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途汽车在盘山路上晃悠,像一片枯叶被扔进了滚筒洗衣机里。发动机嘶吼着,排气管突突地喷着黑烟,车身随着每一个弯道倾斜,座椅上的乘客们像钟摆一样左右摇晃。
何文远靠着车窗打盹,脑袋一下一下地磕在玻璃上,发出沉闷的“咚咚”声。他梦见自己又回到了公社的砖窑。那是一九七三年的冬天,天冷得邪乎,哈气成冰。他抡着十八磅的大锤砸石头,一锤下去,碎石子崩在脸上,火辣辣地疼。石头砸在背上,一下,两下,疼得钻心。他听见工友在喊:“老何!你肋骨断了!别砸了!”可他不能停,停下来儿子就顶不了职,顶不了职就得回家种地,回家种地就永无出头之日。他咬着牙,血沫子从嘴角渗出来,砸,接着砸……
“啊!”何文远猛地惊醒,额头上一层冷汗,眼前金星乱冒。他大口喘着气,手捂着胸口,假牙咬得咯咯响。
“爹,咋了?”德生转过头,眼神里带着担忧。
“没事……没事。”何文远摆摆手,抹了把额头的汗,“又梦见砖窑了。那石头,真他娘的疼。”
德生递给他水壶。何文远喝了一口凉水,凉意顺着喉咙下去,压住了心口的慌乱。他看着儿子。德生正望着窗外,眼神亮得吓人,像当年在部队打靶时锁定靶心那样,专注,坚定,带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。
“想啥呢?”何文远问,声音还有些发颤。
“想钟政委。”德生说,目光没离开窗外连绵的青山,“他总说,咱当兵的,不能让人随便欺负。受了委屈,得讨个说法。不是为自己,是为了这身军装。”
何文远心里一酸。他想起那个黑瘦的四川人,想起那张泛黄的纸条。他不知道这纸条能不能顶用,但他知道,儿子这口气,憋了太久了。
话音刚落,汽车猛地刹住。
“吱——”轮胎摩擦地面的声音尖锐刺耳,像是指甲划过玻璃,刺得人耳朵疼。巨大的惯性把所有人都往前甩。何文远没系安全带,整个人往前一栽,额头重重撞在前排座椅的铁皮扶手上,眼前一黑,金星乱冒,鼻子一酸,差点眼泪都出来。
“咋回事?咋回事?”有人破口大骂,“赶着投胎啊!”
司机探出头,骂骂咧咧地回头喊:“前面堵路了!军车!还有警车!封路了!”
何文远心里“咯噔”一下,像掉进了冰窟窿。他一把拽住德生的胳膊,往座位底下缩,声音抖得不成样子:“是不是……是不是来抓咱的?我就说……我就说写信告状没好事……这下完了……”
德生没动。他扶住前面座椅,稳住身体,目光透过前挡风玻璃往前看。
前面弯道处,两辆墨绿色的军用吉普横在路中间,车顶的天线直挺挺地竖着。后面跟着一辆警车,红蓝灯无声地旋转着。几个穿军装的人站在路边,腰杆挺得笔直,像一棵棵小白杨,正在跟一个交警模样的人说着什么。
不像来抓人的。抓人用不着这么大阵仗,更用不着军车开道。
其中一个穿军装的转过身,目光扫过长途汽车的车窗。他大约三十出头,脸圆圆的,皮肤黝黑,穿着一身笔挺的陆军常服,领花在阳光下闪着光。他朝汽车走来,步伐稳健,每一步都像是丈量过的。
车门“咔哒”一声打开。圆脸军人走到车门边,站定,目光扫过车厢里的每一张脸,然后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那军礼干脆利落,指尖紧贴眉梢,胳膊笔直,带着部队里特有的威严。
全车人屏住了呼吸。
“请问,”军人的声音洪亮,带着川音,“何德生同志在吗?”
