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6年12月初，沪上。

华界一拿下来，直军就剩下老城和江边那点地方了。

闸北、南市、沪西全在定北军手里。直军残部两万多人挤在旧县城里，外围的机枪阵地在两天里丢了大半。丢掉的阵地有的被炮火翻了一遍，沙袋炸散了，铁丝网扭成一团，挂在断墙上像乱发。有的还留着完整的射击孔，只是里头换了人。射击孔后面的沙袋上留着深褐色的血迹，一层叠着一层，最上面那层还没有干透，在十二月的寒风里冒着若有若无的热气。

北站和南站都被占住了，铁路断了，铁轨上停着几节空车皮，车门半开着，风从车皮里穿过去，发出呜呜的声响，像有人在铁皮肚子里哭。铁轨两边的碎石缝里长出了枯黄的草，草叶被风压得贴着地面，一抖一抖的。沿江的码头和渡口被封，连条小火轮都跑不出去，趸船上的缆绳松了，船身随着潮水一荡一荡，撞在石阶上发出闷响。吴克仁的独立第一军一部从金山卫往西推，已经插到松江西南，把沪上朝杭州、嘉兴方向的路也切了。公路边的电线杆上还挂着直军没来得及收的电话线，风一吹，线头在杆子上缠来缠去，像一团解不开的乱麻。

直军不是没求援。他们给南京、杭州都发了电报，一封接一封，半天没有正经回音。南京那边，孙传芳自己也在败退，从江西一路退到长江边，手底下的兵跑了一半，顾不上上海。杭州那边倒是回了电，只有一句话：“固守待援。”再问援军什么时候到，就没了下文。电报房里的报务员戴着耳机，手搁在电键上，等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，收报机里只有电流的沙沙声。那沙沙声里偶尔会浮起一些模糊的信号，像远方有人在说话，可仔细听的时候，又什么都没有，只剩下一片无边无际的杂音。报务员把频率调来调去，旋钮在手指底下发出细碎的咔嗒声，每转一个刻度，沙沙声就换一个调子，可是没有一个调子里藏着他们想听的消息。

飞机也试着从老城边上起飞，是一架双翼的侦察机，机身上还漆着直军的徽记。飞机在城外的土路上颠簸着滑行，螺旋桨卷起一片黄尘，刚拉起来就被外面炮火追着打，高射炮的烟团在机翼两边炸开，黑灰色的烟一朵一朵地绽放在灰白的天空里。飞行员猛推操纵杆，机身侧着打了一个旋，又缩回去了。飞机落地的时候起落架断了一根，机身歪在跑道边，螺旋桨插进土里，弯成了麻花。

到了第七天，城里连发的电报都少了。电台还开着，真空管的灯丝发着暗红色的光，机器散出的热气在冰冷的屋子里凝成一小团暖意，可等不来一句准话。报务员把耳机摘下来搁在桌上，耳机里还传出细微的电流声，嗡嗡的，像一只困在铁盒里的苍蝇。他点了一支烟，烟头的火光在他脸上跳了一下，照出一双熬得通红的眼睛。烟抽到一半，他把烟掐了，又戴上耳机，继续在沙沙声里等。

江上，萨师俊的舰队没动地方。几条军舰横在吴淞，舰旗被吹得笔直，旗角啪啪地拍打旗绳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浪打在舰首，碎成白沫，顺着舷侧往下淌。舰上的灯在天黑之后全部熄了，只留下几盏锚灯，红绿两点，在黑暗里一明一暗地交替。甲板上的水兵来回走动，脚步声被海浪声盖住，只偶尔能听见铁鞋掌磕在钢甲板上的一声脆响，那声音在夜里传得特别远，从舰首传到舰尾，又从舰尾传回来，像一只铁锤在敲一口巨大的铁钟。主炮的炮衣还没有揭，炮管斜指着灰蒙蒙的天空，像几根沉默的手指。炮手蹲在炮位旁边，手插在袖筒里，下巴缩在衣领里，眼睛盯着江面上那一线模糊的水光。

杨靖宇的人沿黄浦江布哨，从吴淞一直守到南码头。渡口全锁了，铁链子、木板、沙袋，层层叠着。铁链子上挂着铜锁，锁孔里塞了铅，钥匙早扔进了江里。夜里探照灯在江面上扫，把水照得一片白，光柱里的水汽像无数细小的虫子，翻飞旋转。光柱移开之后，江面重新沉入墨色，只有水流拍打堤岸的声音还在响，哗啦，哗啦，不急不缓，像一个人在深夜里叹气。

