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十八）
一九八七年的夏天来得格外早。刚进五月，蕙春县城的柏油马路就被晒得发软，踩上去微微粘鞋底。
何德生每天早晨六点半准时推开广电大院那扇掉漆的铁门。门轴缺油，推的时候会发出一声尖细的"吱呀"，像老旧的广播调谐旋钮转动时那种刺耳的摩擦声。这声音他听了好几年了，从高中暑假来局里帮忙开始，到现在正式入职，早就听习惯了，甚至觉得这声音就是一天开始的信号——门响了，活儿来了。
转播机房在一楼最里头，窗户朝北，终年见不到直射的阳光。三台国产中波发射机并排立在水泥台上，铁壳子被机内热量烘得烫手，散热风扇呼呼转着，把机房里的空气搅得又干又热。墙上挂着一块木框黑板，用粉笔写着本周的值班表和注意事项。何德生的名字排在星期二和星期五，下面还有一行小字："何——巡线，东线至刘河段。"
他先把机房里里外外打扫一遍。先用皮老五手压吹风机，把电子管机器上灰尘呼呼吹了一遍，然后拖把是那种老式棉纱捆扎的，拖起地来一绺一绺的，得使劲按着才拖得干净。发射机外壳用干抹布擦，散热片缝隙里的灰用旧牙刷一点点刷出来。这些活儿没人盯着他干，但何文远说过一句话，他记了很久："机器跟人一样，你对它上心，它就对你好好干活。"
父亲说这话的时候手里正拆着一台老式电子管收音机，满桌子的螺丝、电容、线圈，像一摊内脏。何文远戴着老花镜，台灯压得很低，光打在那些细小的零件上。何德生站在旁边看，觉得父亲那一刻特别像外科医生——小心翼翼地对待每一个零件，因为每一个都关系到一台机器的生死。
"德生，你记住，广电这行当，说到底就是个良心活。信号看不见摸不着，可千家万户都在听。你值班的时候打一个盹儿，全县的人就跟着你一起听到有杂音的信号，信号要时时调整最强频率。这事儿没人查你，但你得自己查自己。"
那时候何德生还小，不太懂。现在每天坐在发射机前面盯着仪表盘，看着指针在绿色区域里微微摆动，听着耳机里传来的节目信号，他忽然就懂了，手把旋钮责任在心。
转播工作说白了就是个苦差事。每天三次播音——早晨六点到八点，中午十一点半到下午一点，晚上六点到九点半。每次开播前半小时到机房预热设备，调频率、校幅度、测驻波比，一套流程走下来，容不得半点马虎。播出期间人不能离开，得时刻盯着，万一信号异常、机器过热、电源波动，要第一时间处理。
最熬人的是夜班。夏天机房里蚊子多，纱窗破了好几个洞，补了又破。何德生买了一盒蚊香，值班的时候点一盘，绿烟袅袅地往上飘，混着机器散热的味道，说不上是好闻还是难闻。到了深夜，发射机的嗡嗡声会变得格外清晰，像是大地深处传来的低鸣。窗外偶尔有夜猫子叫，远处传来火车过铁桥时的汽笛声，悠长而遥远。
他就着台灯的光翻书。田一妞帮购买的华科大的教材寄到了，厚厚一摞，《新闻理论》《广播新闻采编》《中国广播电视史》，还有一本《新闻写作基础》。书页是那种廉价的新闻纸，翻多了边缘会起毛。他用父亲给的旧报纸包了书皮，工工整整写上书名。
白天巡线回来，两条腿酸得抬不起来，晚上还要看书。有时候看着看着就趴在桌上睡着了，口水洇湿了半页纸。醒来天已经蒙蒙亮，赶紧把书收起来，擦把脸，准备早班开播。
巡线是个苦活，也是个寂寞的活。
县里山区占了七成，广播线路大多沿着山脊走，杆子架在陡坡上，有的地方连路都没有，得拨开灌木丛往上爬。何德生背着工具包，里面装着脚扣、紧线器、瓷瓶、扎线、老虎钳、试电笔，还有一壶凉白开、两个馒头，一走就是一整天。
