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晌午，乐镜宇带着乐义宝和周小子出了济仁堂。

周小子今天穿的是乐镜宇给他买的那身灰蓝棉袄，袖口收得利落，裤腿也不长不短，脚上那双黑布棉鞋擦得干干净净。他跟在乐义宝身后半步远的地方，步子很轻，眼睛却一直在看。看街两边的铺子，看路过的洋车，看远处东交民巷方向那些尖顶的、和他见过的所有房子都不一样的建筑。

乐镜宇走在前面，步子比平时慢了一些。他今天穿了一件玄色缎面长袍，领口的玉扣扣得齐整，手里没有拿烟袋，只在袖子里揣着那本毛边纸册子。走了一段，他忽然开口了，像是自言自语。

“贝业熙这个人，我在济南的时候就听过他的名字。”

乐义宝抬起头看他。

“法国人，在巴黎学过医，又在越南待过几年，会说法语、英语，还有一口不太利索的中国话。”乐镜宇的步子没有变，声音也不高，“他来北京之前，在天津的法国医院做过事。后来跟那边闹翻了，自己跑到东交民巷开了诊所。”

他停了一下，回头看了乐义宝一眼。

“你知道他为什么跟天津那边闹翻？”

乐义宝摇了摇头。

“因为他要写论文。”乐镜宇说，“他在天津接诊了一个病人，肚子里的伤口化脓，他用了各种办法，治好了。按照当时医院的规矩，这种病例要上报给院长，统一写进院里的年报。但贝业熙不同意，他说这个病例是他自己接的，他自己治的，论文要自己写。院长不同意，他就走了。”

乐义宝听着，心里转了一下。一个为了论文跟院长闹翻的医生，是什么样的人？

“这种人，”乐镜宇的声音压低了半度，“你跟他打交道，他看重的只有一样东西，他的研究。别的东西，情分、面子、交情，在他那儿都不好使。你跟他讲交情，他跟你讲数据。你跟他讲面子，他跟你讲证据。”

“那不是挺好？”乐义宝说，“至少他不会糊弄咱们。”

“不糊弄是一回事，”乐镜宇说，“可他要是看不上咱们的东西，也不会给咱们留情面。他当着面就会说不行。你受得了？”

乐义宝看了大伯一眼。大伯的侧脸绷着，嘴角微微抿着，那层惯常的笑收着。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：大伯今天这身打扮，不是为了给贝业熙看的，是给他自己看的。穿得体面，是为了在洋人面前不露怯。

“大伯，”乐义宝说，“您怕他？”

乐镜宇的脚步顿了一下。他回过头，看着乐义宝，眼神里有一种很淡的、被戳破了什么的意外。然后他哼了一声。

“我怕他做什么。”他说，“我就是不喜欢跟太精明的人打交道。你大伯我做了三十年买卖，什么人都见过。最麻烦的就是这种，不贪财，不好色，不讲情面，一门心思扑在一件事上的人。你拿他没办法。”

乐义宝没有再问。他知道大伯说的不是真话。大伯不是怕贝业熙，是怕贝业熙看不上他们的东西。青霉素是乐义宝提出来的，但掏钱、找人、跑腿、兜底的，是大伯。如果贝业熙一句“不行”，那大伯这几个月投进去的工夫、银元和心血，就像一拳打在棉花上，连个响都听不见。

他想了想，开口了。

“大伯，贝业熙这个人，我在那边看过。”他朝东交民巷的方向抬了抬下巴，“他在法国的时候，跟巴斯德研究院的人有过通信。巴斯德研究院，是全世界最早研究细菌的地方。他要是看不上咱们的东西，他不会约咱们见面。他要是见了咱们，说明他至少觉得咱们的东西值得他花时间。”

乐镜宇看了他一眼。“你连这个都知道？”

“我脑子里那个东西告诉我的。”乐义宝说。

乐镜宇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嘴角微微翘了一下，又压回去。他继续往前走，步子比方才快了一些。

“但愿你说得对。”