后半夜，江边哨兵抓住了一个想从老城方向偷渡出来的人。那人抱着一块木板，从上游漂下来，被探照灯照住了。他在光柱里僵了一下，像一只被灯照住的夜鸟，然后拼命划水想冲出光柱，可水流和光线一样把他钉在原地。哨兵把他从水里捞起来，浑身湿透，衣服贴在身上，嘴唇冻得发紫，身上搜出一封信，信上写的是老城里的布防和粮弹存量，准备送到租界那边去。信纸被水浸湿了一角，但字迹还看得清，是用蓝黑墨水写的，字很小，密密麻麻，写满了两张纸。杨靖宇的人把他押到前指，蒋光鼎看了一眼那封信，让人把他带下去关着，等战后再说。

“城里没电了。”有人报给蒋光鼎。那人是个参谋，手里拿着一份刚收上来的报告，站得笔直。

“水呢？”

“水厂还在，但煤不够。过一两天也供不上。”

“两万多人，没水没粮，他们撑不了几天。”

“要不要再往里放一放消息？”参谋问。

“放一点。让翻译写些标语，说降了可以走。别写别的。城里人现在不怕别的，就怕没水没粮。”

杨靖宇来找蒋光鼎。两个人在南市一处前指碰头。前指设在一栋两层楼的老式石库门房子里，底下的客堂间临时改成了作战室，楼上住着几个参谋和通讯兵。屋里的家具还没有搬空，一张红木八仙桌横在屋子中间，桌面上铺着地图，桌子底下有一只猫蜷着打盹。前主人是个绸缎商人，墙上还挂着他家的全家福，照片上的人穿着长袍马褂，表情严肃，相框玻璃裂了一道缝，从右上角一直斜到左下角。

屋里没开灯，窗外的光透进来，把墙上的城区图照得半明半暗。地图上用红蓝铅笔标着密密麻麻的记号，老城被圈在一个红圈里，圈外面全是蓝色的箭头。箭头一圈一圈地围着老城，像水波从外面收拢。

“我这边能封到他们连江边都摸不到。”杨靖宇站在窗前，一只手撑着窗台。他的手指很长，骨节分明，手背上有一道从虎口一直延伸到手腕的旧疤，颜色比周围的皮肤浅一些，在暗光里几乎看不出来。

“够了。再往前就是租界。你的人别过线。西边、北边、南边都堵死了，东边江上封死。这就是围。”蒋光鼎把地图上的红圈又描了一遍，铅笔尖在纸上发出轻微的沙沙声，线描得很重，铅笔芯断了一截，他也没有换。

“两万多人挤在城里，我看他们撑不过十天。”

“等他们自己出来。我们喊了七天，不急这一个晚上。今夜再断一下水，明天一早他们就会露头。”

“水厂那边你安排的？”

“安排了。闸门关了一半，剩下的慢慢流，让他们知道快没了，但又不至于立刻渴死。”

杨靖宇没有接话。他把窗台上的一只空碗拿起来，翻过来看了一眼碗底，又放回去了。碗底有一圈浅浅的水渍，已经快干了，只留下一道模糊的痕迹，像潮水退去后的沙滩。那只碗是粗瓷的，碗口上有一个豁口，釉面已经磨得发暗，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。

当天夜里，江风吹得很大。城里黑得更深了。城门口堆着沙袋，外面几百步外，就是定北军的阵脚。沙袋码得整整齐齐，有的沙袋已经破了，细沙从破口里慢慢漏出来，在地上堆成一个小小的锥形堆。

城里的街巷空荡荡的，偶尔有一条野狗从弄堂里跑出来，跑到街心停一下，又夹着尾巴钻回去了。狗瘦得肋骨一根一根凸出来，毛色灰暗，尾巴夹在两条后腿之间，跑动的时候耳朵贴着头皮往后抿。有几户人家的窗户缝里透出一丝光亮，是点了蜡烛。烛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出来，在窗台上投下一道细细的亮线，风一吹就晃，像一根在黑暗中游动的金线。蜡烛的火苗极短，烧得很慢，蜡油顺着烛身往下淌，在烛台上凝成一坨半透明的乳白色。

老城里面，直军残部的几个高级军官聚在一处祠堂里。

祠堂是前清留下来的建筑，三开间，青砖灰瓦，飞檐翘角。檐角的脊兽缺了半个脑袋，剩下一只独眼对着灰蒙蒙的天。屋檐下挂着一块匾，匾上的字被灰尘糊住了，只隐约认得出“敦本”二字。门口的石狮子缺了一只耳朵，另一只的眼睛里塞了一团泥。院子里有一棵老银杏，叶子落光了，只剩光秃秃的枝干，在夜空里撑开一片黑色的网。树杈上挂着一口铜钟，钟舌早就锈住了，风再大也敲不响。

