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浩扬在上海的第六天，王先生派人送来一张清单。清单上列了十二项物资，从药品到军毯，每一项后面都标注了数量。他在旅馆房间的桌面上把清单摊开，看了一遍，然后拿笔勾了几项。
他先去了一趟徐先生介绍的药材商那里。那家铺子开在城隍庙附近一条窄巷里，门口没有招牌，进去之后一股药味扑面而来，柜台上摆着一排深色瓷罐。掌柜姓刘，五十多岁，戴一副铜框眼镜，听于浩扬报出王先生的名字，又看了一眼他手上那张清单，从柜台底下取出一本厚厚的账册翻开。
“你要的这几种，我库里都有。”刘掌柜把账册转过来，指着一行字，“但这个量，要走特批。没有总司令部那边的公文，我放不了货。”
于浩扬从口袋里掏出那张临时通行证放在柜台上：“这个够不够？”刘掌柜低头看了一眼，拿起通行证摸了摸，然后他合上账册：“够。你什么时候要货？”
“三天后。”
“三天后来提。”刘掌柜把通行证推回来，像是已经不想再确认更多。于浩扬把它收好，转身出了铺子。那批药材已经定下了，剩下的还需要跑几处才能凑齐。
之后的两天，于浩扬又跑了两家被服厂和一家西药行。每到一处都拿出通行证，在柜台上放一会儿，然后收回来，把订单定下来，说好提货时间。那些数字正在沿着他自己的线路向他靠拢。
第三天傍晚，于浩扬回到旅馆，把这几天的单据铺在桌面上，按日期排好。他坐在床边，把总数算了一遍——药材、西药、军毯、绷带、奎宁、纱布——全部采购成本加起来，用掉了一期款项的六成。账面上的数字已经变成了仓库里真实的货物。他还剩四成，可以用来支付运输和佣金，加上后续的二期款项，刚好够把货物运到南昌军需处的仓库，然后收回资金，再沿原路折返一次。
他从口袋里摸出那张银行凭证，又看了一眼上面的数字，然后把它收进了箱子夹层里，拉上拉链，重新扣好。窗外的暮色正在沉入夜色，楼下街道上有人正在收摊，木板一块一块地被装上板车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他靠在窗框上听了一会儿，然后转身把桌上的单据收进一只牛皮纸袋里，封好，放在桌角。
他在旅馆楼下吃了一碗面条，坐在靠墙的位子上，慢慢吃完。柜台后的收音机里放着一段咿咿呀呀的戏曲，有人在划拳，隔着几桌传来碗碟碰撞的声响。他吃完面，付了钱，走出店门，沿着街慢慢走了一段。街灯把他的影子拉长又缩短，他走到巷口的时候停了一步，心里把下一件事再过了一遍。明天他要去见陆先生，把提货单交给他，由他安排运输。
第二天一早，于浩扬带着那只牛皮纸袋去了陆先生的办公室。陆先生正在看报纸，见他进来放下报纸接过来，抽出里面的单据一张一张翻过。他看完之后把单据放回纸袋里：“刘掌柜那边已经打过招呼了。运输我来安排，三天后装车，直接走水路到九江，再转陆路进南昌。”
“运费怎么算？”
“按行价，不另外加。”陆先生把纸袋收进抽屉里，像是已经把这些单据划进了自己那一套账目里，“你那边二期款项，什么时候到位？”
“等这批货到了南昌，验收之后，二期自然会到。”
于浩扬说完站起来，“三天后装车，我会到码头盯着。”
三天后，于浩扬到了码头。货已经装好，一箱箱码在舱底，用油布盖着，绳子捆得很紧。他站在岸边看着最后几箱被吊进船舱，船头的人冲他比了个手势，表示已经装完了。他点了点头，转身离开。
船沿着水路往九江方向去了，走了大约四天。于浩扬不在船上，他提前坐火车到了九江，在码头边一间小旅店住了两天，等到货船靠岸。他在码头上站了一会儿，看着那些油布盖着的货箱被工人一箱一箱搬上平板车。他仔细核对过单据上的每一条，没有损耗，没有破损。
他从九江坐火车去了南昌。抵达的时候是傍晚，于浩扬走进军需处的那栋楼，把提货单递进去，负责验收的军官在单据上盖了个戳，签了字，然后把签收单还给他。军需处的人在他走出大门时，把一张盖了章的收据和一份新的采购协议递到他手里。
当天晚上，于浩扬在旅馆房间里数了一遍这段时间的支出和账面余额，然后拿出信纸写了封信。收件人是王先生，内容很短：“第一批货已签收，可以准备二期了。”
随后他下楼把信寄了出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