三人拐出前门大街，穿过一片越来越安静、越来越干净的街区。路边的房子从灰扑扑的四合院变成了带廊柱的两层洋楼，路边的树也从槐树变成了法国梧桐。虽然叶子落光了，但枝丫修剪得整整齐齐，和城南那些乱糟糟的胡同完全是两个世界。周小子的步子慢了一下，又很快跟上来。

“没来过这儿？”乐义宝问。

周小子摇了摇头。

“我也没有。”乐义宝说。

乐镜宇在前面哼了一声：“你才四岁，没来过的地方多了。”

东交民巷的入口处立着一根铁栅栏门，旁边有个穿制服的巡捕。乐镜宇从怀里摸出一张名片递过去，巡捕看了一眼，又打量了一下他身后的两个孩子，侧身让开了。巷子里的石板路铺得平平整整，两边是各国使馆和洋行的招牌，有英文的，有法文的，还有乐义宝认不出来的文字。路上走着几个穿洋装的人，有男有女，皮鞋踩在石板上嗒嗒地响。周小子的眼睛瞪大了，他看着那些人的衣裳，又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棉袄，嘴唇动了动，但到底没有说话。

贝业熙的诊所是一栋两层的灰砖小楼，门楣上挂着一块铜牌，上面刻着法文和一排小字。门是深绿色的，刷得锃亮，门把手是黄铜的，擦得能照出人影。乐镜宇叩了两下门环，不多时，门从里面开了。

开门的是一个穿白色长褂的中国仆役，头发梳得一丝不乱，见了乐镜宇，微微躬身，用带着口音的官话说：“乐先生，贝大夫在楼上等您。”他的目光在乐义宝和周小子身上扫了一眼，没有多问，侧身让三人进去。

诊所里面和外面一样干净。地上铺着暗红色的地毯，踩上去无声无息。墙上挂着几幅人体解剖图，还有一排玻璃柜，柜子里整齐地摆着各种亮晶晶的器械。空气里有一股味道，像是石灰水和某种药水混合在一起的气味，和中药铺里的苦香完全不同。周小子跟在后面，眼睛盯着那些玻璃柜，步子放轻了，像是怕踩坏了地毯。乐义宝走上地毯的时候，脚底下忽然一软，整个人晃了一下。他低头看了看那层厚厚的暗红色地毯，心里头冒出一个不合时宜的念头：这东西，在二十一世纪叫“宜家风格”。随即他把这个念头摁了回去。

仆役领着三人上了二楼，推开一扇门。

屋子不大，但敞亮。三面都是窗，午后的光从窗子里涌进来，把整个房间照得白晃晃的。靠墙一张大书桌，桌上摊着几本书和一堆写了洋文的纸，纸角压着一只黄铜镇纸。书桌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只鹿头标本，鹿角上落了一层薄灰。书桌旁边立着一只玻璃柜，柜子里摆着一排大小不一的玻璃瓶，瓶里装着不同颜色的液体和粉末，每一只瓶身上都贴着手写的标签。最上面一层放着一只铜制的显微镜，铜皮擦得锃亮，在日光里泛着温润的光泽。

书桌后面坐着一个洋人。

贝业熙大约五十多岁，身量不高，但肩膀很宽，穿着一件白色的罩衫，罩衫外面套着一件深灰色的外套，领口露出一截浆得挺括的衬衫领子。他的头发已经灰了大半，梳得整整齐齐，一张方脸，颧骨突出，鼻梁高挺，嘴唇很薄，下巴上留着一撮修剪过的短须。他的眼睛是灰蓝色的，不深，但很亮，看人的时候像是在用眼睛称你的分量。

他看见乐镜宇进来，从椅子上站起来，伸出右手。乐镜宇也伸出手，两个人握了握。贝业熙的手很大，指节粗壮，手背上有一道长长的旧疤，从虎口一直延伸到手腕。

“乐先生。”贝业熙用带着浓重法国口音的中国话开口了，声音低沉，像是一块石头滚过沙地，“好久不见了。你上次来，是三年前的事。”

乐镜宇点了点头：“贝大夫记性好。”