车厢里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聚过来,落在德生身上。
德生深吸一口气,手按在帆布包上,速地站起一个军礼。他站起来,脊背挺得笔直,像在部队里接受首长检阅一样。
“我是。”
军人的眼睛一亮,快步走过来,伸手握住德生的手,用力摇了摇:“我是团部保卫科的,叫赵刚,你还记得不?去年演习,你帮我修过电台,天线断了,你用个牙膏皮就给焊接上了。”
德生愣了愣,记忆的闸门打开。是有这么个人,脸圆圆的,总爱啃压缩饼干,话不多,干活踏实。那次演习在深山里,电台故障,通信中断,急得赵刚满头大汗。德生用随身携带的牙膏皮和打火机,硬是把断裂的天线接好了,保证了指挥所的通联。
“赵刚……记得。”德生点了点头。
赵刚侧身让开,后面跟着几个人。有穿军装的,有穿制服的——劳动局的、广播局的,还有一个戴眼镜的,胸牌上写着“民政局”。他们表情各异,有的严肃,有的尴尬,有的带着讨好的笑。
“我们来落实你的工作。”赵刚的声音不大,但在安静的车厢里字字清晰,“按政策,你顶职后入伍,退伍后应恢复原岗位。现在,请你跟我们去广播局,办理入职手续。”
何文远张着嘴,半天没合上。他看看赵刚的军装,又看看旁边警察手里的证件,突然抓住德生的胳膊,力气大得吓人:“他们……他们是不是骗咱?广播局的人前阵子还说咱造谣呢!这……这唱的是哪出啊?”
广播局那个戴帽子的人赶紧上前一步,点头哈腰,帽子都快摘下来了:“何大爷,误会,都是误会!之前是下面的人办事不力,没查清楚政策,把您的材料给压下了。您看,我们这不是来赔罪了嘛。钟政委亲自过问,省里下了文,我们哪敢再拖啊!”
赵刚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文件,红头,烫金的国徽,递给德生:“这是省军区和省民政厅联合发的函,你看看。钟政委专门给省长打了电话,说不能让退伍兵流血又流泪。省长批示,要求各地市限期落实退伍军人安置政策。你的情况,符合规定。”
德生的手指抚过文件上的红章。那红章鲜亮,像是刚盖上去的,还带着印泥的湿气。他想起退伍那天,在火车站台上,钟奎穿着大衣,站在风雪里,拍着他的肩膀说:“到了地方,别怂。有事就找组织,组织不会不管你。”
那时候他以为是客套话。在县城跑了三个月,被民政局推到劳动局,劳动局推到广播局,广播局推到人事局,像一只皮球被踢来踢去。民政局长侄子那张油光水滑的脸,广播局门卫那副爱理不理的样子,还有那些冷言冷语——“现在招的都是大学生”“你有证据吗?有就去告啊”——他早就不抱希望了。
可现在,这份文件,这队人马,这个军礼,告诉他:组织没忘。
“上车吧。”赵刚拉开一辆军绿色北京吉普的车门,“我们先去县广播局,把手续办了。然后去人武部,你的退伍待遇也得落实。”
何文远还在发懵,像是在做梦。德生扶着他下了车,上了军车。长途汽车上的人全挤在窗户边探头看,有羡慕的,有疑惑的,还有人小声嘀咕:“这小伙子啥来头?军车来接?”
路边,那个卖房子的红马甲姑娘还站在那里,手里的传单掉在地上,被风吹走了一张。她瞪大眼睛看着军车,嘴巴张成了“O”型。
车开动了。吉普车的引擎声低沉有力,比长途汽车的破发动机好听多了。何文远摸着座椅上的军绿色布料,像摸着啥烫人的东西,手一个劲儿地抖。
“这……这就成了?”他喃喃自语,像是问德生,又像是问自己。
德生望着窗外。石头镇的打桩机还在“哐哐”响,可听在耳朵里,好像不那么刺耳了。他想起小霞说的“躲一躲”,想起爹说的“捅马蜂窝”,想起胡书记那意味深长的笑,突然笑了。
赵刚从后视镜里看他:“笑啥?”
