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田弘毅知道，他知道得清清楚楚，精确到数字！
1月18日，日本政府确实发表了《补充声明》，进一步强调该立场“较之否认该政府更为强硬”，意在彻底抹杀国民政府的合法性，并撤回驻华大使，导致中日断交。该政策精神与广田三原则一脉相承。
1月22日，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确实在第73届帝国议会上发表了演说，正式公布了德国调停（陶德曼调停）失败后日本对华的苛刻条件，并公开了此前通过德国大使狄克逊向中国政府传达的、但被中方拒绝的和谈条件。
5月26日，近卫文麿内阁进行局部改组。原外相广田弘毅和陆相杉山元辞职，前朝鲜总督宇垣一成接任外相，板垣征四郎接任陆相。广田弘毅因在设立对华中央机关（如“对华院”）等问题上与军部及其他部门存在分歧，且外交一元化体制受到挑战，因而辞去外相职务，影响力依旧在。
宇垣一成继任，并试图重新开启与国民政府的非正式接触。中方虽在某些问题上表现出妥协意向，但因无法接受“蒋介石下野”等核心条件，加之日本陆军强硬派（如板垣征四郎、东条英机）的反对，最终导致谈判破裂，宇垣一成于1938年9月底辞职。
一把被磨去锯齿的刀，看起来温润了，可拍在肉上更钝疼。
战争罪行有共谋者，无论换了谁坐上那个位置，一切行为的遵照，照样与广田弘毅推行的全面侵华政策一脉相承。
共谋者的影子，越拉越长，越过神社的围墙，昼伏夜行。铺到华北平原，“自治”的阴风便又吹起教科书里的谎言；铺到南京城墙根，三十万多的数字就在某些人的嘴里萎缩、蒸发；铺过卢沟桥的石狮，桥头的枪声被改写成“事故”；铺到珍珠港底，连那里的水兵也不得安息。
该说广田弘毅是个扩张主义者，碰巧用了政策的刀，他们因他扩张的死，被供奉成他的勋章。一个极端的帝国扩张主义者披上礼服，能做的恶，也可以很多、很久、很难清算，他给每一笔血债封了皮。至少也是有人为他的血债封了皮。
1940年，广田弘毅参加决定第二次近卫文麿组阁的重臣会议后，由此进入国家‘重臣’之列，且直到日本战败为止，他一直参与日本历届内阁的组阁工作，包括1941年10月奏荐东条英机组阁、1944年7月奏荐小矶国昭组阁，是日本最高统治集团核心成员之一，对于日本扩大侵华战争、挑选东条英机担任首相和发动太平洋战争，广田弘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1946年5月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。
广田弘毅坐在被告席上，广田弘毅在法庭上明确表示“我不认罪”，辩护方的核心策略也正是把他塑造成军部的“傀儡”或“传声筒”，强调文官无法控制军队、很多政策是被迫执行。他试图将自己描绘为军部扩张政策的被动追随者或无力制约者。
这番说辞逻辑严密、陈述清晰，几乎让大家产生了一瞬间的恍惚，这个坐在被告席上的人，到底是被告还是证人？他到底是承认了罪行，还是把罪行的核弹头包裹进了“职责范围”这四个字的外交辞令里？
看来镣铐太轻了，轻的以为别人是找他们在讨论天气。
不够的，远远不够，这才几分之几的命。
法庭并未接受这套说法，反而在判决书中明确指出，广田弘毅在日本政府内是“极有能力的人物和强有力的指导者”，对侵略计划“有时是设计者，有时是支持者”。所以，刑罚不可免！
有罪的核心依据，并不是他是否“主动”发动战争，而是他作为外交决策核心人物，在明知日军暴行的情况下仍选择纵容和默许。
可以具体来看。首先“傀儡”辩护被法庭驳回，法庭认为他并非无力制约军部，反而在多个关键节点主动参与决策，比如炮制“广田三原则”等一系列政策的政治操作与军部共谋，共同构建了侵略战争决策体系，逼迫中国就范；
其次对南京大屠杀负有责任，法庭认定他在收到日军暴行报告后，仅向陆军省提出咨照，得到“会停止”的保证后便不再追问，但此后至少一个月内仍持续收到暴行报告，他明知保证未兑现，却仅以此为满足，未在内阁会议上主张立即采取措施，也未采取其他任何可能的措施来制止暴行，这种“怠忽”已构成犯罪；
再有文官身份不能免责，法庭认定他至少从1933年起就参加了实行侵略战争的共同计划和阴谋，特别强调“文官在战争中的责任不亚于军人”。
主动攫取的能力，他好像天生就会，不，那是掠夺，掠夺别人的国土、资源以及生命。
这个人在用他娴熟的官僚技艺做最后的抵抗，而这种抵抗本身，恰恰是他罪行的一部分，因为正是这种“职责范围”的精确切割，让至少三十万条性命被压缩成一串不需要核实的数字，被夹在一摞不需要追问的电报里，从此消失在档案柜的某个角落。
大家大概以为石匠一辈子凿石头，会与世人有着一样的了解，就是觉得石头最硬，可是有时候比石头更硬的是文件，石头看得见摸得着，文件能杀人于无形。
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犯有“破坏和平罪”和“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违反人道罪”，于1948年12月23日被处以绞刑。
据说有亲历者明确记录，法庭宣布判处广田弘毅绞死刑时，他“吓得全身发抖、面色惨白，频频以目向右方上顾寻视其妻女，实则其妻女在左方楼上，已方寸大乱、神志不清以致左右方向都不能辨认”。
原来文官还有这样的另外一副面孔。
这个文官，把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当做使命，战争结束了，他的政治生命结束了，他的生命也结束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