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号，聚焦山东权益：
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条约、利益与让与处分；
山东省内及沿海土地、岛屿，概不让与或租借他国；
允许日本建造烟台、龙口连接胶济线的铁路；
中国从速自开山东省内主要城市为商埠，具体地点另行协定。
第二号，聚焦南满与东部内蒙古特权：
旅顺、大连租借期，南满、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均展延至99年；
日本臣民可在南满、东部内蒙古获得土地租借权或所有权，用于工商建房或耕作；
日本臣民可在该区域内自由居住往来，经营各类工商业；
中国将南满、东部内蒙古的矿产开采权许与日本臣民，拟开矿点另行商定；
该区域内举借外债、建造铁路，需事先征得日本政府同意；
该区域内聘用政治、财政、军事顾问教习，必须先与日本商议；
吉长铁路的经营管理权委任日本政府，期限为99年。
第三号，聚焦汉冶萍公司控制权：
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，未经日本同意，中国政府不得处分公司的任何权利产业；
汉冶萍公司周边的矿山，未经该公司同意，一律不准外人开采，任何影响公司权益的举措必须先经公司同意。
第四号，聚焦沿海主权限制：
中国政府承诺，所有中国沿岸的港湾、岛屿，一概不让与或租借其他国家。
第五号，全面控制中国内政军事：
中国中央政府必须聘用大量日本人为政治、财政、军事顾问；
中国内地的日本病院、寺院、学校，全部允许其拥有土地所有权；
核心区域的警察由中日合办，或在警察署内聘用大量日本人员；
中国政府半数以上的军械需向日本采购，或在华设立中日合办军械厂，聘用日本技师、采购日本材料；
允许日本获得武昌—九江—南昌、南昌—杭州、南昌—潮州三条铁路的建造权；
福建省内筹办铁路、矿山、整顿海口船厂，如需外资必须优先向日本协议；
承认日本国民在中国境内拥有布教权。
共五号，合计二十一条。
在后续中日交涉中，日本迫于国际压力将第五号除福建相关条款外的其余内容暂时撤回，但前四号核心内容基本被纳入最终签署的《中日民四条约》，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完整。
此后，广田弘毅在外交界青云直上，历任外务省情报部次长、驻苏大使等职。他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继续推行扩张主义政策，提出了旨在进一步侵略中国的“广田三原则”。
那段年月里，广田弘毅一路升迁，直到……
绸布之下出现了刀。
1931年广田弘毅出任日本驻苏联大使期间，曾向参谋本部报告，建议对苏实行强硬政策，甚至表明必要时有不惜诉诸战争的决心。
1932年“五·一五事件”发生时，广田弘毅正担任驻苏联大使。也正是5月，斋藤实内阁成立，组成“举国一致”，政党内阁时代结束。
1933年，广田弘毅就任斋藤实内阁的外务大臣，并主导对华侵略政策。他到任后做的第一件事，是谋求所谓“外交一元化”主张外交权应统一于外务省，避免军部等各方各自为政。在“外交一元化”基础上提出的具体外交方针，核心是改善日本因“九一八”事变而恶化的国际关系，避免与列强冲突，以维护其在满蒙的既得利益。即以“世界和平为宗旨、以外交手段贯彻国策”的外交路线，被称为广田“协和外交”。
10月，斋藤实内阁为审议广田的协和外交方针，召集了五次“五相会议”（首相、外相、藏相、陆相、海相），连续五次研讨外交政策，会议确定首先促进与“满洲”政权的“密切不可分割关系”，以“满洲国的健康发展，确保东洋和平”为急务，其次改善与各主要国家的关系，最终经阁议通过。
听上去多么温文尔雅。协调、亲善、改善关系、世界和平。可揭开这块绸布，下面是什么？
所谓“协和外交”是侵略政策的伪装。广田弘毅在推行“协和外交”的同时，积极支持军方对华侵略，实则营造“和平”假象以获取国际社会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默认，更是为了掩盖日本独占中国、排斥欧美势力的侵略野心。
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，广田弘毅至少从1933年起就参加了侵略战争的共同计划和阴谋。
所以后头还有侵略的计划。
1934年4月13日，广田弘毅以外相名义发给驻华公使有吉明的第109号密电。密电强调日本要单独履行维护东亚和平秩序的责任，反对列强对华共同行动。
4月17日，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声明，公然宣称日本对东亚和平与秩序负有“特殊责任”“单独之责任”，说日本是亚洲的“主人”和中国的“保护者”，反对中国“以夷制夷”政策，反对列强对华进行任何形式的政治或军事、财政及技术援助。实质是早将中国视为日本独占势力范围，暴露了日本独占中国的侵略野心，被国际社会称为“亚洲门罗主义”。
这就是《天羽声明》，是根据时任外相广田弘毅的指示、经外务省次官重光葵认可，是日本侵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广田弘毅作为外相，本就深度参与了这一时期日本对华强硬政策的制定，
该声明遭到中国人民坚决驳斥，毛泽东曾指出其是“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强占全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示”；美英等国虽提出交涉，但未形成有效制衡。
不过，《天羽声明》引起了英国、美国等列强的强烈不满和抗议，使日本外交陷入被动。
声明引发国际舆论反对后，广田弘毅并非反对声明的核心意图，而是认为其表达方式过于露骨，时机不当，导致日本过早暴露野心并引发国际反弹，不利于日本侵略目的的实现。因此，他采取了遮掩策略。
他曾对外进行“亡羊补牢”的外交辩解，称是声明“弄错了”，是未经其批准的，是无效的，也是属于“一大误会”，称日本无意侵犯中国独立、维护列国在华机会均等，向美方保证日本无意破坏《九国公约》，只是希望获取在中国的“特殊权益”，试图以此平息英美怒火。纯属外交辞令，并未改变日本独霸东亚的核心立场。
“协和外交”有真身，本质上是为日本侵华扩张服务的外交包装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