招贤令发出去第三天，北平前门大街的驻京办事处门口排起了队。

深秋的北平，风从永定门方向灌进来，卷着煤灰和干枯的槐树叶。排队的拢着袖子，跺着脚，各自抱着东西——皮箱、卷了毛边的履历纸、捆扎整齐的书册。有人低声交谈，有人不吭声，只是一个挨一个往前蹭。

九点半，办事处大门还没开。门口已经站了快三十个人。

队伍拐了个弯，从台阶下一直排到街角。最前头是个穿旧棉袍的老头，怀里抱着一只布包，蹲在台阶上，不跟人说话。他身后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，蓝布衫洗得发白，手里攥着一卷纸，纸角被手汗浸软了。再往后，一个中年人背着手来回踱步，嘴里念念有词，细听是在背履历——“宣统二年入天津北洋医学堂，民国三年赴日本……”走到头，转身，又走回来，从头再背一遍。

旁边有人问他：“您这是去东北？”

中年人停下来，看了对方一眼：“是。告示上说了，医疗人才待遇从优。”

“您是大夫？”

“学的是医，做了十几年了。”

“那您去奉天，家里放心？”

中年人沉默了一下：“家里没人了。就我一个。”

队伍里安静了几秒，又恢复了低低的嘈杂。

一个穿长衫的老者从怀里摸出一张报纸，眯着眼念上面的字：“……广招天下英才，不问出身，不限地域，来者是客，留下是亲……”念到一半，旁边有人凑过来听，也有人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。

“说得好听。”一个靠在墙根的汉子说，“东北那地方，冷得能把耳朵冻掉。去了给不给饭吃，给不给屋住，谁知道？”

“告示上写了，食宿全包，到奉天就安排。”老者说。

“告示上写的东西多了。”汉子把袖子拢了拢，“我反正先看看，不急着进去。”

老者没接话，把报纸叠好揣回怀里。队伍里又安静下来，只有风把槐树叶刮得在地上打旋。

王股长从门缝里往外看了一眼，回头跟联络官说：“多烧几壶水。”

十点整，门开了。

第一个进来的是个穿灰布长衫的中年人，戴圆框眼镜，镜片厚得像瓶底。他把一卷纸放在桌上，推了推眼镜，声音不高，字字清楚：

“陈明远，留英八年。伦敦皇家医学院毕业，圣托马斯医院主刀五年。这是公证件和执业记录。”

王股长翻了三页，抬头看他一眼：“陈先生，你这个资历，怎么不去沪上、不去穗城？”

陈明远沉默了一下：“你们的告示上写了一句‘来者是客，留下是亲’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走了很多地方。见过很多招人的告示，写‘待遇从优’的很多。写‘来者是客’的，头一份。我想来看看主家是什么样的人。”

王股长从抽屉里取出一张表格：“填吧。填完开北上通行证，火车票到奉天报销，到了总参谋部有人接。”

陈明远填表的手很稳。王股长注意到他右手食指上有一道旧茧，那是常年握手术刀磨出来的。

他填到“籍贯”那一栏时停了一下，才写下两个字：广东。

王股长多问了一句：“你在北平待了几天了？”

“五天。”

“五天里没去别处看看？”

“看了。”陈明远把笔搁下，“沪上办事处比这里大，穗城那边也设了招贤点。我都去过，没填表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沪上那边人多，排队的从早到晚不断，桌子后面的人连抬头看一眼的工夫都没有。穗城那边倒是清静，可我去的时候，办事处的人正在收拾东西，说招贤令是北边发的，南方不一定认。”

他顿了顿：“到了北平，看见你们门口这队伍，从早排到晚，没人轰人，没人插队，还备着茶水。我就想，先填了再说。”

王股长把表格收了，没再问。

他后面是一个老先生，头发花白，蓝布棉袍洗得发白，拎一只藤条箱。箱盖打开，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十几本线装书，封面上写着《国文讲义》和《师范教育札记》。书上面压着一张旧照片，边角发黄，照片里是一排青砖瓦房，门口挂着一块匾，匾上的字已经看不太清了。

“周景濂，浙江绍兴人。在师范学堂教了二十三年书。”老先生说话慢悠悠的，浓重的吴语口音。“前年学堂关了，我在家闲了两年。看见告示上‘教育人才’四个字，就来了。”

王股长看了看那箱书，又看了看那张照片：“周老先生，这是您从前教书的学堂？”

“嗯。”周老先生把照片拿起来，看了一眼又放回去，“关了两年了。房子还在，没人了。”

“您这些讲义……”

“我自己编的。教了二十三年，改过十七遍。你们用得着就拿去，用不着我带回去。”

王股长把表格推过去：“您填个表。”

周老先生戴上老花镜，一笔一划地写。填到“期望职务”那一栏，他停下来想了想，写的是：愿教国文，或编教材，听凭安排。

王股长看了一眼那行字，又多问了一句：“周老先生，您在绍兴教了二十多年，怎么想着往东北跑？”

周老先生把笔搁下，想了想：“绍兴的学堂关了，我在家闲了两年。头一年还好，第二年就觉得，人不能光吃饭不做事。我教了一辈子书，除了教书不会干别的。你们告示上写‘教育人才’四个字，我就想，这地方大概还缺教书的人。”

“东北冷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周老先生把老花镜往上推了推，“冷的地方我没去过，但书总得有人教。”

