽了根烟，抽完了站起来说，我去工地了。他走的时候天刚亮，路灯还亮着，影子拖得老长。那是她最后一次看见她男人走路。后来他在工地上被一块砖头砸中了后脑勺，抬下来的时候人已经没了气。所有人都说是意外。她站在太平间门口没进去，不是不进去，是腿软得站不住。她靠着墙往下滑，最后还是护士把她架走的。

男人死了以后，她更没牵挂了，她开始往市里跑，往省里跑。

她把陈默的照片拿给每一个肯停下来听她说话的人看。她说我儿子死的时候才十二岁，腰上有一道口子，脖子上勒着鱼线。她说抓她儿子的那个坏种，他爸是孙泽远，有钱，有势，把案子压了。她说这些的时候眼睛很亮，亮得吓人。有时候有人给她塞钱，她不要。她说我不是要饭的，我要个说法。对方说大妈你拿着吧，买点吃的。她摇头，把钱推回去，说你要真想帮，就帮我问问这个案子到底什么情况。对方叹了口气走了。她把照片收进口袋里，继续站在那儿。

刘叶死了以后，她是真的没路走了。刘叶是王泽的徒弟，是这几年唯一一个还听她说话、还把她当人看的警察。他查了三年，被撤了职，后来得了癌症，死在医院里。张桂兰去送他的时候，在殡仪馆外面站了很久，到底没进去。她怕自己一进去就再也撑不住了。她这个人，能撑到今天，全靠一口气吊着。这口气的名字叫“陈默”。

那天晚上她被抓走的时候，手里还攥着那块牌子。胡同口黑灯瞎火的，一辆面包车贴着她停下来，门一开，下来三个人，她还没喊出声，就被捂住了嘴拖上了车，车里很黑，有什么东西蒙住了她的眼睛。

她挣扎，咬了一个人的手腕，换来一记耳光，打得她半边脸肿起来。她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。是那个五十多岁的老头，她去派出所堵人时见过的那张脸。后来车停了，他们把她拖进一间屋子。后来的事她记不全了。有些片段她后来拼命想忘记，但是忘不掉，醒来时纽扣少了几颗，衣服像一块布一样。

她只记得自己一直在求他们别碰照片。那张照片——陈默四年级拍的，门牙缺了一颗——她一直揣在贴身的口袋里。她的手被别在身后，够不到那个口袋。她听见有人说“这老娘们儿还揣着个死崽呢”。那是她听见的最后一句话。后来就什么都听不见了。

她在一条水沟边上醒过来的时候，天还黑着。浑身像散了架，嘴里全是血腥味。她在地上躺了很久，久到天上的黑变成灰，灰又变成白。她慢慢坐起来，摸了摸贴身的口袋——照片还在。她用手指把照片角上的灰掸掉，重新放回口袋里，然后撑着地站起来，一瘸一拐地往回走。早点摊的油锅刚热起来，白烟往天上飘。她路过自己家门口，没有进去。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抬手把被扯坏的领子整了整，然后往另一个方向走了。她走得很慢，像是一步一步在量这条街还剩多少日子。

她没再去派出所。也没再举着那块牌子站在大街上。她把牌子藏到床底下，用旧报纸包着。那上面“还我儿子”四个字已经掉了漆，边角也磕掉了一块，但她没扔。她只是再也不搬出来了。有邻居问她怎么不去了，她笑笑，说去不动了。邻居说那也别再折腾了，好好过日子吧。她应了一声，回了屋，把门关上，坐在床沿上坐了一下午。那天下午她没开灯，屋里很暗。她背对着窗户，脸朝着墙，墙上陈默那张照片被从窗户透进来的最后一点光打亮了一角。她看着那点光，从亮看到暗，看到天黑透了，才站起来，走到床边，把那张照片从墙上揭下来。贴了太多年，胶带已经和墙皮黏在一起了，她撕了好几下才撕下来，照片背面连着一小块白墙皮。她把照片拿在手里，用袖子擦了擦正面，放进贴身的口袋里。

她最后去了一次盆芽小学。隔着铁门往里看，操场上空荡荡的，垃圾堆被清理过了，她没进去，在门口站了很久。有个老师从教学楼里走出来，看了她一眼，又进去了，没有出来问。后来她转身走了，走得很慢，像是一步一步在量自己还剩多少路。

她上了那栋楼。楼顶的风很大，把她那头花白的头发吹得乱糟糟。她没理，站在边上，往下看了一眼。很高。她往后退了半步，又往前走了一步。她听见自己在说话，说什么自己也不知道。后来她不说了。

跳下去之前，她有没有犹豫，没人知道。邻居后来说，那天下午看见她上了楼顶，以为她去收衣服。再后来听见“砰”的一声闷响，像麻袋从高处掉下来。有人跑出来看，尖叫，报警。法医把她放平的时候，她口袋里掉出来一张照片。四年级拍的，门牙缺了一颗。

她口袋里还塞着一块皱巴巴的牌子。牌子断成两截，上面写着：还我儿子。

有些母亲死了，身上还揣着孩子的照片。孩子的门牙永远缺着，因为没人告诉他，那颗牙再也不会长出来了，再也不会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