东线是他负责的主要线路，从县城出发，经横车镇、刘河镇，一直延伸到出北山区。单程四十多里，全线一百二十多根线杆。他每隔三天走一趟，检查瓷瓶有没有破裂，扎线有没有松动，线路弧垂是不是正常，杆子有没有被风吹歪、被车撞歪。
五月的山里，野蔷薇开得正盛，粉的白的一片一片，香气浓得发腻。何德生走在山间小路上，鞋底踩在碎石子和枯枝上，发出细碎的咔嚓声。工具包沉甸甸地压在右肩上，带子勒出一道红印子。他走得不快，但步子稳，眼睛一直在看——看线、看杆、看周围的环境。
有一回在刘河镇外三里地，他发现一根线杆的拉线松了，杆身歪了十几度。那根杆子立在田埂边上，旁边就是一条灌溉渠。要是再下一场大雨，杆子倒了，线路就断了，下游三个村子听不到广播。他放下工具包，取出紧线器，套上拉线，一下一下地绞。紧线器是铸铁的，手柄磨手，绞了二十多下才把拉线绷紧。汗水顺着额头流进眼睛里，涩得睁不开。他拿袖子擦了一把，继续绞，直到杆身重新竖直。
干完活，他坐在田埂上喝水，啃馒头。远处的水田里，一个老农赶着水牛在犁地，水牛慢吞吞地走，老农的吆喝声在山谷里回荡。何德生看着那幅画面，忽然觉得心里很安静。
他有个习惯，巡线的时候随身带个小本子，巴掌大的那种，封面是硬纸板，用橡皮筋箍着。看到什么有意思的事儿、听到什么有意思的话，就记下来。不全是工作记录，更多的是一些零碎的见闻——
"五月十二日，刘河镇外，一户人家屋檐下燕子做了窝，泥一口一口地垒，线杆上也有鸟窝，麻雀的。"
"五月十七日，巡至横车段，遇一老妪在路边卖栀子花，五分钱一朵，说孙女在镇上读书，攒钱给她买铅笔。"
"五月二十三日，东线三十七号杆，瓷瓶有裂纹，已标记，下周带新瓷瓶更换。"
这些零碎的笔记，后来成了他写报道的素材库。
何德生写报道这件事，起初没人当回事。
县广播电台虽然挂着"人民广播电台"的牌子，但自办节目少得可怜。每天三次播音，转播中央台和省台的内容占了百分之八十，剩下的时间放点戏曲、音乐，真正自己采编的新闻，一天也就十几分钟。编辑部就那么几个人，明光主任带着三个编辑、四个记者，忙得脚不沾地。
何德生不是科班出身，没有记者证，写的东西严格来说不能算"新闻稿"，只能算"通讯员来稿"。他写的东西投给编辑部，明光看了，说了一句："文笔还行，就是太软，不像新闻，像散文。"
何德生没气馁。他知道自己底子薄，就一边学教材，一边琢磨怎么写。他把《新闻写作基础》翻来覆去地看，看到"五个W"那一段，用红笔划了三道杠。他研究县报上登的本地新闻，分析人家怎么写导语、怎么组织材料、怎么取舍信息。他还偷偷翻过文韬台长桌上那本《新闻战线》杂志，把上面登的优秀广播稿抄在自己的小本子上，一句一句地拆开来琢磨。
他写的第一篇稿子，说的是刘河镇一个老广播员三十年如一日维护村级广播线路的事。他巡线的时候听村里人提起的，特意拐到那个村去采访。老广播员姓周，六十多岁了，耳朵有点背，说话声音很大。何德生坐在他家门槛上，听他讲怎么爬杆、怎么接线、怎么在大雪天摸黑修线路。周老头的手粗糙得像树皮，指关节粗大变形，指甲缝里永远嵌着黑色的绝缘胶。
稿子写了八百多字，投出去，没登。
何德生没灰心，又写了第二篇、第三篇。写的都是小人物、小事情——横车镇一个民办教师自费办广播室，刘河镇供销社的员工坚持每天送货下乡从不间断，北山区一个只有三户人家的小村落通了广播后的变化。
这些稿子陆陆续续在县广播电台播出了，虽然署名只是"通讯员 何德生"，但他每次听到自己的文字从广播喇叭里传出来，心里头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那种感觉，就像是你亲手栽下的种子终于冒出了芽，虽然还很小、很嫩，但它确实活着，确实在长。
