暑假，我难得的福利——不用加练，可以睡死到早上8点，吃完早饭后从10点睡到12点，吃完中午饭后从下午1点睡到5点再吃一趟饭，之后可以通宵到早上4点。
当然，这样的日子过了一个星期就没意思了。
如果要问我师傅为什么不管我这样睡，那是因为我自己会弄吃的，而且少吃几顿饿不死。
当然，如果只是死睡不叫福利，我趁着这暑假还去了一趟国外——到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去。
贺兰姐见我睡了一个星期，恢复了一点精神劲后提出要带我去西伯利亚练一练体能，顺带让我试一试真枪。
我一听，连夜打包好行李到贺兰姐面前，贺兰姐满意地点了点头，然后把我连人带行李扔出了她的楼层——因为我是凌晨1点去找的贺兰姐，并且，距离她算好的出发时间还有两天。
因为这事，我师父选择晚上把我的房间门锁上，不要问，问就是衣柜里面有厕所。
因着要去西伯利亚，我还特别欠揍地把这事发到了班级群里，并另外特别地单独通知了一下崔元道和柳欲落。
这两位羡慕嫉妒我，一个说我是去西伯利亚挖土豆的，一个诅咒我被冻死在西伯利亚。
我笑了——我去，可能有这些成分，但更多的是拿枪啊，能摸到真枪我就心满意足了，再怎么冻我我也无所谓了！
事实证明，不管是他俩的想法还是我的想法，都有些……印证。大概可以应该能这么说吧。
上了飞机以后，我特别兴奋，开始想象着自己身穿防弹衣，披着迷彩服，手里拿着步枪的样子了。
贺兰姐见我太兴奋了，便知道我对于西伯利亚抱有一定的幻想，于是拍了拍我，有些严肃地对我说：“你还记得我一开始和你说的去西伯利亚是干什么的吗？”
“记得，是去练枪。”我还沉浸在兴奋之中无法自拔。
“我还要告诉你，说是去练枪，实际上是过来体验当兵的。”贺兰姐再次严肃道，接着她用俄语说了一句话，大意是兵农合一，随后问我知不知道。
我明白地点了点头。
“所以明白了吗？我们过去是正经训练，而非去旅游体验。”贺兰姐再次严肃声明。
我还是没怎么把这话放心上，直到……我在训练场地旁边所谓的农田里奋力用铁锹砸土时，我才明白什么是兵农合一。
“乌鸦嘴呀！崔元道！”我好不容易挖出一颗土豆，不禁想起临走前崔元道和我的聊天，头一回骂骂咧咧地说一个人。
“快挖。”贺兰姐从我身边飘过。
“是！”
我无奈，只好低头继续对付冰碴子土。
我所在的训练基地是贺兰姐名下的一处军事性训练机构，针对的主要是一些爱好者——当然，像我这样的以“旅游”实则练枪的名义来的中国人并不少数。
我算是体验到了玛丝洛娃流放后的生活了——因为除了挖土豆，我们有时还要割小麦。
并不是没有拖拉机，而是麦田过小，小型的拖拉机根本用不上，好在时代在进步，之后的工作就可以全部扔给机器。
我后来又体验了一下失温。
事情是这样的。
一次实战演练，贺兰姐挑了个比较安全的地方，地势比较平，方便打仗视野开阔，但也容易被雪掩埋。
结果那天儿我们运气不好，那一块地方起了暴风雪。
我因为携带通信设备，被落在了后面——真不怪我平时训练不刻苦，这两台设备实在是太重了，加起来都有我一半体重了。
然后我就被雪掩埋了。不过好在我在快窒息之前把头露在了外面，贺兰姐在20分钟内找到了我。
那个时候我开始感觉很热，想要脱衣服，而且隐约觉得要去地府了，看见我亲爱的上司林小妹拿给我一堆文件让我趁着这个空给整一整。
好在我书看的比较多，知道这是人冻死前的反常脱衣现象，再加上埋在雪里动不了，硬是忍住没有脱衣服；至于文件，我是处理了一点，随后就忽的一下像是瞬移一样回来了——贺兰姐把我像拔萝卜一样拔出来了，救援队的一些工作人员开始给我各种保暖取暖。
在简单确认我的情况稳定下来后，大家把我送去了医院。到了医院后，由于贺兰姐感觉我的身体很冷，于是先让医生给我量了体温。
27℃……大家没敢再耽误，医生对我开启了急救，我才总算没有去见林小妹几个人。
经了这事以后，钟先生和克里姆林先生以及苏北辰老师、南格老师还有我师父都来了。
“怎么回事？”苏北辰老师是最后一个来的，他看了看站在床边的贺兰姐。
“给雪埋了，埋了20多分钟，失温。”贺兰姐，听语气有些心虚。
“都去见林小妹了，你说严不严重！我让你快来，你还说人只要没死就问题不大！”南格同志气的瞪了一眼苏北辰同志一眼，顺带翻了个白眼。
苏北辰同志尴尬的嗯了一声，没敢说话。
钟先生此时来了，不对，现在应该叫他钟同志，他站在门口，道：“病房里面不能有太多人，不然会太闷的。”
苏北辰同志和贺兰姐相视一眼，同时道：“你出去。”
“你们两个都出去吧，都不会带孩子，留着不好。”南格同志看向两个人道。
苏北辰同志和贺兰姐沉默了一会儿，出去了。
钟同志进来了，身后还跟着克里姆林先生，南格同志把我知道他俩身份的事说了，他们两个人，没什么反应，只淡淡地点了点头。
之后我的训练基本上都是在这几位的监督下进行的，同时因为钟先生心疼我，贺兰姐在一番讨价还价的商量后把我的训练强度和训练量都减小了。
我又轻松了一些的同时也十分感谢钟先生——如果我后面没有被我师姐训的话，我或许就不会那么后悔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