锦州学堂开课那天，教室里坐满了人。

大的十几岁，小的五六岁，挤在长条凳上，手都放在膝盖上。有的穿的是自家缝的粗布衣裳，有的穿的是改小了的旧军装，袖口卷了两圈才露出手指头。前排坐的是附近村子里的孩子，后排坐的是驻军官兵的子弟，中间夹着两个从奉天送过来的孤儿，说是总参谋部那边安置过来的，父亲在东线打仗没了，母亲跟人跑了。

刘望山站在讲台上。头一回教这么多孩子，他数了一下，三十七个，比他预想的多了一倍。他把点名册放在桌上，没有点名，直接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字。那个字写得大，占了半个黑板。他转过身来，问：“这个字认不认得？”

底下沉默了一会儿。一个小姑娘举了手。

刘望山点她起来。小姑娘站起来说：“是‘田’。”

“对，是‘田’。你家有没有田？”

“有。我爹种了三亩。”

“种什么？”

“苞米。”

刘望山在田字旁边画了一棵苞米，画得不好，秆子歪歪扭扭的，叶子像几把刀。但孩子们看懂了，有人笑了一声，然后很多人笑了。

“这个字就是田里长的东西——苞谷。但你们以后看书，书上可能不叫苞谷，叫玉米，叫棒子。名字不一样，东西是一样的。认字就是认东西，换个名字你认得出，就学会了。”

他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字。这回是“江”。

“这个呢？”

没人举手。刘望山说：“你们家门口那条河叫什么？”

“小凌河。”一个男孩说。

“小凌河最后流到哪里去了？”

男孩想了想：“海。”

“对，流到海。但流到海之前，它会经过一条更大的河，那条河叫辽河。辽河再往东，有一条更大的，叫鸭绿江。这个‘江’字，就是鸭绿江的江。你们记住了这条江，以后在地图上看见这个字，就知道那是水，是大水，是离家很远的地方。”

他说完这些话，转过身去在黑板上继续写字。粉笔落在黑板上发出细碎的声响，窗外有鸟叫，阳光从窗户里斜进来，照在那些挤在长条凳上的孩子身上，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土墙上。

坐在最后排的一个男孩一直没说话。他叫石头，十一岁，是从奉天送来的孤儿之一。他爹在东线打仗没了，娘跟人跑了，总参谋部把他和另一个孩子送到锦州，交给学堂安置。石头个子比同岁的孩子矮，坐在后排，脚够不着地，两只手搁在膝盖上，眼睛一直盯着黑板。

刘望山写完第三个字转过身来的时候，看见石头在低头往本子上画什么。他走过去看了一眼，本子上画的是刚才那棵歪歪扭扭的苞米，旁边还写了一个“田”字，笔画是照着黑板上的样子描的。

“写得对。”刘望山说。

石头抬起头，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，又低下头继续描。

下课之后，孩子们散在院子里，追着跑着闹着。石头没出去，坐在教室里把黑板上的三个字又抄了一遍。刘望山站在讲台旁边收拾粉笔，没有催他。

锦州学堂的隔壁是一间更大的教室，是给大人用的。白天不用，晚上才亮灯。刘望山把白天的课和晚上的课错开排，下午四点半孩子放学，六点半大人上课。来上课的是附近的驻军士兵和几个想认字的老乡，一共二十来个人。

晚上的课上得慢，大人学得没有孩子快，笔画写出来歪歪扭扭的。但刘望山不催，也不着急。有个老兵写了三遍“田”字，第四遍还是把中间那笔写歪了，自己气得把笔一搁。刘望山走过去，把笔拿起来，在纸上重新写了一横，说：“这一笔不着急，先写这一横，再写中间这一竖。慢慢来。”

老兵把笔接过去，低下头，又写了一遍。这回没歪。

李润之在鸭绿江前线的随军学校也开始上夜课了。

这里夜课是给站岗以外的士兵轮流上的，一次十几个人，从九点开始到十点半，中间只休息一次。教室里点的是煤油灯，四盏，挂在屋顶四角，光不太亮但够用。黑板是李润之自己挂的那块，粉笔是从前线指挥部领来的，一盒能用半个月。

有一天晚上他教了一个“哨”字。他在黑板上写下来，说：“这个字念哨，哨兵的哨。你们每天晚上站在工事里，眼睛盯着对岸，那个位置就是哨位。‘哨’字左边是个口，右边是个肖。口是嘴，肖是消息。哨兵用嘴传消息，所以哨字是这么写的。”

底下坐着一个老班长，三十多岁，当了七年兵，手上有冻疮留下的疤。他低头在本子上写了一遍“哨”字，写得不好看，笔画挤在一起，字是歪的。

他端详了一会儿，忽然抬头问：“李先生，那‘站岗’两个字怎么写？”

李润之在黑板上写了“站”和“岗”。老班长又低头写了一回，这回写的比刚才那个“哨”字稳了一点。他放下笔，把本子端起来看了看，笑了一下，笑得不出声，只有嘴角动了一下。

李润之继续往下教别的字。下课的时候煤油灯暗了，勤务兵过来换新的灯芯。教室里的人在灯影里一个一个站起来往外走，棉衣的下摆擦过桌沿，发出轻微的沙沙声。

老班长走在最后，到门口回过头来跟李润之说了一句：“明天我在哨位上试试，看能不能默出来。”

“摸得出来就写。”李润之说，“写不出来就回来再学一遍。”

