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城码头是整个旧港城最腥的地方。海水在这里被油污染成墨绿色，浪头打上水泥墩，溅起的泡沫里混着鱼鳞和烟头。阿九蹲在七号泊位的木板堆上，左手被一只穿胶靴的脚死死踩住，指骨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，像踩碎一只螃蟹的壳。她没喊。她的右手已经伸进了那只胶靴主人的裤兜，指尖碰到一只皮夹，两根手指夹住，轻轻抽出来，像从一具尸体上取下戒指。走私贩还在骂，骂她偷货，骂她脏，骂她该被扔进海里喂鱼。阿九抬起脸，一张瘦削的小脸，眼睛大得不合比例，里面没有恐惧，只有一层冷冷的、硬硬的东西，像退潮后留在礁石上的盐。
“海阁罗知道你私吞。”她说。
声音不大，却像一颗钉子钉进走私贩的耳朵。踩在她手上的脚猛地抬起来，胶靴底在木板上蹭出一声刺耳的响。走私贩的脸白了，四下张望，喉结上下滚动。海阁罗是南城走私巨头桑坤的代号，桑坤最恨手下私吞，上一个私吞的人被绑在船锚上沉了海。走私贩盯着阿九，想说什么，最终只从牙缝里挤出一句：“你他妈是谁？”阿九没有回答，从木板上爬起来，拍了拍膝盖上的灰，把钱包揣进怀里，转身就走。她的左手肿了一圈，指节发紫，但她走得稳稳当当，像踩在平地上。
货箱后面是码头的死角，堆着生锈的铁皮和报废的缆绳。阿九蹲在阴影里，打开那只钱包。她以为会有钱，或者至少有几张船票。可钱包里只有两样东西：一颗小小的牙齿，乳牙，白得像一粒米，根部还带着一点干涸的血；一张叠成四折的纸条，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四个歪歪扭扭的字：新货三号。阿九的手指捏着那颗牙齿，指尖在发抖。她认得这种牙齿。码头上的孩子换牙时，大人会把乳牙扔上屋顶，说这样新牙才长得正。可这颗牙齿被郑重地藏在钱包里，像一个标记，像一把钥匙。
她想起阿七。养父阿七是码头的搬运工，三年前的一个雨夜，阿七在工棚里翻出一张旧法院的地图，用红笔在上面画了几个圈，嘴里念叨着“新货”“法院封存”。第二天，阿七就不见了。没有尸体，没有告别，只有那张地图被撕掉了一半，剩下的一半塞在阿九的枕头底下。三年来，阿九偷钱包、查新货、在码头的每一个货柜缝隙里翻找，就是为了找阿七。她捏着那颗牙齿，忽然觉得它热得烫手。
工棚外，几个搬运工蹲在地上抽烟。阿九走过去，从钱包里抽出那叠现金，分成几份，往他们手里塞。工人们缩回手，像被火烧到。“拿着。”阿九说，声音硬邦邦的，“脏钱，花。”一个老工人抬头看她，浑浊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：“阿九，你别再查了。你爹……阿七就是查这个没的。”阿九没有收手，把钱塞进他工装口袋里。她转身走开时，听见背后传来一声叹息，像海风穿过破渔网。
秘密账户点在码头附近一间废弃的报刊亭里。阿九把偷来的钱塞进一台老旧的ATM机，机器嗡嗡响了一阵，吐出一张窄窄的纸条。她展开，上面印着一行字：“四相未齐，先别动手。旧法院线。”她盯着“四相”两个字，眉头拧起来。四相是什么？她不知道。但她知道旧法院线——阿七失踪前，曾经用粉笔在工棚地上画过一个法院的徽章，又用脚飞快地抹掉。她把纸条折好，塞进袜筒里，转身往三号货柜的方向走去。
三号货柜在码头最深处，四周堆着两层高的集装箱，把光线遮得严严实实。阿九摸到货柜门前，门上挂着一把崭新的铜锁，锁旁边贴着一张褪色的封条，上面印着旧法院的印章，字迹模糊，但“法院封存”四个字还依稀可辨。她伸手摸了摸封条，纸质粗糙，边缘卷起，像是贴了很久，但铜锁却是新的。有人来过，而且最近还来过。她蹲下去，耳朵贴在货柜冰冷的铁皮上。里面很静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然后，一个声音从铁皮深处渗出来，低低的，细细的，像小动物被捂住嘴的呜咽。是哭声。孩子的哭声。
阿九的指甲掐进货柜门的锈迹里。她想起那颗乳牙，想起“新货三号”，想起阿七画的那些红圈。法院封存的货柜里，关着孩子。她的旧手机忽然在口袋里震了一下。她掏出来，屏幕亮着，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：“七号仓库，明晚十点。北城幼儿园，赵滴。”短信末尾没有署名，但她认得这个语气，简短、干脆、像医生的处方。和阿七当年留在枕头下那张地图碎片上的笔迹，一模一样。
阿九抬起头，望向北城的方向。北城是人口贩子赵四爷的地盘，幼儿园三个字像一块冰，顺着她的脊梁骨滑下去。她攥紧旧手机，指节泛白，左手肿得更高了，像一只紫色的手套。但她笑了，嘴角咧开，露出两颗小虎牙，像一只刚学会咬人的幼兽。她对着货柜里那个看不见的孩子轻声说：“别哭。我来了。”
海风从码头尽头灌过来，把她的短发吹得乱七八糟。三号货柜的封条在风里啪啪作响，像一面小小的、破旧的旗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