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十七）

德生在县广播电台上班已经半个月了。

机房不大，十几平米的屋子，摆着两台发射机、一台转播机，还有一排仪表柜。墙上贴着电路图，密密麻麻的线路像蜘蛛网。德生每天的工作就是巡检设备、调试频率、转播上级信号。他干得很认真，每天提前半小时到，把机器擦得锃亮，仪表上的灰尘用毛笔一点点扫干净。

早上六点，他准时开机。电流接通的瞬间，指示灯亮起，绿色的波形在示波器屏幕上跳动。他戴上耳机，监听信号。先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《新闻和报纸摘要》，然后是省台的转播。省城的声音顺着电波传过来，穿过几百里山路，在他的耳机里变得清晰而遥远。

“……省城各高校学生今日继续在广场集会，有关部门再次呼吁……”

德生手指一顿。他调小了音量，但声音还是钻进耳朵里。他想起一妞。上次见面时她眼里的光，她说的“想做照亮别人的光”。他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，是不是还在写论文，是不是也去了广场。

他拿出那个塑料皮笔记本，翻到一妞写给他的那页。她留的地址是中南财大经济系研究生宿舍。他给她写过两封信，用的是广播电台的信纸，抬头印着“广播站电台四个红字。第一封说了自己落实工作的事，感谢她送的笔记本。第二封问了她的学业，说了自己报了湖大自考的事。一妞回了一封，信纸是方格稿纸，字很小很密，写了三页。

她说：“德生哥，省城现在不太平，但我不怕。我在研究经济与建设，这是我工作和学分主要的课题。我想弄明白，为什么像咱们那样的地方，总是富不起来。还有你说的钟政委，他是好人。公道自在人心，你说得对。但光有公道不够，还得有办法。经济学就是找办法的学问。”

信的末尾她写：“德生哥，你那个笔记本我买的时候特意挑了‘为人民服务’的，因为你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兵哥哥。不管外面怎么乱，你守住广播电台，让山里人听到外面的声音，就是在照亮别人。”

德生把信折好，放回笔记本里。他抬头看了看墙上的钟，七点五十。再过十分钟，该转播县里的自办节目了。他调好频率，按下切换键。

“各位听众早上好，这里是山南县人民广播电台……”

他的声音通过电波传出去，穿过山峦，传进千家万户。田大娘家的那台老收音机，应该也响了吧。一妞在家时总嫌收音机吵，田大爷却爱听，说“广播里能知天下事”。

他不知道，此刻田大娘正坐在灶台前，收音机就放在窗台上，声音开得很小。她听的不是新闻，是广播剧《高山下的花环》。里面有个角色叫梁三喜，跟德生一样，也是个兵。田大娘听着听着就红了眼眶，她想起德生说的“摸到敌方帐篷外，匕首一抹”，那惊险会人心里又疼又骄傲。

何文远这几天走路带风。

村里人见了他，老远就打招呼：“老何，你家德生现在可是公家人了啊！”他嘿嘿笑着，假牙都快露出来了。他不再蹲在墙根底下抽烟了，而是站在老槐树底下，跟人讲他儿子怎么被军车接走的，怎么局长亲自赔不是的。故事每讲一遍就添点细节，到最后，连他自己都快信了——德生是坐着军长专车回的县。

田大爷跟他蹲一块儿。两个老头抽着旱烟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。

“你家一妞有信没？”何文远问。

“有。”田大爷磕了磕烟袋，“前儿来的，说论文写完了，要发表。还问了德生的事，说在广播里听见德生说话了，声音洪亮。”

何文远得意地扬了扬下巴：“那是，我儿子练过喊口令。”

两个老头笑了起来。笑声惊飞了老槐树上的麻雀。

可何文远心里也有隐忧。他听说省城乱得很，学生上街，警察封路。德生虽然工作了，可毕竟在宣传口，万一哪天风向变了，广播站的人是不是又要倒霉？他不敢跟儿子说，只在夜里翻来覆去地想。

这天晚上，德生下班回来，带了两个馒头和一包酱牛肉。何文远在院子里劈柴，看见儿子，放下斧头。

“爹，歇会儿。”德生把吃的放在石桌上，“小霞给的，她餐馆新添了卤味。”

何文远洗了手，坐下来，掰了块馒头夹牛肉。嚼着嚼着，他突然说：“德生，你那政委……钟奎，还在部队不？”

“在。”德生点头，“前两天还托人带话，问我工作顺不顺。”

“好人啊。”何文远叹了口气，“这年头，能替底下人说话的，不多了。”

德生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爹，我想去趟省城。”

何文远手里的馒头掉在桌上：“去省城？干啥？”

“看一妞。”德生说，“她信里说，最近压力大。我想去看看她，也跟她说说咱家的事。”

何文远没说话。他看着儿子，儿子的眼神跟在部队时一样，亮且坚定，带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。他知道拦不住。

“去吧。”何文远最终点了点头，“带上茶叶，你娘留下的那包。还有，跟一妞说，家里都好，让她别惦记。”

小霞的餐馆生意越来越好了。

石头镇开发区越搞越大，打桩机的声音从早响到晚。镇上来了好多外地人，有来投资的，有来打工的，还有来卖地皮的。小霞把餐馆扩大了，租了隔壁两间房，雇了两个小工。菜单也换了，加了炒菜，最贵的一道“红烧肉”卖到十五块，居然还有人点。

德生去省城前，特意来跟小霞道别。小霞穿着围裙，头发剪短了，显得利落。她给德生盛了碗排骨汤，说：“德生哥，省城乱，你小心点。一妞那丫头有主见，你别跟她吵。”

“吵啥，我去看看就回。”德生喝着汤，热气熏着眼睛。

小霞从厨房探出头：“你啥时候请喝喜酒啊？”

“还八字没撇！.

