陆辰用了一个上午，确认了两件事。
第一件：他们还活着。
生命体征仪贴着那个买早点小孩的后背读了十分钟：心率，每分钟两次。体温，低于正常值四度。脑电,这一项让陆辰把仪器拿远了又拿近，反复测了三遍,不是消失，是"摊薄"了。正常的脑电像密集的雨点，这孩子的脑电像同一场雨，被拉成了十亿倍慢的雨。每一滴都还在落。只是落得,用这颗星球的一生来等，也等不到落地。
他们不是死了。他们被锁在时间里。锁在一天早上六点半。
第二件事，是在镇政府的公告栏前确认的。
公告栏的玻璃后面贴着搬迁通知，落款是十年前。方锐绕到侧面看玻璃的反光："这纸有点不对。"
不对的是颜色。十年的纸该黄。这张通知的黄，是做旧做出来的,市面上有专门的做旧药水。方锐年轻的时候倒腾废品，见过太多"十年前的合同"是怎么在三天里造出来的。
"搬迁手续是十年前补的。"陆辰说，"最早的通知，贴出来又收走了。"
"为什么补？"方锐问。
"因为十年前的某一天，有人需要'这个镇子已经不存在了'变成一个档案事实。"陆辰看着公告栏，"行政上抹掉一个镇，要时间。他们花了两三年，把手续做齐，把牌子立上，把路拆了,"
"再每两年来换一次牌子上的漆。"
真正的答案在镇小学。
小学在镇子最北头，一座两层的砖楼，操场上有旗杆，旗绳上的国旗褪成了淡粉色,这是全镇唯一一件真正"旧"了的东西，因为旗子在高处，够不着任何人凝固的手。
礼堂在教学楼后面。陆辰推开门的时候，门轴响了,这声音在凝固的镇子里像一声惊雷。
礼堂的舞台上，站着一个人。
不是"站着",是"跑着"。一个人奔跑的姿势，被凝固在舞台中央：身体前倾，重心在左脚，右脚抬起，一只手向前抓着什么，另一只手向后甩，头扭向礼堂大门的方向。一个从舞台深处冲向出口、冲到一半的人。
他穿一件白大褂。
白大褂在凝固的奔跑里翻起一角，露出胸口的口袋，口袋里别着一张工牌。
陆辰一步一步走上舞台。他的脚步声在空礼堂里一层层荡开。他在那个人面前站定，蹲下来，视线抬到那张脸上,
那是一张中年男人的脸，戴眼镜，镜片后面的一双眼睛瞪得很大，瞳孔里凝固着十二年前最后一秒钟看见的东西。恐惧。不是对人的恐惧,对人的恐惧里有"人"的形状。这个瞳孔里的恐惧没有形状。
陆辰伸出传感器，隔着半米，对准那张工牌。
工牌上的字，一寸一寸地，从传感器的屏幕上滑过：
周文彬。
深空矿业·裂隙计划·B-7。
高级研究员。
陆辰的手，开始抖。
周文彬。这个名字他认识,不是从档案里，是从家里的饭桌上。他小时候，父亲的课题组聚餐，总有这么一个人：话多，爱讲冷笑话，每次都抢着买单，每次都买错单。父亲叫他"老周"。母亲往他碗里夹过菜。他给七岁的陆辰用游标卡尺做过一把小尺子，尺子上刻着"辰辰专用"。
十二年前，父亲课题组"全部死于实验事故"的名单上，有一行：周文彬，失踪。
失踪。
他没失踪。他在这里,在离实验室直线距离八公里的镇子上，穿着白大褂，保持着从"某处"逃向"出口"的姿势，站在一座小学礼堂的舞台中央，站了十二年。
陆辰蹲在那个人面前，很久很久没有动。
十二年里，这双眼睛瞪着礼堂的门。十二年里，这只向前抓的手，抓着半米外一把不存在的门把手。十二年里，他保持着"就要跑出去了"的姿势,差两步，就两步。
他到底是从哪儿跑出来的？他在逃什么？他为什么不在B-7，而是在八公里外的镇上？他跑向的这个"出口",礼堂的大门,根本不是逃出镇子的路。他跑错了方向吗？还是说，在十二年前的那一天，这座礼堂里，有一扇只对那一天敞开的门？
陆辰站起来，后退一步，把整个舞台看了一遍。
舞台上没有别的。台下，礼堂的长凳上,凝固的镇民，大概四五十个，坐得整整齐齐，面朝舞台，像在开全镇的大会。最前排的条凳上，放着一只扩音喇叭。
镇民大会。十二年前那一天，这四百人不在家里，不在早点摊,不对，早点摊有人。这四五十个在礼堂，其他人在街上、在家里。
他们在开一个会。开到一半，被"看"了。
周文彬呢？他是来讲的？还是闯进来的？
陆辰一个一个细节地看。然后他看见了：最前排的长凳底下，压着一个牛皮纸的文件袋，纸袋的边角从凳腿底下露出来,是后来有人塞进去的，塞的人用了很大的力气，把它塞进了一个"凝固"的世界能替他保管的缝隙里。
文件袋上有一行字，是用记号笔写的，笔画很重，最后两笔划破了纸：
"留给能看懂的人。"
陆辰蹲下去的那一刻，方锐在礼堂门口压着嗓子叫他："辰辰,过来。你看这个。"
方锐站在礼堂侧墙的布告栏前面。布告栏的玻璃后面，钉着一张镇政府的值班表，最后更新日期是十二年前。值班表的最后一栏是"宿舍管理员"，对应的值班电话下面，有一行手写的小字，是管理员的笔迹：
"周老师，B区305的钥匙还你门口挂着了。"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