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。
计鸢站在天安门广场西侧观礼台第三排靠边的位置上，手里攥着一面小小的五星红旗。
红旗是发的，纸质的，攥在手里轻飘飘的，被风吹得哗啦啦响。
他的左腿还没好利索——东直门那枚迫击炮弹给他留了点念想，小腿骨裂了两处，在野战医院躺了三个月，以后变天的时候会疼。
但他不在乎，比起那些再也站不起来的人，他这条腿算是捡来的。
他身边站着韦秦州。
韦秦州比他惨，炮弹炸开的时候被气浪掀飞撞在墙上，断了三根肋骨，左耳膜穿孔，到现在左边耳朵的听力也只有正常的一半。
他在医院里躺了四个月，比计鸢多躺了一个月，出院之后人瘦了一大圈，一米九几的个子站在风里像个衣服架子。
但今天他穿了一身崭新的中山装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站得笔直。
“师父，”他偏过头，用右边耳朵对着计鸢，左边听不清，“您站累了我背您。”
“滚。”计鸢头都没转，“你肋骨长好了就嘚瑟是吧？”
韦秦州没滚，也没顶嘴。
他看着师父那张嘴动了动，从口型判断了一下内容，确认自己没听错，然后笑了一下，继续站得笔直。
广场上人山人海。
三十万人，红旗翻涌如海潮，到处都是锣鼓声、口号声、歌声，震耳欲聋。
能站在这里就已经是赚来的。
四个月前炮弹落下来的那一刻，他以为自己死定了，醒过来的时候躺在野战医院的木板床上，浑身上下缠满了绷带，第一眼看见的是头顶上那盏晃晃悠悠的煤油灯，第二眼听见的是隔壁床位上有人用山东口音骂娘。
那个骂娘的声音他太熟了，熟到左耳听不见也能认出来。
他当时费了好大劲才把头转过去，看见计鸢躺在三张床之外的木板床上，左腿吊在牵引架子上，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着的烟，正在跟护士据理力争：“我不抽，我就叼着，碍着谁了？”
护士说：“病房里不能叼烟，有碍观瞻。”
计鸢说：“什么是观瞻？我叼根烟怎么就碍眼了？”
护士说这是规定。
计鸢说没这规定。
韦秦州听着那段对话，左耳进不去，右耳也听不太清，但他看到师父叼着烟跟护士抬杠的架势，眼眶忽然就热了。
他把头转回去，盯着天花板，使劲把眼泪憋了回去。
两个人都活着。
就够了。
出院之后组织上给他们安排了新的住处，不是桐花胡同那个老院子了，老院子在围城期间被炮弹炸塌了半边，虽然没全毁，但暂时没法住人。
组织上在城西给他们分了一个小院，两间正房一间厢房，院子里也有一棵树，不过不是槐树，是一棵小枣树，还没碗口粗，据说是前任房主搬走之前刚种的。
计鸢站在院子里看了看那棵枣树，说：“太细了。”
“没事，过两年就粗了。”
计鸢说：“我是怕它结不了枣。”
“结了枣我给您蒸枣糕。”
计鸢看了他一眼：“你还会蒸枣糕？”
韦秦州说：“不会，但可以学。”
枣糕后来真学了，但没成功。
十月的北平，秋天的阳光清澈得不像话，天蓝得发亮，好像连老天爷都知道今天是个好日子。
广场上的仪式还没开始，人群里忽然起了一阵骚动，有人在喊“来了来了”，然后所有人都往天安门城楼的方向看。
计鸢个子不高，站在人群里被前面的人挡得严严实实。韦秦州低头看了他一眼，弯下腰。
“师父，上来。”
计鸢犹豫了一秒，就一秒，然后他伸手搭住韦秦州的肩膀，韦秦州把他背了起来。
旁边有人看他们，计鸢面不改色，好像被徒弟背在肩膀上看天安门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。
典礼开始。
那声音从城楼上通过扩音器传遍整个广场，三十万人同时安静了一瞬，然后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。
计鸢趴在韦秦州的背上，他想说什么，但一个字也吐不出来。
他这辈子见过太多人倒在路上，老赵，苏姨那组的三个同志，还有那些连名字都没能留下来的交通员、联络员、发报员、印刷工…
他们都没能站到这里。
而他站到了。
这一刻，所有的死都变得有了分量。
典礼结束之后，人群慢慢散去。
计鸢从韦秦州背上下来，两个人都沉默着走了很长一段路，一直走到长安街尽头才停下来。
计鸢从兜里摸出两根烟，自己叼了一根，递给韦秦州一根。
韦秦州愣了一下，师父从来不让他抽烟，他接过来，计鸢划了根火柴，先给他点上，再给自己点上。
韦秦州吸了一口，呛得直咳嗽，计鸢看了他一眼。
“学不会就别抽了。”
韦秦州又抽了一口，这次没咳，两个人站在路边，背后是人潮散去的长安街，头顶是十月清澈的天空，烟头的红光在暮色里明明灭灭。
“师父，”韦秦州忽然开口，“咱们那棵槐树还在不在？”
计鸢把烟灰弹在地上，想了想：“还在，前几天老钱路过桐花胡同，说院子塌了半边，槐树没事，还活着。”
“回头修修院子？”
“嗯，修修。”计鸢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，转身往回走，“不过今天先回去，今晚月亮好，在院子里坐坐。”
他们的战争结束了，日子才刚刚开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