“没啥。”德生说,目光落在远处的山峦上,“就是觉得,还是咱部队好。”
赵刚也笑了,方向盘一打,车往县城方向开去。阳光透过车窗照进来,落在德生的帆布包上,那磨白的包角,好像也不那么寒酸了,反而透着一股子洗尽铅华的硬气。
广播局的院子还是老样子,那棵老槐树依旧枝繁叶茂,树冠遮了半边天。只是树干上多了块崭新的牌子,白底红字:“开发区重点保护树木”。德生看着那牌子,心里觉得好笑——树还是那棵树,人却不是那个人了。
局长亲自在门口门卫处等着。他五十来岁,微微发福,手里端着个保温杯,热气从杯盖的缝隙里冒出来。看见军车进来,他赶紧迎上去,脸上堆着笑,那笑像是挤出来的,眼角皱纹都堆到了一块儿。
“小何啊,欢迎归队!之前的事是我不对,我给你赔个不是。”局长伸出手,德生没接,他也不尴尬,顺势把手收回来,拍了拍德生的肩膀,“下面的人不懂事,没吃透政策,让你受委屈了。钟政委批评得对,我们不能让退伍兵寒心啊。”
德生没说话。他跟着人事科的小姑娘去办手续。何文远跟在后头,眼睛像探照灯一样扫过每一个角落。走廊的墙上贴着“招聘公示”,白纸黑字,用毛笔写的。他一眼就看见了那个熟悉的名字——民政局长侄子,被红笔狠狠地划掉了,墨迹还没干透,旁边手写着“何德生”三个字,笔锋遒劲重墨。
“你还烧锅炉?”何文远小声问,声音里带着颤。
人事科的小姑娘笑着说:“大爷,现在不烧锅炉了。广播站换了新设备,小何是技术维护员,管广播信号的。这可是技术活儿,得懂电路、懂电台,一般人干不了。”
德生愣住了。技术维护员。他在部队里学过电台维护,从最基础的接线、焊电路,到复杂的信号调试、故障排除,他都摸过。连长说过,他手巧,心细,是块搞技术的料。没想到,这手艺还能用上。
赵刚拍着他的肩膀,声音压低了:“钟政委说了,不能让有技术的人浪费了。他还托我给你带句话——好好干,别给部队丢人。听说你是两用人才还在学汉语言文学和新闻学专业,这都是广播业务重要知识,日后可以到记者编辑或者更高管理岗位。加油!”
手续办得飞快。有省里的函,有军区的批示,广播局的人一路开绿灯。填表、盖章、领工作证、拿钥匙,不到一个小时,全部搞定。德生拿着那张崭新的工作证,上面贴着他的照片,红底,穿着军装,眼神清亮。照片旁边印着“县广播电台技术维护员 何德生”。
他摸着工作证上的钢印,凸起的纹路硌着手指,真实得让人想哭。
手续办完时,天快黑了。局长要留他们吃饭,被赵刚谢绝了。赵刚说:“我们还得赶回部队,任务完成了。”
临走前,赵刚把德生拉到一边,从口袋里掏出个牛皮纸信封,塞给他:“这是钟政委让给你的,说你刚回来,手头紧,先拿着应应急。”
德生打开一看,里面是五张一百块的钞票,崭新挺括,还有张折叠的纸条。纸条上是钟奎那熟悉的圆珠笔字,歪歪扭扭却力透纸背:
“记住,公道自在人心。但行好事,莫问前程。——钟奎”
德生的眼眶热了。他把钱塞回信封,递给赵刚:“替我谢谢政委,钱不能要。政委的工资也不高,这钱他得攒多久啊。心意我领了,这钱请回转政委并感谢。”
赵刚没勉强,他知道这小伙子的脾气,在部队时就犟,认定的事九头牛拉不回来。他把信封收回来,敬了个军礼:“有事再联系。部队永远是你的后盾。”
军车发动了,尾气喷在广播局的院子里,卷起几片落叶。何文远望着车尾灯,那两团红光越来越远,最后消失在街角。他突然抹了把脸,手背上湿漉漉的。
“我这辈子,没见过这么办事的。”他喃喃地说,声音沙哑。
德生没说话。他走到广播站的机房,推开门。里面一排排机柜,指示灯一闪一闪,像天上的星星。他摸着那些冰凉的金属外壳,听着里面电流微弱的“嗡嗡”声,突然觉得心里踏实了。这声音,比打桩机的“哐哐”声好听多了。
窗外,石头镇的打桩机还在响,可他知道,有些东西不一样了。
第二天一早,德生去上班。
他起了个大早,把军装洗了,晾在院子里。穿上了一件洗得发白的父亲穿过的蓝色工装,那是他在部队里修电台时也穿的,口袋多,耐磨。何文远也起来看儿子上班第一天了,站在院子里,看着儿子收拾工具包——万用表、电烙铁、螺丝刀,一样一样码整齐。值完早班,骑连去乡村巡线。
