夜总会的VIP包厢在走廊最深处，门是包着黑皮的，隔音好得像一口棺材。沈眠推门进去时，先闻到一股铁锈味，然后才看见桌上的枪。枪是旧式的左轮，枪管擦得发亮，枪柄上缠着一圈褪色的红绳，像从某个旧案卷里拆出来的。枪下面压着一张纸，纸上是四张照片，她的脸在最上面，旁边写着两个字：见欲。沈眠没有退。她反手关上门，门锁咔嗒一声咬合，像骨头复位。
男人坐在沙发上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夹克，头发很短，鬓角有零星的白。他的左腿伸直，右腿弯曲，跛脚的那条腿搁在茶几边缘，像一件放错了位置的行李。他没有看沈眠，目光落在枪上，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，节奏很慢，像心电图上间隔越来越长的搏动。沈眠走过去，在他对面坐下，拿起桌上的酒瓶，倒了两杯。酒是威士忌，琥珀色，在灯下像两杯稀释的血。
“你们四个，”男人终于开口，声音低而平，像念一份久远的病历，“有人想见。不是我想见，是这座城市想见。”他把枪拿起来，放在掌心掂了掂，又放回去。沈眠的见欲在暗处睁开。她看见男人的欲望：一团被反复折叠又展开的纸，纸上有字，字被泪水洇得模糊，但“赎罪”两个字还看得清。他想赎罪。他想把什么东西还回去，还给一个再也收不到的人。
沈眠把酒杯推过去，杯底在玻璃桌面上滑出一声细响。“谁？”她问。男人接过酒杯，没喝，只是握着，指尖在杯壁上留下一个模糊的印。他没有回答她的问题，只说：“明晚十点，旧港码头七号仓库。带上你们各自最不想被人知道的东西。别信提灯人。”最后四个字他说得很慢，像在往一张处方上写禁忌。沈眠的睫毛颤了一下。提灯人——旧港城的暗语里，提灯人是引路的，也是收尸的。谁在夜里提着灯走，谁就是在给死人照路。
男人站起来。他起身的动作很慢，左腿先撑直，右腿才跟上，整个人像一棵被雷劈过但还没倒的树。他走到门口，手放在门把上，回头看了沈眠一眼。那一眼很长，长得像一条走廊，走廊尽头有一扇门，门后是三年前的某个夜晚。“四个人凑在一起，”他说，声音比刚才更低，“就能看见这座城市真正的病灶。”他拉开门，走廊的灯光涌进来，把他的影子拉成一个歪斜的十字。然后他走了，跛脚踩在地毯上，一高一低，像钟摆。
沈眠追出去。走廊里空荡荡的，只有服务生推着酒车从远处经过，车轮在地毯上发出沉闷的滚动声。她走到走廊尽头，拐角处的地上有一枚徽章，铜质，巴掌大小，旧法院的徽章，天平与剑交叉，边缘磨得发亮。她弯腰捡起来，翻过来。背面刻着一行小字，笔迹清瘦，像用手术刀刻的：“四相合一，病灶现形。旧法院线。”她攥紧徽章，铜的凉意从掌心渗进去，沿着手腕，一直爬到手肘。
她站了很久。走廊的灯在头顶发出细微的电流声，像某种昆虫在啃咬黑暗。夜总会大厅的音乐从远处传来，闷闷的，像隔着一层水。沈眠把徽章塞进舞裙暗袋，和旧手机放在一起。她往回走，经过VIP包厢时，门还开着，里面空无一人，酒杯还在桌上，杯里的威士忌没动过，琥珀色的液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灰。她忽然想起那个男人的跛脚。左腿。和清洁工一样。她见过那个清洁工，在夜总会后门的走廊里，拖着左腿扫地，帽子压得很低。原来他一直都在。
沈眠回到休息室，锁上门，坐在化妆镜前。镜子里她的脸很白，白玫瑰在鬓边蔫了一瓣。她拿出旧手机，翻开加密备忘录。法院专线、贺明堂、救护车、白粉、旧法院线、变量名单、四相。现在又多了一条：七号仓库，明晚十点，带上最不想被人知道的东西。最不想被人知道的东西——她最不想被人知道的，是三年前那台手术。那个死在手术台上的病人，那个被构陷的医疗事故，那个被吊销的执照。她最不想被人知道的，是她的编号：四相·见欲。可旧法院线知道。那个跛脚男人知道。这座城市知道。
她关掉手机，把镜子翻过去，背面贴着一张泛黄的剪报。剪报上是一张黑白照片，旧港城第一医院胸外科的合影，她站在最右边，白大褂，短发，笑得很淡。照片旁边有一行铅笔字，是她自己写的：救人的手，也可以翻案。沈眠盯着那行字，忽然想起跛脚男人最后那句话——四个人凑在一起，就能看见这座城市真正的病灶。她是见欲，铁鹰是触欲，阿九是听欲，赵谪是意欲。四相。四个变量。四把手术刀。旧法院线在缝，四王在清，而这座城市躺在手术台上，病灶已经烂到了骨头。
窗外，旧港城的霓虹还在烧。沈眠把剪报重新贴好，关灯。黑暗中，她听见自己的心跳，一下，一下，像手术室里监护仪的声音。明晚十点，七号仓库。她要去。她必须去。因为病灶在那里，因为旧法院线在那里，因为四相中还有三个人，她不认识，但他们的名字已经和她写在了同一张名单上。名单在四王手里，是清除令。名单在旧法院线手里，是手术通知。而她，沈眠，编号四相·见欲，是三年前被吊销执照的胸外科医生。她最不想被人知道的东西，恰恰是这座城市最需要的东西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