王股长没有再问，把表格收了。

门外的人越来越多。茶水换了两壶，天光从门缝里斜进来，照在那叠登记表上。

排到下午三点，一个穿蓝布短衫的年轻人挤到桌前，额头冒着汗，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。他把纸展开，是一封信，某中学的函头纸，落款是校长的印章和签名。

“河北定县中学教员，姓刘。”年轻人语速快。“校长推荐信。我教初中数学和物理，还给学校修过一台发电机。看你们的告示说东北缺老师，我想去。”

王股长看了推荐信，又看了看这个年轻人——二十出头，眼睛亮得灼人，手上的油污和粉笔灰混在一起，指甲缝里还嵌着黑色的机油印子。

“刘先生，你修过发电机？”

“修过。柴油的，德国老机器。我一个人拆了三遍才弄明白。”

王股长在表格备注栏里写了一行字：“懂机械修理，可兼技工。”然后把表格推过去。

刘教员填表的时候，王股长多问了一句：“你教了几年书？”

“两年。”

“两年就不想教了？”

“想教。”刘教员抬起头，手上的笔没停，“但我想教点有用的。定县那地方，学生念完初小就回家种地了，物理课本上画的都是城里的电灯电话，他们没见过。我给他们修发电机，他们围着看，眼睛发亮。东北这边要建工厂、办学堂，我觉得能用上。”

王股长点了点头，没再问。

刘教员刚填完表站起来，后面一个人挤了上来。

穿灰呢短褂，二十七八岁，脸白净，手指干净，不像常年握粉笔的人。

“天津来的，姓陆。教国文。”

王股长接过他递来的推荐信。信纸是上等的洋纸，字迹工整，落款是天津某学堂的印章。

“陆先生，教了几年？”

“四年。”

“在天津哪家学堂？”

“津门女师。”

王股长把表格推过去：“填吧。”

那人低头填表，笔尖在“籍贯”那一栏停了一下，才写下两个字：奉天。

王股长看在眼里，没作声。

填到“期望职务”那一栏，那人问了一句：“住的地方是统一安排，还是自己找？”

“统一安排。接待站有宿舍，伙食也管。”

“好。”那人点了点头，没有再问别的，把表填完，搁下笔，推过来。

他转身出门的时候，排在后面的一个中年人探头看了一眼他的背影，随口说了一句：“这人说话不像天津口音。”

王股长听见了，没有回头。

等那人走远，他把那张表抽出来，折好，单独压在一摞纸的最上面。

天黑之前，办事处收了三十七份登记表。王股长锁好柜子，站在门口看着街上最后几个人影消失在暮色里，回头跟联络官说：“明天多烧两壶水。”

等所有人都走了，他重新打开柜子，把压在顶上的那张表取出来，看了一遍。

天津来的陆先生，籍贯填的是奉天。

他把这张表另外收在一个信封里，信封上写了四个字：请总长阅。

当天夜里，杨景澄把各地办事处的第一批报名汇总送进大帅府。

张定北还没睡。书房里的灯亮着，他坐在桌后看东西，桌上摊着一张东瀛军驻屯地的测绘草图。

听见脚步声，他抬起头，杨景澄把一摞登记表放在桌角。

“多少了？”

“三天，各地加起来两百多份。北平最多，三十七份。沪上次之，二十九份。津门、江城、穗城都有。”

张定北翻了两页，没说话。

“北平办事处有一份，我想单独给您看。”

张定北抬头。

杨景澄从衣兜里摸出那个信封，抽出那张表，放在桌上。

“填表的说是天津来的教员，姓陆，教国文。籍贯填的是奉天。笔在籍贯那栏停了一下才落笔。”

“人到了？”

“今天到的奉天。我让接待站先把他留下，什么都别问。”

张定北把手里的笔放下。

“姓陆。”

“对。”

“东北口音？”

“听不出来。说话很短。”

“推荐信呢？”

“上等洋纸，落款是天津一家学堂。但那家学堂的名字，我在天津的备案里没有查到。要么是假的，要么是个没在衙门立过案的私塾。”

张定北靠回椅背，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了两下。窗外奉天城的风刮得紧，把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吹得呜呜地响。

“陆这个姓，”他说，“在东北不算多见。”

“是。奉天城里姓陆的有几户，我已经让人去对了。还没对完。”

“先别动他。”张定北说，“看他往哪儿走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还有，”张定北说，“告诉接待站，这一批人里，凡是籍贯和口音对不上的，一个个都记下来。”

杨景澄点头，把登记表收起来。他走到门口，张定北在后面说了一句：

“杨总长。”

杨景澄停下来，回头。

“招贤令上那十二个字，是你写的。”

杨景澄停了一下：“是。”

“写得好。”张定北说，“比什么‘待遇从优’都管用。但来的不全是冲这十二个字来的。你得心里有数。”

杨景澄没有答话，推门出去了。

夜里的奉天刮起了大风。风声从走廊那头的窗户里灌进来，吹得书房的门轻轻晃了一下。

张定北坐在灯下，把那页招贤令抄件拿起来又看了一遍。那是三天前发出去的版本，纸边已经被翻得起了毛。

“来者是客，留下是亲，东北不冷！”

他念出声来，声音很轻，被风卷走了。

窗外奉天城的夜色茫茫一片，远处的灯一盏一盏地暗下去，最后一盏也灭了。

院子里那棵老槐树是他搬进大帅府那年种下的。十年了，树长得比屋檐还高。风还在刮，把枝杈吹得呜呜地响。

（第三章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