“爹,我走了。”德生背起包。
“嗯。”何文远点点头,突然说,“晚上回来我给你两个上班伢办个入职茶话会。还有位招聘播音员姑娘,我是广播首批建站老人,今天你两个新人同一天上班,作为四十年的师傅,我有此心里话要交待几句。”
德生笑了:“好。爹你去买些瓜子糖果,邀请各位赏光参加。我巡线回来就一起参加。”
晚上茶话会,编辑记者、技术外勤及值班线务三一三余一十几个人聚会,台长欢迎新人致辞。何文远老汉自豪地回忆:那是1956年,建站仅几间土坯房,没有高楼。全站13个人,每人几双手套。没有铁丝架广播线路,就自力更生用废物铁桶剪成条锤成丝。没防雷设置就自制广播避雷器……”巡查线务队几个师傅,一开口就打野:“老何,这个二新人同一天上班是缘分,送上门媳妇咱们就等你办酒哈哈哈!”茶话会在几个师傅打岔中结束了。
一个休怎日,何文远和德吃他路过村口时,老槐树底下蹲着几个人。王大福正蹲在墙根抽烟,看见德生过来,赶紧站起来,手在裤子上蹭了蹭,脸上堆着笑,那笑比哭还难看。
“德生啊,听说你去广播电台上班了,真好,真好。我就说嘛,咱村的孩子有出息。”王大福说着,眼神躲闪,不敢看德生的眼睛。
德生停了一步,看着他。王大福算起来除坐牢三年,在村里当了十多年支书,以前见了他,顶多点个头,鼻子朝天。现在这副模样,倒让德生觉得有些可怜。
“王叔,您早。”德生点了点头,没多说,继续往前走。
何文远跟在后面,腰杆挺得笔直,像一棵老松树。见了人就说:“我儿子,部队培养的,现在是技术员了,管广播信号的,正儿八经的国家单位!”
村里人看他的眼神变了。以前是同情,是惋惜,是“老何家那孩子可惜了”。现在是羡慕,是敬畏,是“人家到底是有本事”。何文远走在土路上,脚步轻快,仿佛年轻了十岁。
阳光落在他们身上,把影子拉得很长。土路依然泥泞,可走在上面的人,脚步轻快了许多。
德生摸了摸胸口,那张钟奎写的纸条,他还贴身带着。纸边已经有些毛了,字却依然清晰。
他知道,这世上总有不公,总有混乱,就像石头镇那些拔地而起的楼房,难免歪歪扭扭。但总有一些东西,像部队的军礼一样,永远笔直,永远让人心里有底。
广播站的信号塔在阳光下闪着银光。德生走进机房,戴上耳机,打开示波器,绿色的波形在屏幕上跳动,像心跳,像脉搏,像这个时代跌跌撞撞却永不停歇的脚步。
他拿起电烙铁,插上电源,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
窗外,风从田埂那边吹过来,带着庄稼成熟的味道。远处,广播大喇叭里正在播放新闻,那个略带沙哑的男声说:
“……全省退伍军人安置工作会议今日召开,要求各地全面落实政策,保障退伍军人合法权益……”
德生听着,嘴角微微上扬。他按下电键,调试着频率,信号清晰而稳定,传向远方。
一晃年底,德生和父亲到村里结算公粮款,全家7口人母亲和三个妹妹一个弟弟没劳动力,收入一直抵上上缺粮款加水利工拆款。胡云胜拿出一撂账,也就是德生当兵四年补助每年一千五百元,共六千元。每一家人420斤口粮500元加水利工一年500元和公粮款上交三提五统共500元,你家每年支出一千元,这四年你的参军补助全抵上正好互不找。但是,之前历史结转缺粮款和水利工以及提留尚有二千多欠费。这个你打个欠条结转还是现在还吧。
德生这每个月才二十多元工资,父亲也才三十多元,这个账一算,父子俩还只有陪着笑脸,歉疚转来年还吧!
德生过年心里堵的荒,这五年兵白干了,就付了个账。我这五年分田到户,田地水利粮食都是自家管,怎么还给村里一千五?这个贴算不明白!历史欠款还在。
虚不知,王大福早就和云胜把账给挂好了,就是压着不能让老何一家抬起头:只要压住老何,这个山背村民就老实,没谁敢冒犯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