招贤令发出后的第十天，第一批应召者到了奉天。

走海路来的——从沪上坐船到大连，再换火车往北。接待站提前两天接到电报，军需处王股长带着三个兵去火车站接人。

月台上人来人往，扛行李的、吆喝的、拉孩子的，闹哄哄一团。王股长举着一块木牌站在出站口，牌子上用墨写着四个大字——奉天接待站。

火车晚点了四十分钟。铁轨那头冒出白烟时，王股长把牌子换到左手，活动了一下举酸的右胳膊。火车喘着粗气慢慢滑进站台，车厢门哐当一声拉开，人像豆子一样从里面淌出来。

他认出了陈明远。那个戴圆框眼镜的外科医生走在最前面，只拎一只小皮箱，大衣搭在胳膊上，站在月台上四面看了看，目光扫了一圈，落在牌子上，径直走过来。

“奉天接待站？”

“是。陈先生？”

“是。”

王股长在他名字后面画了一个勾。陈明远站到一边，把大衣穿上了。

后面跟出来的是周老先生，步子慢，藤条箱拎着有些吃力，一个小个子年轻人跟在身后帮忙托着箱底。王股长迎上去，周老先生摆摆手说自己还行。那小个子说自己是山东来的，姓孙，在济南做小学教员，跟周老在车上遇见的，一路聊过来。

王股长记下名字，画了勾。再往后是从北平来的刘姓青年，还是那件蓝布短衫，袖口的油污已经洗不掉了。他怀里抱着一个布包，里面裹着一台拆散的发电机模型，说怕火车上颠坏了。

王股长数了数，电报上写的十二个人，月台上站了十一个。

最后一个迟了五分钟才挤出来，是个年轻女人，扎着齐耳短发，穿一件灰布学生装，怀里抱着一摞书，气喘吁吁的。她叫赵清如，北平女子师范毕业，看到招贤令之后把工作辞了来的。

王股长又数了一遍，十二个，齐了。

他把人带上马车。两辆大车从火车站出发，穿过奉天老城的街巷往城西走。有人掀开车帘往外看——街上店铺开着门，卖包子的笼屉冒着白汽，孩子在巷口追逐打闹，穿军装的人和穿长衫的人混在一条街上走，谁也不碍着谁。

周老先生看了一会儿，把帘子放下。

“跟我想的差不多。”他说。

孙教员问：“您老想的是什么样？”

“我想着，要是街上没人敢走路，那我就回去。”周老先生慢悠悠地说，“有人走路，有人买包子，那就还行。”

陈明远没掀帘子。他坐得笔直，小皮箱放在膝盖上，手指搭在箱扣上，眼睛看着前面某一个地方。马车颠了一下，他的身子跟着晃了晃，手却没动。

赵清如坐在他旁边，怀里那摞书最上面一本是《教育学》，书脊用白线重新缝过。她几次想开口问什么，看了看陈明远的表情，又把话咽回去了。

接待站在城西那片旧仓库改成的院子里。十二间房已经收拾出来了，窗户换了新玻璃，炉子里的火烧得旺，一进门就迎面一股热乎气。院东边的空地上新搭了一排棚子，工字钢的架子，上面绷着厚厚的帆布，里面摆了十几张行军床和煤炉，以备后面来人。

王股长把人领进食堂——一间大屋子改造的，中间摆了两张长桌，桌上放着新盘子和新碗。厨子端上来一盆白菜炖粉条和一盆馒头，另外还有一碟咸菜，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但热气腾腾的，屋子里一下子就活泛了。

十二个人坐下来吃饭。一开始没人说话，都在埋头吃，半碗下去之后话就开了。

“你们那个招贤令上写的，来了之后分到哪儿去，是咱自己选还是上面指派？”问话的是山东来的孙教员。

“先考核。”王股长说，“考核完了根据各人的专长和各地需要定岗。想留在奉天也行，想去前线也行，都能商量。但有一条——定了岗就得干满一年再说走的事。这是杨总长定的规矩，怕有人待不住就走了，白占一个坑。”

