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羽的诚实，比虚伪更让广田弘毅难堪。
是谁在狂妄？是谁在冒充中国的保护者？是谁在叫嚣着自己是亚洲的主人？谁知道她心中是否还要整个世界？
好一个“误会”。
一块欲盖弥彰的遮羞布，布下面是独吞邻国的胃口。最后的辩解，不过是怕把刀亮得太早了，猎物会跑，甚至反抗。遮羞布掀开过一角，又被他慌忙盖回去。可是看过下面东西的人，已经再也忘不掉了。
纸包不住火。
因为《天羽声明》之后，广田弘毅进一步提出了更为苛刻的“广田三原则”，他要让让中国自己捆住手脚。
1935年初，国民政府还对他抱有一线幻想。
当时国民政府面对日本在华北的步步紧逼（如“华北自治”运动），采取了“攘外必先安内”及妥协退让的政策，希望通过满足日本在华北的部分要求，换取日本停止进一步的军事侵略和政治分裂活动。
6月14日，国民政府外交次长唐有壬向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提出了相关主张，表示“中国方面不因华北事件而改变以往中日亲善之方针，愿意商定实现中日合作的具体步骤”。他提出的方法包括，将合作对象分为华北与整个中国两个方面，对华北首先以日方希望之所有事项为重点；对整个中国主要以经济方面之合作为基础；对政治方面亦希予以协调。
这种姿态在当时被许多爱国人士和后世史学家视为屈辱和卑微的。
国民政府的妥协未能阻止日本的侵略野心，反而助长了其气焰。日本在得到中方的妥协信号后，于是加剧了在华北的渗透和分裂活动。
10月4日，日本内阁正式通过了“广田三原则”。10月14日通过的是落实该原则的“对华新政策”。
“广田三原则”是日本企图从政治、外交上控制中国的核心策略，而与此同时，日军在华北制造的一系列军事和政治事件（如香河事变、扶植殷汝耕伪政权、增兵平津等），则是其武力侵略的具体表现。这两者互为表里，共同构成了日本对华北的侵略图谋。这两者互为表里，共同构成了日本对华北的侵略图谋。
他们取缔排日，要求中国彻底停止一切反日活动，抛弃依赖欧美列强的政策，转而采取亲日政策；要求中国在事实上承认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，实现中日满三国的经济合作与关系正常化；要求中日满三国在防止共产主义渗透方面进行合作，实质上是要求中国配合日本打击抗日力量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运动。
这三项原则的实质是要求中国放弃主权，沦为日本的附庸，是试图让中国“自己捆住手脚”。
国民政府对此并未完全接受，双方进行了多次谈判但未达成一致，日本军方继续采取了一系列激进的侵略行动，与外交施压相互配合。
同样是10月，在日本特务机关的策划和指使下，汉奸武宜亭等人在河北香河县发动暴动，占领县城，成立伪维持会，鼓吹“自治”。日本策动“华北五省自治”的前奏之一，就是这次的香河事变。
广田弘毅在提出“广田三原则”后，确曾下令制定《附属文书》，要求外务省、陆军省、海军省保持密切联系，以实现“操纵华北地方政府，使它升华”的侵略目的。《附属文书》明确提出最终要达到“操纵华北地方政府，使它升华”的目的，其实质是推动华北政权特殊化，逐步将华北变为日本控制下的傀儡政权。
“广田三原则”及《附属文书》是日本侵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其目的是通过外交与军事手段配合，逐步控制华北地区，为进一步全面侵华做准备，所谓“升华”，不过是对侵略行为的粉饰。
字用得何等得意，何等的衣冠楚楚。蛇在吞象之前，先给象注射麻药。
10月21日，蒋作宾将中方意见交给广田弘毅。
（一）中方表示中国并无意利用其他国家来排斥或妨害日本，愿在各国关系中不使中日关系受到不良影响，此乃中国不做“以夷制夷”之事；
（二）中方明确表示不能进行政府间的正式交涉（即不承认伪满洲国），但承诺绝不使用和平以外的方法（即武力）去改变现状或挑起事端，并愿意考虑保持关内外人民的经济联系。这实际上是在不承认伪满的前提下，默认了其存在的事实；
（三）中方表示已在防共问题上做出最大努力，如果日本能完全实行中国此前提出的“三原则”（尊重主权独立、维持真正友谊、和平解决争端），中国愿在不损害主权与独立的前提下，与日本协商防共的具体方法。
在此之前，蒋介石曾指示“对倭以不承认伪满与不退出国联为标准，其余则可委曲求全”。而在10月21日的答复中，中方不仅搁置了伪满问题，还主动提出在防共问题上与日本合作，这被视为对日外交的重大让步。
蒋介石对广田三原则持警惕和拒绝态度。他曾评价：“我们拒绝他的原则，就是战争；我们接受他的要求，就是灭亡。”
中方退无可退，又退了一步。主权已经退到了悬崖边，脚下就是万丈深渊。
可广田弘毅不满足，永远不满足。
1935年12月，在日本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的直接支持下，汉奸殷汝耕在通县宣布成立“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”，将冀东多县置于日本控制之下，脱离中国中央政府管辖。这是日本分裂华北、建立傀儡政权的重要步骤。
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国民政府在巨大压力下设立的特殊地方行政机构，名义上仍隶属于国民政府，委员长宋哲元由国民政府任命，管辖的是河北、察哈尔两省及北平、天津两市。这是通过“缓冲”方式延缓日本对华北的全面占领。
虽然它具有“半独立”色彩，但是它并非像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”那样直接扶植的傀儡政权，日本却试图将其作为控制华北的过渡工具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