六月初，他写的一篇关于山区通广播后农民精神生活变化的稿子，被省广播电台的《农村之声》节目采用了。稿费八块钱，汇款单寄到局里，收发室的老张头举着单子在院子里喊了一嗓子："何德生，你的稿费！"
何德生正在机房擦机器，听到喊声跑出来，接过汇款单，脸有点红。旁边几个同事凑过来看，有人酸溜溜地说："哟，还能挣稿费，这算不算搞副业啊？"
何德生没接话，笑了笑，把汇款单折起来塞进口袋。
那天晚上，他给田一妞写了一封信。信里没提稿费的事，只说最近工作忙，巡线的时候看到山里的兰草花开得很好，等她放假回来带她去看。信写好了，装进信封，贴上八分钱的邮票，投进门口的绿色邮筒。
信投进去的那一刻，他站在邮筒前面愣了一会儿。邮筒是铸铁的，上面漆着"中国人民邮政"六个红字，投信口像一张微微张开的嘴。他想起小时候跟着父亲来县城，父亲去邮局寄广播稿件，他就站在邮筒旁边，踮着脚往里看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只听见信落进去的一声闷响。那时候他觉得邮筒是个很神奇的东西，能把人的话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
现在他自己也能往里面投信了，投给一个在省城读书的姑娘。信要走上三四天才能到她手里。他想象着田一妞拆信的样子，嘴角不自觉地弯了弯笑起来。
七月中旬，巡线途中发生了一件事，改变了何德生那一年乃至之后很多年的轨迹。
那天他巡到刘河镇往北的山区路段，天气闷热，山里的空气像一团湿棉花，糊在脸上喘不过气来。三十七号杆换好了新瓷瓶，扎线也重新绑过，他收拾工具准备往回走，忽然听见一阵隐隐约约的歌声。
那歌声很轻，断断续续的，像是有人在哼一首老调子。他停下来听，歌声是从山坳里传出来的，方向大概在线路西边三四百米的地方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背着工具包往那个方向走了。
穿过一片竹林，下了一段陡坡，眼前出现了一排红砖平房，围墙上拉着铁丝网，大门上挂着一块牌子："县少年管教所"。
何德生愣住了。他巡线走过这条路不下二十次，从来不知道这里还有这么个地方。
大门是关着的，铁门上的漆皮剥落了大半，门上写着“社会是人生的学堂，少年是人生的学步“。他站在门外往里看，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，树荫下摆着几张水泥桌凳，几个半大孩子在下棋、看书。墙角有一块菜地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弯着腰在浇水。“小小少年，很少烦恼……”歌声就是从那个老人身上来的。
何德生隔着铁门喊了一声："大爷，借个问——"
老人抬起头，看见他，放下水壶走过来。走近了才看清，老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对襟衫，背有点驼，脸上布满了深而密的皱纹，像干涸的河床。但他的眼睛很亮，那种亮不是年轻人的锐利，而是一种经过很多事情之后沉淀下来的、温和而坚定的光。
"同志，你找谁？"老人说话带着浓重的北方口音，声音却中气十足。
何德生说明了自己的身份，说巡线路过，听到歌声，好奇就走过来了。老人笑了笑，露出几颗残缺的牙齿："唱歌呢，唱着玩儿。你是广电局的？那你们天天跟广播打交道，好啊，好啊。"