孙教员点头，夹了一筷子白菜。

陈明远放下碗，问了一个别的：“医院在哪里？我想去看看。”

“明天一早我带你去。奉天总院在东城，四十分钟的路，看完回来不耽误考核。”

陈明远点头，把碗里的汤喝干净了。

周老先生吃完之后拿手帕擦了擦嘴，问王股长：“有没有纸笔？我想把路上想的几处教材修改记下来，怕过了夜忘了。”

王股长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和一个小本子递过去。周老先生接了，说了声谢谢，坐到靠窗的位置，戴上老花镜开始写。窗外的光斜进来照在他头发上，白花花的。

赵清如坐在周老先生对面，犹豫了一下，开口问：“周老先生，您编的讲义，能借我看看吗？”

周老先生抬头，从老花镜上方看了她一眼，笑了：“你看得懂？”

“我学的就是师范。在北平教过半年小学。”

“那你看。”周老先生从藤条箱里抽出一本递过去，“第十七遍了，还是觉得有地方不对。你帮我看看，哪里不顺。”

赵清如双手接过来，翻开封面，里面的纸页已经泛黄，页边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，蓝墨水上面叠着红墨水，红墨水上面又叠着铅笔。

她翻了两页，抬头说：“周老，您这讲义里选的课文，有一篇《核舟记》，我在北平教书的时候也讲过。学生最喜欢这一篇。”

周老先生的筷子停了一下：“你也讲过？”

“讲过。学生问我，那个船那么小，上面刻那么多人，是真的吗？我说是真的。他们就问，那得用多细的刀？我就答不上来了。”

周老先生放下筷子，认真看了她一眼：“这个问题问得好。下次再有人问，你就说，刀细不细不知道，但那个人的心一定静。心不静，刻不了那么小。”

赵清如把这句话默默记下了。

饭吃到后半程，人渐渐松下来。刘姓青年把那台发电机模型从布包里取出来放在桌上，几个同来的人围过去看。他一边装一边讲，说这个模型是他用旧零件攒的，原理和真机一样，就是小了十倍。孙教员蹲在旁边看了半天，问这问那，刘青年答得飞快，手上的动作也跟着快，不一会儿就把模型拆了又装回去了。

陈明远没凑过去。他起身走到院子里，站在那排新搭的棚子前面看了一会儿。风从西边刮过来，带着远处煤烟的味道。他伸手在棚子的工字钢架子上摸了一把，指腹在钢面上划了一下，看了看指尖，没有灰。

王股长跟出来，站在他旁边。

“新搭的。”王股长说，“怕后面来的人住不下。”

“你们知道要来多少人？”

“不知道。但杨总长说，往多了准备。宁可空着棚子，不能让人来了没地方住。”

陈明远点了点头，把手插回大衣口袋里。两个人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，谁也没说话。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，拖得很长，在夜色里慢慢散开。

“伦敦的雾，”陈明远忽然说，“跟这里的煤烟味不一样。那边的雾是湿的，贴在脸上。这边的是干的，往鼻子里钻。”

王股长没接话。他知道这个留英八年的外科医生不是在跟他聊天，是在跟自己说话。

“但这边有一样好。”陈明远说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那边的雾散不散，看天。这边的煤烟，人能管。”

他说完转身回屋了。王股长站在院子里，把这句话咂摸了一遍，没咂摸透，摇摇头跟进去了。

那天夜里，十二个人各自回房。周老先生在灯下改讲义改到十一点，被赵清如催了两遍才合上书。刘青年把发电机模型擦了一遍，用布包好放在枕头边上。陈明远把皮箱打开，里面除了两件换洗衣裳和一叠医学笔记，还有一张照片——一个穿长衫的中年人站在一座石桥前面，照片边角已经磨白了。他把照片放在床头小柜上，看了一会儿，翻了个身，面朝墙睡了。

同一天傍晚，那十二个人的名册送到了杨景澄办公室。

他坐在灯下翻了一遍。每一页都贴着一张小照片，旁边是手写的登记信息和考核建议。

他翻到陈明远那一页，停了一下，在备注栏里补了一行字：“伦敦皇家医学院八年，主刀五年。拟安排奉天总院外科主任岗，试用期三个月。”