贝业熙的目光从他脸上移到乐义宝身上，又移到周小子身上。他在周小子的脸上停了一瞬，然后移开了。他看人的时候不像是在看一个孩子，而是像在看一个病例，或者一具标本。乐义宝注意到，贝业熙的目光扫过周小子的手，那双手上有冻疮，指节红肿，但他什么也没说。

“坐。”贝业熙朝墙边的几把木椅抬了抬下巴。

乐镜宇坐下，乐义宝坐在他旁边。周小子退后一步，站在椅背后面，两只手垂在身侧，安安静静的。

乐义宝回头看了一眼周小子。那少年站在椅子后面，背挺得笔直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像是习惯了站在别人身后。乐义宝的嘴唇动了动，他想说“你也坐”，这三个字已经到舌尖上了。他忽然想起大伯在路上说的那句话——“贝业熙看重的只有一样东西，他的研究。别的东西，情分、面子、交情，在他那儿都不好使。”他又想起自己现在是个四岁的孩子，说这种话会让人起疑。他把那三个字咽了回去，转过头来，面朝贝业熙。

贝业熙看了周小子一眼，又看了看乐义宝，没有说什么，回到书桌后面坐下。

“乐先生今天来，信上说‘有事相商’。”贝业熙端起桌上的一只白瓷杯，喝了一口里面的黑咖啡，杯口冒着热气，“什么事？”

乐镜宇没有立刻回答。他端起桌上的茶碗喝了一口，搁下，然后看着贝业熙。

“贝大夫，你在天津的时候，见过多少伤口化脓的病人？”

贝业熙端着杯子的手停在半空。他把杯子搁下，两只手交叉搁在桌面上，手指慢慢敲了两下。

“很多。”他说，“去年冬天，光是我这个诊所，就有二十三个。其中十一个没救过来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没有起伏，像是在报一组无关紧要的数字，“烂腿的，烂胳膊的，还有几个是肚子里的伤口烂了，外面看不出来，等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怎么？”

“有一种药。”乐镜宇说，“治伤口化脓，比现在所有的药都管用。”

贝业熙的手指停住了。他看着乐镜宇，灰色的眼睛里那点亮光变深了一些。

“什么药？”

乐镜宇把毛边纸册子从袖子里摸出来，翻到“兔试”那一页，搁在桌上，推到贝业熙面前。贝业熙低头看了一会儿，又翻到前面几页，看了那些歪歪扭扭的字和圈圈叉叉的涂改。他的眉头先是皱着，然后慢慢松开了。他又翻回到“兔试”那一页，看了很久。

“这个，”他终于开口了，手指点着那行“左后腿切口，涂药五日，消肿结痂”，“是兔子？”

“灰兔。”乐镜宇说，“左后腿外侧切口半寸，见血为度。次日红肿化脓，以药涂之。五日，肿消，痂结，行动如常。”

贝业熙抬起头来，看着乐镜宇。

“谁做的？”

“我侄子。”乐镜宇朝乐义宝偏了一下头，“四岁。”

贝业熙的目光移向乐义宝。这一次他看了很久，像是在打量一件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。乐义宝迎着他的目光，没有躲闪。贝业熙的眼睛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，像是惊讶、怀疑和某种被压抑的兴奋搅在一起。他看了乐义宝好几秒，然后移开目光，去看那几页方子。

他看得很慢，手指在“乙醚萃取”“反萃取”那几个词上停了好几次。看完之后，他把方子搁下，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敲。

“这个方子，”他说，“有一个问题。”

乐义宝的心跳快了一拍。

“乙醚，”贝业熙说，“在这个季节的北京，不好买。我的诊所里有一瓶，但不够用。如果你要做大规模的提纯，至少需要十瓶。天津的洋行应该有，但要订货，等货到至少一个月。”

乐镜宇点了点头。“一个月可以等。”

贝业熙没有立刻回答。他站起来，走到墙角的玻璃柜前，打开柜门，从里面取出一只小小的玻璃瓶。瓶里装着半瓶透明的液体，瓶口用蜡封着。他把它搁在桌上，推到乐镜宇面前。

“这是我在巴黎认识的一位同行寄来的。他叫杜博斯，在巴斯德研究院做研究。”贝业熙说，“五年前，他发表过一篇论文，说有一种霉菌可以杀死细菌。他的实验做得很漂亮，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菌种来验证。你们说的这个‘点青霉’，可能是他在找的东西。”