两人隔着铁门聊了几句。老人说他姓武，以前是南下干部和春苗电影中大个子兵，后来老伴走了，儿女在深圳打工，他一个人闲不住，就到这儿来帮忙。说是"帮忙"，其实就是给所里的孩子们做饭、种菜、讲讲故事，当管教干部。
"这些娃儿们，"武老头叹了口气，朝院子里努了努嘴，"都是走岔了路的。大的十七八，小的才十二三岁。有的偷东西，有的打架，有的跟着社会上的人瞎混。进了这里，得学规矩、学手艺，还得学做人。"
"您给他们唱歌？"
"唱个啥，就是哄他们睡觉。"方老头有点不好意思地摆摆手，"这些娃儿们晚上睡不着，想家，想妈。我年轻时候在部队学过几首歌，晚上给他们哼哼，哄着哄着就睡着了。有个小娃儿跟我说，武爷爷你唱的歌跟他奶奶唱的一模一样，听着就能睡着了。"
何德生心里动了一下。
他想起自己小时候，父亲何文远加班不回家的时候，母亲就会坐在床边哼摇篮曲。母亲哼的也不是很准但好听，就是一些本地的小调，什么《黄公鸡屋巴多》，调子简单，旋律重复，但听着听着就不怕黑了，就睡着了。
"武大爷，您以前在部队？还在延安保育院护送过孩子？！"
"嗯，当过兵。是保育院护送孩子出追国统区的。"武老战士的眼神忽然变得很远，"四十年代参的军，打过仗。后来复员回来，种了一辈子地。"
……回去的路上，他一直在想这件事。
晚上值班的时候，他把这件事写在了小本子上。写了方老头的样子，写了那排红砖平房和铁丝网，写了那些想家想妈的半大孩子，写了那首没有名字的歌。
他写了很久，写了三页纸，最后停笔的时候，发现自己的眼睛有点酸。
不是因为困。
第二天，他跟文韬台长请了半天假，又去了那趟少年管教所。
这次他带了介绍信，门卫登记了才放进去。武老头看见他来，很高兴，领着他一间一间屋子看。宿舍、教室、活动室、食堂，还有一间小小的图书室，书架上摆着一些旧书，大多是政治读物和法律常识，文学类的只有几本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和《青春之歌》，书页都翻烂了。
"这些娃儿们最缺的不是吃穿，是书。"武老头说，"有几个喜欢看书的，把那几本书翻来覆去地看，都快背下来了。"
何德生注意到一个细节：每间宿舍的床头，都贴着一张手写的纸，上面写着"作息时间表"和"行为规范"。字迹不一样，有的工整，有的歪歪扭扭，但每一张都贴得很端正。
"这是他们自己写的？"
"嗯，我让他们写的。写一遍规矩，心里就多记一层。"
在活动室里，何德生见到了那个说方老头唱歌的孩子。十三四岁的样子，瘦得像根竹竿，眼睛很大，眼神里有不属于这个年龄的警觉和倔强。武老头叫他"小满"，说因为他生在小满节气那天。
小满不怎么说话，何德生问他什么，他就点头或者摇头。后来何德生不问他了，跟他一起蹲在活动室门口看蚂蚁搬家。看了好一会儿，小满忽然开口了："武爷爷唱的那个歌，我奶奶以前也唱过。我奶奶没了以后，就没人唱了。"
何德生没接话，只是"嗯"了一声。
小满又说："我进来以后，头几天晚上睡不着，就数羊，数到一千多只还是睡不着。后来武爷爷来唱歌，我就听着，听着听着就睡着了。"
"他唱的什么歌？"
"不知道名字，就是个调子，呜呜咽咽的，像哭又不是哭。"
何德生在小本子上记下了这些话。
他前后去了四趟少年管教所，每次去都待大半天。他跟武老头聊，跟管教干部聊，跟那些半大孩子们聊——不是以记者身份，就是以一个来串门的年轻人的身份。他帮方老头浇菜，帮孩子们修图书室里那台老是卡带的录音机，帮管教干部抄写一份帮教活动记录。