翻到周景濂的时候，他又停了一下。老先生填的“期望职务”那一栏写的“愿教国文，或编教材，听凭安排”。他想了想，批了一句：“拟编审处，主持小学教材统稿。”

翻到赵清如那一页，她填的是“师范毕业，愿教小学或担任教师培训”。杨景澄批了：“试讲两堂，成绩合格者定岗锦州学堂。”

他合上名册，带着它去了大帅府。

张定北在书房里，桌上摊着一本翻开了的日文书。杨景澄进去的时候他没合上，只是用手掌压住书页。杨景澄把名册放在桌角，退后一步站着。

张定北拿起名册翻看，翻得很慢，每一页都看了。

翻到陈明远那一页的时候，他问：“留英那个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他那个英国执照，在咱们这儿认不认？”

“总院的大夫看过复印件，说是正宗的。不用再考，试用三个月直接上岗。”

张定北点了点头，继续往后翻。翻到周景濂那一页，他看了那一行“听凭安排”笑了，笑得不大，嘴角动了一下。

“这个人怎么说的？”

“说在师范学堂教了二十三年，学堂关了闲了两年。看见招贤令上的‘教育人才’四个字，就拎着一箱讲义来了。”

张定北把名册合上，放在桌上，手指在上面拍了拍。

“十二个人，看着都还行。”

“第一批，还在陆续往这边走。”杨景澄说，“全国各地的办事处都在收件，积了有快一百份了。第二批下个星期到。”

“考核弄细一点。”张定北说，“来的是客，但上船之前得知道这个人能不能撑船。你定的那四步——登记、审验、试用、定岗——每一步都得有人盯着，不能走形式。”

“已经在安排了。总院那边抽了两个老大夫做医疗类的评审，教育类的请了讲武堂的几位教官先顶着，后面等周老先生考核过了，他也可以参与。”

张定北点了点头。他往后靠在椅背上，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了两下。

“那个留英的外科医生，你多注意。留洋的人见得多，看东西眼光毒。他愿意来，说明咱们这地方在他眼里还行。要让这样的人觉得没白来。”

“明白。”

杨景澄拿起名册往门口走。走到门边的时候，张定北在后面说了一句：

“杨总长，你批的那句——考核从宽、安置从优——写进以后每一批的名册附页里。”

杨景澄回头。

张定北说：“所有人看到的规矩，必须是同一份。”

杨景澄点了点头，推门出去了。

杨景澄推门出去之后，张定北坐回灯下，把那本名册又翻开，从头到尾翻了一遍。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，他的手指停住了。

最后一页夹着一张单页，是王股长单独递上来的。

上面只有一个名字：陆守拙，天津来，籍贯奉天。

他盯着那个名字看了两秒，把单页重新夹回名册，合上。

然后他开口，像是自言自语：

“陆守拙……守的是哪个拙？”

窗外的风还在刮，老槐树响了一夜。

第二天清早，考核开始了。

医疗类的考场设在奉天总院。陈明远跟着王股长走进门诊楼的时候，两个老大夫已经在等着了。一个是中医，姓方，五十多岁，留一撮山羊胡，手里捏着一管毛笔。另一个是西医，姓林，四十出头，白大褂洗得发灰，袖口卷到手肘上面，露出小臂上一道旧伤疤。

方大夫先开口：“陈先生，伦敦回来的，洋墨水喝得多。老朽有一事请教——外伤出血，用你的法子怎么治？”

陈明远看了他一眼，没笑，也没客套：“看部位，看深浅，看出血量。表浅的压迫止血，深的要清创缝合。如果伤到动脉，先止血带，再上手术台。”

“手术台。”方大夫把这三个字嚼了一遍，“要是没有手术台呢？”

陈明远沉默了一下：“战场上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那要看有什么。有针线就缝，没有就烧灼止血。再不行，拿干净的布死死压住，等人来抬。”