供桌上还摆着几块牌位，牌位前的香炉里插着半截没烧完的香。牌位上的字被烟熏得发黑，金漆剥落了大半，只剩下凹下去的字痕。香炉是铜的，炉壁上刻着缠枝莲纹，铜绿已经把花纹填满了。那半截香是暗红色的，烧过的部分弯着，没有掉下来，香灰一节一节地断在炉里，积了薄薄一层。

几个人围着一张旧方桌。

坐在上首的是直军沪上守备司令赵秉钧，中将衔，五十出头，头发花白，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。他原是孙传芳手下的一个师长，上海开打之后临时被提上来统辖所有残部。煤油灯的光在他脸上跳，皱纹一会儿深一会儿浅。

左手边坐着五省联军赣军总司令郑俊彦。他是从江西前线一路退下来的，出发时手底下还有万把人，过了衢州就只剩三千出头，到了嘉兴又跑了一千多，进上海的时候，身边还剩不到两千人。第十四师的番号是后来临时挂上的，他原先指挥的四个军，如今能收拢的只有这一个师。他四十来岁，保定陆军学堂出身，瘦长脸，颧骨高，眼窝深陷，手指很长，骨节分明，搁在桌面上像一把摊开的折尺。

右手边是第二师师长李宝章。他比郑俊彦矮半个头，肩宽体壮，脸圆圆的，平时很和气，现在脸上的肉松垮垮地垂着，眼袋浮肿，像几天没睡了。再往外是参谋长何世桢，手里拿着一份拟好但三天没发出去的电报稿。再往外，几个旅长靠墙坐着，没人说话。

“北站没了，南站没了，江边封了。往杭州的路也断了。”何世桢先开口。他把电报稿搁在桌上，纸角被煤油灯烤得微微发黄。

“电报发不出去，援军来不了。困在这儿等着？”郑俊彦说。他的声音哑哑的，像在砂纸上磨。

“不等能怎么办？打出去？拿什么打？子弹还剩多少？”李宝章把话接过去。

“不到三成。”

“三成？你那个师还有三成？我那边早就不到两成了。”

赵秉钧没说话，手指头在桌面上轻轻敲着，一下，隔很久，又一下。煤油灯的火苗跟着他的节奏跳，灯芯烧得发黑，隔一会儿就得用针拨一下。

“当兵的这几天都在问，饷什么时候发。上个月的饷还没结，这个月又欠着。我跟他们说再等等，等什么？我自己都不知道等什么。”郑俊彦说。他的手从桌上收回去，搁在膝盖上，手指头攥着裤腿的布，攥紧了又松开，松开了又攥紧。

“两万多人，每天吃的粮就不是小数。粮官刚才来报，按现在的吃法，还能撑三天。三天之后杀军马，军马杀了之后呢？”何世桢说。

祠堂里安静了一阵。有人把桌上的煤油灯拧大了一点，光照亮了地图上老城那一小块区域，周围全是蓝色的箭头。箭头一圈一圈地围着老城，像水波从外面收拢。他又把灯拧小了。

“降了吧。”有人低声说。声音从靠墙那排旅长里传出来，不知道是谁说的。

“降了之后呢？”赵秉钧终于开口了。他的声音不高，但祠堂里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

“不知道。但比在这儿等死强。”

“当兵的怎么想？”赵秉钧问。

“当兵的？你问问他们，谁想打？拿饷的时候一个个都来，真要拼命了，跑得比谁都快。昨天三连跑了两个，今天早上又跑了三个。再围两天，不用人家打，自己就散了。”李宝章说。

“那就降？”

“降也不能这么降。”赵秉钧把烟头摁在桌角上，摁灭了，又没地方扔，就搁在桌角。“人家围了七天，咱们一枪没放就举白布，往后怎么谈条件？杰卿从江西一路退过来，衢州没守，金华没守，退到上海还是没守，一枪没放就降，这支队伍往后还怎么带？总得再撑两天，让他们知道咱们不是软柿子。撑过了再谈，好歹能谈个像样的条件。”

郑俊彦的脸在煤油灯的光里沉了一下。他没有接话，只是把搁在膝盖上的手攥得更紧了。赵秉钧说的每个字他都听进去了，衢州、金华、嘉兴，每一站他都在等，每一站都没等到。他不想再等，可他也不想再退了。退到上海，已经是尽头。

