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午两点十七分，写字楼的空调还在响。沈莉把最后一行数据填进报表，点了发送。屏幕右下角弹出同事的消息：“收到，辛苦。”她没回，只是把钢笔帽拧紧，放回笔筒。桌上的贴纸写着“今日事今日毕”，被显示器照得很亮，边角有点翘。
隔壁工位的椅子往后一推，发出一点声音。同事端着一次性纸杯走过来，杯子上有便利店的标志，热气从杯口冒出来。
“给你倒了点温水。”她把杯子放在沈莉手边，“你又加班了吧？这月第七次了。”
沈莉抬头看了她一眼，笑了笑：“项目赶时间，没办法。”
“上周约吃饭，你也推了三次。”同事靠在隔板上，手里转着杯子，“不是我说你，你这么优秀，可人不能只为了工作活啊。”
沈莉握笔的手停了一下。她低头看着桌面，那张贴纸上的字好像变重了，看得她有点累。她没说话。
“你看我，上个月刚领证。”同事语气轻了些，“也不是非要结婚，但至少……有人会关心你累不累，饿不饿。你不觉得一个人吃饭，连菜都不想点多吗？”
沈莉轻轻吹了口气，水面荡开一圈波纹。她想起三个月前，朋友介绍的男生发消息说新上映了一部纪录片，问她要不要一起看。她当时正在改客户的第三版方案，回了一句：“改天吧，最近太忙。”后来对方再没联系她。
她当时觉得是小事，现在却在想：如果再来一次，我还是会选择改方案吗？
“其实我也不是孤单。”她开口，声音很平，“习惯了。”
“习惯不代表就是对的。”同事笑了一下，“你昨天朋友圈发了个关东煮，九点四十六发的。那时候别人都在家吃晚饭呢。”
沈莉没接话。她喝完水，把纸杯捏成一团，扔进垃圾桶。起身时整理了下西装外套的袖口，纽扣扣得整整齐齐。
“我去倒杯咖啡。”她说。
茶水间在走廊尽头，门半开着。里面没人，只有饮水机滴水的声音。她站在咖啡机前，按了中杯美式，机器开始响起来。玻璃窗映出她的影子：戴黑框眼镜，头发扎成发髻，衬衫领子很平整。她抬手扶了下眼镜，镜子里的人也抬手。动作一样，可眼神有点空。
她盯着那个影子看了几秒，突然觉得不太认识自己。
大学时候不是这样的。那时候她能在排练厅站一整晚，就为了把一句台词说得更好。学长递来一瓶水，说“你演得真投入”，她脸红到耳根都烫。后来话剧社解散了，她错过了考研。爸爸在电话里沉默很久，只说了一句：“你得对自己负责。”
从那以后，她就开始用工作填满时间。一个项目接着一个项目，一场汇报接着一场汇报。她不再迟到，不再犯错，也不轻易表达情绪。她是团队里最稳的人，客户点名要她跟单，主管说她是“定海神针”。
但现在，她站在茶水间的玻璃前，第一次问自己：我到底是在掌控生活，还是在躲？
咖啡好了，机器发出滴滴声。她没去拿，只是看着那杯棕色的液体慢慢装满。香味飘上来，她闻到了，但不觉得暖。
她转身走出去，脚步比来时慢。走廊的灯光照在地毯上，像一道提醒。
回到工位，电脑屏幕已经暗了。她轻点鼠标，页面跳出来，右下角显示18:47。她本能地想去打开下一个任务文档，手指悬在触控板上，停了几秒，然后合上了笔记本。
抽屉拉开一条缝，她看见了那张东西——大学话剧社《雷雨》的门票存根，边缘泛黄，折痕很深。她没拿出来，只是用指尖轻轻碰了一下，确认它还在。然后合上抽屉，动作很轻。
她翻开手账本，翻到最新一页。上面只写了两行：
本周共加班9小时，见客户4次，回复邮件87封……
有没有哪一刻，是为自己活的？
写完，她合上本子，放进包的最外层。起身时顺手关灯，整个工位黑了下来。其他位置还有灯光，键盘声噼啪响着，像谁也不想停下来。
她拎起包，走出办公区。电梯口站着两个实习生，小声聊周末聚餐的事。她按下下行键，等了几秒，电梯门开了，她走进去，按下1楼。
玻璃门外，天色变暗了。街对面的便利店亮着灯，店员正在换招牌。一辆公交车靠站，有人下车，有人低头看手机，有人提着袋子快步走开。城市照常运转，节奏稳定，不会为谁停下。
她站在路边，风吹进袖口，有点凉。她没打车，慢慢走向地铁站。高跟鞋踩在地上，声音清楚，但走得不急。她低头看了眼手表，六点五十三分。
地铁口人流很多。她跟着往前走，经过一家花店，门口摆着几束向日葵，颜色很亮。她看了一眼，没停，继续往下走。
台阶走到一半，她忽然想起同事的话：“人不能只为了KPI活着。”
她没回头，也没停下，只是把手伸进口袋，摸到了HelloKitty纸巾盒。捏了一下，软乎乎的，还在。
她继续往下走，脚步没变，呼吸却好像松了一些。
地铁广播响起：“开往江城广场方向的列车即将进站，请乘客注意脚下安全。”
她站在黄线后，看着隧道深处的光一点点靠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