乐镜宇拿起那只玻璃瓶，对着光转了转。瓶壁上贴着一小张标签，上面写着几行法文。他把瓶子搁下，看着贝业熙。

“你愿意帮我们？”

贝业熙没有直接回答。他坐回书桌后面，端起咖啡喝了一口，把杯子搁下，两只手交叉搁在桌面上。他的目光从乐镜宇脸上移到乐义宝脸上，最后落在周小子脸上。

“我需要看你们的粗制品。”他说，“不光是兔试的结果，我要亲眼看到你们那个粉末的样子。然后我要自己试。如果有效，我们再谈下一步。”

乐镜宇点了点头。“粗制品在后巷。明天可以送过来。”

贝业熙点了点头。他站起来，又伸出右手。乐镜宇也站起来，两个人握了握手。这次握得比刚才紧了一些。

“还有一件事。”贝业熙在松开手之前说，“如果这个药真的成了，我希望能在我的诊所里留一份完整的记录。剂量、时间、病人的反应，全部留下来。”

乐镜宇看了他一眼，点了点头。“行。”

乐义宝从椅子上滑下来，站到地上。他回头看了一眼周小子，那少年还站在椅背后面，两只手垂在身侧，安安静静的。乐义宝走过去，在周小子胳膊上轻轻碰了一下。周小子低头看他，乐义宝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朝门口偏了一下头。周小子便跟在他身后，两个人一前一后出了门。

从诊所出来的时候，三个人都没有说话。走了一段路，乐镜宇忽然停下来，回头看了乐义宝一眼。

“你刚才说得不错。”他说，“‘青霉素’那三个字。”

乐义宝抬起头，看着大伯。

“贝业熙这个人，”乐镜宇说，“我跟他打了三年交道，从来没见他像今天这样。他看那几页方子的时候，手指在抖。”

乐义宝愣了一下。

“我认识他三年了。他看什么都是淡淡的，连去年天津闹瘟疫，他一天看了四十个病人，脸上都没什么表情。”乐镜宇的声音不高，“但你那几页方子，让他手指抖了。”

乐义宝没有接话。他想起方才贝业熙看方子时那副样子，眉头紧锁，嘴唇微微翕动，手指在纸页上停停走走。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：贝业熙不是不激动，他是在压着。一个真正有成就的人，不会因为看到了什么好东西就大喊大叫。他会先怀疑，再验证，最后才决定信不信。

“大伯，”乐义宝说，“他会帮我们的。”

乐镜宇没有接话，只是继续往前走。但他的步子比来时轻了一些。周小子跟在最后面，回头看了一眼东交民巷深处那栋灰砖小楼。楼顶的窗户里透出一点暖黄的光，在灰蓝色的暮色里像一只安静的眼睛。他收回目光，加快脚步跟上了前面的人。

走到东交民巷入口的时候，乐镜宇忽然又开口了。

“他看你的那个眼神，”他说，“我在济南见过一回。那时候有个德国大夫，跟一个本地郎中比谁先治好一个烂腿的病人。德国大夫看本地郎中的眼神，跟今天贝业熙看你的眼神一模一样。”

“什么眼神？”乐义宝问。

“又怀疑，又怕自己错过什么。”乐镜宇说，“他怕你是真的，又怕你是假的。”

乐义宝没接话。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，四岁的、肉乎乎的手指头，在暮色里看不出什么特别。他忽然想起方才在东交民巷入口处，自己差点让周小子也坐下。那是在二十一世纪养成的习惯，人人生而平等，站着的坐着的都是人。可这里是1916年，周小子是周小子，他是乐家三少爷。他不能让别人看出他脑子里装着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灵魂。

他把两只手揣进袖子里，跟着大伯继续往前走。

（本故事为架空虚构，文中组织与现实中任何政党、政治团体无关在此声明）

（第十八章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