德生笑出去。他站在巷子口，回头看了看“八段锦大酒店”。

他摸了摸胸口，笔记本在，一妞的信在，钟政委的纸条也在。帆布包里装着换洗衣服、茶叶、还有一本《古代汉语》下册——一妞帮他找的。

他走向长途汽车站。这次不用躲，不用缩在座位底下。他买的是白天票，硬座，六个钟头。

车开了。石头镇往后退，打桩机、红马甲、广告牌，全都缩成小点。德生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。他想起第一次坐这辆车去省城打工时的绝望，想起军车截停时的震撼，想起广播站机房里电流的嗡嗡声。

这次不一样了。这次他是去见一个人，一个让他心里亮堂的人。

省城比上次来时更热闹了。路灯更多了，高楼更多了，人更多了。德生下了车，挤上公交车，去中南财大。

校园里还是那样，梧桐叶落了一地，学生们抱着书匆匆走过。德生找到研究生宿舍楼，问了门房大爷，上楼敲门。

门开了。一妞站在门口，穿着件白色毛衣，头发扎成马尾，比上次见面更瘦了，可眼睛还是那么亮。

“德生哥！”她又惊又喜，一把拉他进屋。

屋里不大，两张床，两张桌子，堆满了书和报纸。墙上贴着一张中国地图，用红笔圈了好多地方。一妞给他倒了杯水，迫不及待地问：“家里好吗？叔还好吧？广播站忙不忙？”

德生一一回答了。他拿出茶叶，一妞接过去，凑近闻了闻，眼眶红了：“娘的味道。”

她给他看她的论文，题目是《农转非拆迁土地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——以鄂东地区为例》。厚厚的稿纸，手写，字迹工整。德生看不懂那些公式和图表，但他看懂了摘要里的话：“农民需要的不只是公道，还有出路。”

“哥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学经济吗？”一妞突然问。

德生摇头。

“因为我想弄明白，为什么有的人富了，有的人穷。为什么爹妈一辈子种地，还是穷。为什么你的名额会被顶替。”她声音低下来，“光有勇气不够，还得有办法。经济学就是找办法的。”

德生看着她，心里涌起一股暖流。这个当年追在他身后喊“德生哥”的小姑娘，长大了。

“我懂了。”他说，“你说的‘照亮别人的光’，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一妞笑了：“对。不是喊口号，是做实事。就像你守着广播电台，让山里人听到外面的声音。那就是光。”

德生从帆布包里拿出笔记本，翻开，给她看自己写的诗。就是那首《山背谣》。

一妞轻声念着：“山有背，背靠背。背花草，背日月……背过儿子把梦追，背过梦想把歌追……”

她念着念着，声音哽咽了。

“哥，你写的真好。”她擦了擦眼睛，“我爹娘不懂这些，可他们懂背。背了一辈子，就为了我。”

德生合上笔记本，看着窗外。省城的灯火亮得晃眼，可他知道，在那灯火照不到的地方，还有无数座山，无数个人，在背靠着背，往前走。

“一妞，”他说，“钟政委跟我说过一句话：‘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’我想，咱们就照着这句话活。”

一妞点点头。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，递给德生：“这是我导师给省里写的内参，关于农村改革的建议。我想托你带给钟政委，他认识的人多，能不能递上去。”

德生接过信封，郑重地放进帆布包里，和笔记本放在一起。

“放心。”他说。

德生在省城待了两天。一妞带他去了图书馆，去了长江边，去了她最爱去的旧书店。他们聊了很多，关于过去，关于未来，关于这个乱糟糟又充满希望的世界。

走的那天，一妞送他去车站。月台上，她站在那里，白色毛衣在风里飘。德生从车窗探出头，像上次一样挥手。

车开了。他看见一妞的影子越来越小，最后变成一个小白点，消失在灯火里。

他摸了摸帆布包。里面有一妞给的信，有导师的内参，有那包茶叶剩下的半包，还有钟政委的纸条。这些东西沉甸甸的，压在胸口，让他觉得踏实。

车窗外，田野一望无际。麦子黄了，风一吹，浪一样翻滚。远处的山影模模糊糊的，背靠背地立在天边。

德生翻开笔记本，在最后一页写下：

“一九八六年七月，省城。一妞说，经济学是找办法的学问。我想，活着也是。办法总比困难多。背过就好。背过，就是活着。背过，就是往前走。”

他合上本子，贴胸放着。心跳隔着布料传过来，一跳一跳的，有力而平稳。

火车跑了一夜。天亮的时候，他到了县里。走出车站，空气清新，带着泥土的味道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大步往广播站走去。

机房里，机器还在嗡嗡响着。他戴上耳机，打开示波器，绿色的波形在跳动。他按下电键，信号清晰而稳定，传向远方。

德生心里又想起小霞给他吃学校大馒头，还带他上亚洲桅杆省电视塔。特别是上龟上时，那道坡一妞脚一滑，德生赶快一个双手托扶住一妞。一妞脸上红朴朴地冲他一笑，让德生有些魂不守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