他渐渐摸清了武老头的底细。武德厚，一九二八年生，一九四二年参加童子团，后加入抗日又进入解放军队伍，打过很多战役，负过伤，左腿里至今还留着一块弹片。南下到这里就地分配，当武装部长了，六年前，县少年管教所建所，缺人手帮忙，他主动找上门去，不要工资。
"我一个老头子，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"武部衣说这话的时候，正在给菜地除草，手上的动作没停，"这些娃儿们，说到底都是苦命孩子。家里穷的、没人管的、被带坏的，哪个生下来就想走歪路？我给他们唱个歌、讲个故事、做顿热饭，算不了什么。他们叫我一声爷爷，我就得对得起这个称呼。"
何德生把这句话原原本本地记在了本子上。
八月上旬，他花了三个晚上，把这篇稿子写出来了。
他写武爷爷，写那个在抗战的炮火中活下来的老兵，写他怎么在和平年代用一首老歌去安抚那些走岔了路的孩子。他写小满，写那个十三岁的少年怎么在歌声里想起去世的奶奶。他写那排红砖平房，写铁丝网里面的世界和铁丝网外面的世界之间那道看不见的墙。他写方老头说过的每一句朴素的话，写那些话里包含的、比任何大道理都重的分量。稿子终于写下了最后一句："电波可以翻山越岭，歌声可以穿越铁丝网。一个老兵用一首没有名字的歌，告诉那些迷路的孩子：回家的路，一直都在。"
他把稿子从头到尾读了一遍，改了几个字，然后工工整整地抄在稿纸上。一共三千六百多字。
第二天，他把稿子交给了明光主任。
明光看了三天，第四天把稿子还给他，说："这篇东西，不像你以前写的。以前你写的是新闻，这篇写的是人物特写。"
何德生没说话。
"我给你往省报投。"明光说，"能不能上，不好说。但我觉得，该让人看看这好人好事。"
《湖北日报》的采用通知是在九月中旬到的。明光拿着电报单跑到机房来找何德生，脸上难得地带着笑："上了，东湖副刊，标题《一支摇篮曲》。"
何德生接过报纸，看了两遍，手有点抖。
《一支摇篮曲》发表后，反响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省报编辑部收到了好几封读者来信，有退休教师、有部队老兵、有基层干部，都说被这篇文章打动了。省广播电台也做了全文广播，播音员的声音通过电波传遍了荆楚大地。
年底，这篇稿子获得了省好新闻二等奖，是县广播系统有史以来获得的最高新闻奖项。颁奖通知寄到局里的时候，干局长在全局大会上点名表扬了何德生，说这是"全局的荣誉"。
何德生坐在台下最后一排，听着干局长的表扬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他想起的还是那个下午，他站在少年管教所的铁门外，听见里面传来断断续续的歌声。
当干局长对文韬说，“德生是块搞新闻记者好料，转岗到编辑部好好培养。’
文韬台文找德生，正式转出转播巡查岗，到电台编辑记者部新岗位工作。何德生笑了。
他站在广播局那棵老槐树下，他忽然觉得，自己这大半年的奔波、熬夜、爬杆、走路、写稿、改稿，所有的辛苦都值了。
不是因为获奖，不是因为表扬。
是因为他终于找到了自己该做的事——不是转播别人的声音，而是去发现那些值得被听见的声音，然后，把它们传出去。
传得很远，很远。
何德生老家，父京说又要换届造举了，这回大家决定不投王大福的票。哪选谁当林主任，村里有能力都外出打工，有能力的人不多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