“撑？拿什么撑？粮没了，水也快没了。你撑两天，当兵的跑光了，你拿什么撑？”李宝章把话接过去，声音比刚才高了些。

“那你说怎么办？”

“等。再等两天。”郑俊彦终于开了口，声音很低，低到几乎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。“看南京那边有没有回音，看杭州那边有没有动静。我的人从江西一路退过来，衢州、金华、嘉兴，每一站都在等，每一站都没等到。再等两天，实在不行，再说降的事。”

“两天？两天之后粮就断了。”

“断就断。断粮之前，先把军马杀了。马肉也能吃几天。”

“那马杀了，以后突围怎么办？”

“突围？你往哪突围？东边江上封死了，西边南边北边全是他们的兵。你拿什么突围？”郑俊彦说完，把身子往后一靠，后脑勺抵在墙上，闭上了眼睛。祠堂的冷风从门缝里钻进来，吹得他额前的头发一颤一颤的。

祠堂里又安静了。赵秉钧把桌上的煤油灯拧灭了。灯芯上的最后一点火星挣扎了一下，灭了，灯罩里升起一缕细细的青烟，油烟味混着香炉里的残香，在屋子里弥漫开来。

祠堂里暗下来，只剩供桌上那半截香头的一点红火，在黑暗里一明一暗。那红火很小，小得像一颗将灭未灭的星，每亮一下，就短一截。香灰断了，落在铜炉里，发出极轻的一声响。

没有人再说话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赵秉钧站起来，推门出去了。门轴发出一声尖细的吱呀，门板在门框上撞了一下。外面的冷风灌进来，把那半截香头的红火吹得亮了一下，又暗下去了。风里裹着江上的水汽，湿冷湿冷的，带着一股淤泥和铁锈混在一起的气味。

门关上了，吱呀声又响了一遍。祠堂里重新安静下来，只剩下几个人或粗或细的呼吸声，在黑暗中此起彼伏。有人在角落里轻轻叹了口气。那口气很长，从胸腔深处慢慢挤出来，像一只漏气的皮囊。

然后什么声音也没有了。

第二天，城头上还是没有动静。

蒋光鼎站在远处的一处屋顶上，手里拿着望远镜。屋顶是平的，四周砌了一圈矮墙，矮墙上长满了枯黄的瓦松，踩上去软塌塌的。望远镜是德国货，蔡司的镜片，沉甸甸的，镜筒上缠着一层黑色胶布，有几处已经磨得发亮。他看了一会儿，把望远镜放下了。

“城头上没挂白。”参谋说。

“不急。他们自己会吵。吵完了，自然有人出来。”

“要不要再放点消息进去？”

“放。让翻译写些标语，用弓箭射进去，或者找几个本地人从门缝里塞。说降了可以走，不降就一直围着。别写别的，多了他们反而不信。”

“那水厂那边？”

“维持现状。闸门还是半关，让他们知道水快没了，但每天还能接一点。断得太快，他们反而会拼命。慢慢熬，熬到他们自己撑不住。”

他从屋顶上下来，沿着楼梯往下走。楼梯是木头的，踩上去吱呀吱呀响。扶手被磨得光滑，上面落了一层薄灰，灰里印着几道深深浅浅的手印。走到一半的时候他停了一下，回头朝老城方向看了一眼。城楼和城墙的轮廓在灰蓝色的天幕底下，一动不动。城头上没有人，旗子也没有了。什么也没有。只有一只乌鸦落在城楼的飞檐上，缩着脖子，像一块黑色的石头。

他继续往下走，脚步在木梯上发出沉稳的响声。走到地面的时候，天已经暗了，街边的路灯还没有亮，巷子里黑黢黢的。路灯的玻璃罩上蒙着一层灰，灯泡里的钨丝断了一截，垂下来，像一根透明的蛛丝。远处传来一阵脚步声，是巡逻队正沿着街道往北走，枪托偶尔磕在墙上，发出短促的一声响。脚步声渐渐远了，街道重新沉入寂静。

他站了一会儿，转身朝前指的方向走去。身后的老城，还在围里。

风从江上吹过来，带着咸腥的水汽。远处传来一声汽笛，是萨师俊的某条军舰在换锚位，汽笛声长长的，闷闷的，像一头牛在夜里叫了一声。声音在水面上滚了一阵，散了。

城里的街巷中，那盏蜡烛又亮了。火光在窗缝里晃了两下，稳住了。

（第59章 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