方大夫不说话了。林大夫在旁边翻开一个本子，问了几句关于消毒和术后感染的问题，陈明远一一答了，条理清楚，没有废话。

最后林大夫合上本子，对方大夫点了点头。

方大夫把毛笔搁下，叹了口气：“老朽治外伤，用的是金疮药和包扎。你的法子更快，但得有家伙什。咱们这儿，家伙什不够。”

陈明远说：“家伙什可以慢慢添。但脑子里的东西，得先有。”

方大夫看了他一眼，没再说什么，在考核表上写了两个字：可用。

教育类的考场设在讲武堂的一间教室里。周老先生坐在讲台下面，面前放着一杯茶。讲武堂的教官出了三道题——一是如何教一个不识字的人写自己的名字，二是如何让一群调皮的学生安静下来，三是《论语》里哪一句话最适合讲给前线士兵听。

周老先生答第一题用了五分钟，答第二题用了三分钟，答第三题的时候停了很久。

“《论语》里的话，”他慢慢地说，“讲给前线士兵听的，不是‘勇’，不是‘忠’。是‘知者不惑，仁者不忧，勇者不惧’。不惧排在最后。先得明白为什么打，再得心里不亏，最后才是不怕。顺序不能倒。”

教官把这句话记下来，抬头看他：“周老先生，您觉得咱们这儿，为什么打？”

周老先生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：“我一个教书的，不懂打仗。但我知道，要是东北没了，我那些讲义就没有下一版了。”

教官把这句话也记下来，没有再问。

考核结束那天晚上，王股长把所有人的成绩汇总送到杨景澄那里。杨景澄看完，在第一批十二个人的名册上盖了章。

第二天，分配通知贴在了接待站食堂的墙上。陈明远——奉天总院外科，试用三个月。周景濂——编审处，主持小学教材统稿。赵清如——锦州学堂，试讲两堂后定岗。刘青年——奉天兵工厂技术科，兼机械修理教员。孙教员——辽阳小学，教导主任。

其他人各有去处。有人留在奉天，有人往北，有人往东。十二个人，没有一个人填了“不愿意”。

赵清如走的那天早上，周老先生把她送到院门口。她从怀里掏出那本《教育学》，翻到其中一页，上面夹了一张纸条。她把纸条抽出来递给周老先生。

纸条上写着一行字：周老，您说的“心静”那句话，我记下了。到了锦州，我讲给学生听。

周老先生把纸条折好，放进棉袍的内兜里。

“去吧。”他说，“讲不好就再讲一遍。教书的，不怕讲第二遍。”

赵清如朝他鞠了一躬，拎着行李上了马车。马车走出巷子的时候，她掀开帘子回头看了一眼。周老先生还站在院门口，蓝布棉袍被风吹得鼓起来，像一面旧旗子。

他冲她摆了摆手。

同一天，第二批应召者到了奉天。一共二十七个人，从天津、济南、开封、太原分头来的。接待站的棚子全住满了，食堂加了四张桌子，厨子从两个加到了四个。

王股长忙得脚不沾地，夜里倒在床上就睡着了，第二天起来接着接站、登记、安排考核。

杨景澄办公室的灯连亮了五天。各地办事处的报名材料像雪片一样往奉天飞，医学、教育、工程、农业，每一摞都在变厚。他给张定北递了一份简报，上面写着：截至第十天，全国登记在册的应召者共计一百四十三人，已到奉天四十一人，其余在途。

张定北在简报上批了四个字：照单全收。

然后他在下面又添了一行小字：那个陆守拙，安排个什么岗？

杨景澄看到这行字的时候，已经是深夜了。他坐在办公室里，面前摊着那张单页。陆守拙，天津来，籍贯奉天。推荐信是假的，口音听不出东北味，说话很短。

他想了想，在安排意见栏里写：暂不安排，留接待站待命。理由：推荐信待核。

写完之后他把笔放下，靠在椅背上。窗外的风还在刮，从走廊那头灌进来，吹得桌上的纸哗哗响。

他伸手把那张单页压住，没让它被风吹走。

（第4章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