老班长点了一下头，推门出去了。门外的夜风灌进来，把煤油灯的火苗吹得歪了一下，又直了。

入夏之后，奉天机场的地勤训练班也开了。

奉天机场按1924年8月定的全国统一编制配属——一个守备营、一个工兵连、两个通讯班、两个医疗中队。守备营管地勤和警卫，工兵连管跑道和营房维修，通讯班管电台，医疗中队管飞行员和地勤的日常伤病。地勤训练班归守备营管，第一期只有六个人，都是从各部队挑上来的机械兵，底子比军医班的人还薄。刘望山被借调过来帮忙带两周课，教电路原理和柴油机基础。

他站在机库里，拆了一台报废的飞机发动机，把零件一件一件摆在铺了帆布的地面上，从第一个部件开始教起。

“这个是火花塞。飞机的发动机烧油靠的是它点火。它要是坏了，发动机就转不起来。你们以后每架飞机起飞之前，要检查火花塞有没有积碳、有没有裂纹。不能飞上去才知道坏了。飞上去才知道，就晚了。”

六个人蹲在帆布旁边，每人手里一个笔记本。刘望山说话的时候他们记，他不说话的时候他们凑近了看那个火花塞的实物，用手摸它的形状和接口。没有人问“这个修好了能给我多算工钱”之类的话。

一个叫陈阿水的机械兵蹲在最边上，个子矮，脸上有几颗麻子，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。他摸那个火花塞的时候，手指头有点抖，摸了两遍才敢拿起来。刘望山看见了，走过去，把火花塞拿起来递到他手里：“拿着看。摸不坏的。”

陈阿水接过去，翻来覆去看了好一会儿，才小心翼翼地放回帆布上。

冯·里希特霍芬站在机库门口看了一会儿，没有进来。他穿一件浅灰色的西装，里面配白衬衫，领带是深蓝色的，在奉天的地勤堆里显得格格不入。他看了一会儿转身走了，走到塔台楼下，在台阶上坐下来，掏出一根烟点上，慢慢抽完。烟抽完了他又坐了一会儿，然后站起来，沿着跑道边缘走了一圈。他的步子不快不慢，走完一圈大概用了二十分钟。

他走完之后回到塔台，对值班的人说了一句话：“跑道两端要装灯，夜间着陆用的。我画个图，你们照着做。”

值班的是通讯班的一个班长，抬头看了他一眼，没多话：“行，您画了拿来就行。我让工兵连的人过来看线路。”

冯·里希特霍芬回了他的办公室，那是机场边上的一间小平房，里面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，墙上挂着奉天机场的航拍图。他坐下来，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白纸和一把尺子，开始画跑道灯的位置和线路图。尺子划过纸面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清清楚楚的，窗外的风从窗缝里漏进来，把纸角掀了一下，他伸手按住了。

画到一半，他停下来，看了一眼墙上那张航拍图。图上奉天机场的跑道又短又窄，旁边用铅笔写着几个数字，是前几个月他量出来的。他看了一会儿，低下头继续画。

同一天下午，机场东侧的停机坪上，刘粹刚的飞行大队正在进行转场前的最后一次编队训练。

刘粹刚是四大队队长，二十五架飞机，驻北京。但眼下他还在奉天，带着他的人做转场前的最后一遍磨合。空军的架子是去年冬天搭起来的，到今年夏天，五个飞行大队已经编齐了——一大队高翔宇，二十五架，驻延边，盯着对日边境；二大队林恒，三十五架，驻沈阳，兼管塔台和机场防务；三大队沈崇诲，二十五架，驻天津，守华北门户；四大队刘粹刚，二十五架，驻北京，负责北平城防；五大队阎海文，二十五架，驻热河，盯着热河方向。沈阳空军司令部还留了二十五架战略预备，随时可以往任何一个方向调。一共一百八十五架，放在全国不算多，放在东北，是头一份。

今天练的是分三批转场——第一批九架，第二批八架，第三批八架，每批间隔十分钟。刘粹刚坐在第一架飞机的座舱里，看着跑道尽头的信号旗。旗子落下，他推杆、加油门，飞机滑出去，抬轮，离地。后面八架依次跟上，在爬升中完成编队。

他飞的是领机位，左手边是二号机，右手边是三号机，再往外是四到九号机，排成一个不规则的楔形。高度拉到一千五之后，他往左压了压杆，整个编队跟着转了十五度，队形没有散。

“收油门，保持间距。”他在无线电里说了一句，声音不高。

后面几架依次复诵，声音一个接一个地从耳机里传过来。刘粹刚听着那些声音，没有再多说。他看了一眼高度表，又看了一眼油量表，右手在操纵杆上轻轻调整了一下，飞机稳稳地朝着奉天机场的方向飞回去。

落地之后他从座舱里爬出来，地勤组长跑过来递了块毛巾。他擦了把脸，问了一句：“第二批和第三批落地怎么样？”

“都落了。第二批有一架偏了一点，但没出跑道。”

“偏了多少？”

“右轮离跑道边线大概两米。”

刘粹刚把毛巾搭在肩膀上，没有立刻说话。他走到跑道边上看了一眼刚才落地的痕迹，又走回来，对地勤组长说：“告诉三号机，他那个偏是侧风修正过度的毛病，下次落地提前两百米对正，不要到最后才修。”

“是。”

刘粹刚往塔台方向走。走到半路，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停机坪。二十五架飞机整整齐齐地停在帆布棚下面，地勤正在给每架飞机做落地后的例行检查。医疗中队的两个人抬着药箱从机库那边走过来，在跑道边设了一个固定急救点。通讯班的士兵在塔台顶上检查天线，金属杆在夕阳里反着光。机翼一排一排地延伸到远处。

他看了一会儿，收回目光，继续往塔台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