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5年2月21日，邱伟的癌症再度恶化。
陈欣怡守在病床边，已经守了三天。病房里很安静，只有心电监护仪发出规律的滴答声。白色的墙壁，白色的床单，白色的灯光，一切都是白色的，白得让人发慌。窗外的天灰蒙蒙的，偶尔有鸟从窗前掠过，留下一道转瞬即逝的影子。陈欣怡坐在床边的折叠椅上，身体往前倾着，头埋在胳膊里，呼吸均匀。她睡着了。
期间并没有什么人来探望邱伟。
偶尔有护士推门进来，看一眼监护仪上的数字，在记录本上写几笔，然后转身离开。她们的动作很轻，像是怕吵醒什么。偶尔有医生来查房，翻翻病历，对着邱伟的身体按两下，和护士低声说几句，又走了。他们脸上的表情很淡，没有担忧，也没有悲伤，只是例行公事。时间久了，医护人员对这种场面也见怪不怪了。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，没有家属频繁出入，没有花篮和果篮堆满床头柜，没有人在走廊里哭。这样的病人，他们见过太多了。每天只是惯例看两眼就走人。
3月1日夜晚，邱伟终于恢复了清醒。
他睁开眼的时候，病房里只有一盏床头灯亮着，发出昏黄的光。窗外已经是深夜，黑漆漆的，偶尔有车灯从远处扫过，在窗帘上投下一道转瞬即逝的白光。他的身体很沉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压过，每一块肌肉都在隐隐作痛。喉咙干得发紧，像是吞了一把沙子。他侧过头，看向床边。
陈欣怡早在一个星期前便离开了。
邱伟不知道这件事。他昏睡了太久，意识像一片被风吹着的叶子，时起时落，从未真正落定。他醒来第一件事只是感到诧异，为什么自己会在医院里。他慢慢撑着胳膊坐起来，动作很慢，像是身体在抗议。他没有感到犹豫，开始在病房内翻箱倒柜地寻找是否有着关于自己的物品。床头柜的抽屉里只有一卷用了一半的纸巾和一个塑料杯。衣柜里只有两件病号服，叠得歪歪扭扭。他拉开每一个抽屉，翻遍每一个角落，动作越来越急促，呼吸也跟着变粗。
最终，邱伟只找到了属于他的钱包。钱包在床头柜最里面那一层，被一张用过的纸巾盖着。他打开钱包，里面有他的三张银行卡，以及一张身份证。身份证上的照片是几年前拍的，那时候他还没有瘦成这样，脸上有肉，眼睛里有光。他把身份证翻过来看了看，又翻回去，照片上的人对着他笑，那笑容让他觉得陌生。
病床下面的背包里是陈欣怡给他准备的换洗衣服，一件灰色的卫衣，一条深色的运动裤，还有两双干净的袜子。衣服叠得很仔细，边角压得平平整整。背包的夹层里还有邱伟的手机和充电器，他按下开机键，屏幕亮了一下，右上角显示电量还剩百分之三十。
“一分钱都不会给你们！”邱伟自言自语着迈出病号房。他的声音很哑，像是很久没有用过。他把钱包和手机揣好，背上那个背包，穿着一身松松垮垮的病号服就往门口走。病号服的裤腿短了一截，露出他的脚踝，上面还贴着输液用的胶布。他扯掉胶布，随手扔在地上，光着脚踩在冰冷的瓷砖地面上。走廊里很暗，只有应急灯发出绿莹莹的光，照在墙上像一层薄薄的苔藓。
他转头间便看到走廊通道的大门被锁了起来。那是一扇厚重的铁门，门把手上面缠着一圈铁链，铁链上挂着一把挂锁。邱伟愣了一下，然后皱着眉更加懊恼。他伸手拉了拉铁链，铁链哗啦啦地响，但门纹丝不动。他用力踹了一脚铁门，沉闷的声响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，可没有人来。
“老子的破命没那么值钱！”他对着那扇铁门骂了一句，声音在走廊里撞来撞去，没有人回应他。
他站在铁门前喘了几口气，然后转身回到病房内。他走到窗户边，打开窗户，冷风瞬间灌进来，吹得他身上的病号服猎猎作响。他探头向下望去，楼下是一片草地，黑乎乎的一片，看不清具体的地面。他估了一下高度，这里大概是二楼，或者三楼。七八米差不多，死不了。雨后的草地是松软的，应该能缓冲一些。
邱伟没有一丝犹豫。
他爬上窗台，双手撑着窗框，将身体呈现出一个“大”字。风灌进他的衣服里，把病号服吹得鼓起来，像一只将要起飞的、笨拙的鸟。他闭上眼，两秒后，一声闷响传来，在寂静冰冷的医院外面显得格外轻微，无人在意。
他摔在了草地上。
湿软的泥土接住了他，泥水被他的身体砸得向四周飞溅。他的脸埋进泥里，嘴里尝到了草根和泥土的味道。身上那件病号服被泥水溅得脏兮兮的，白色的布料上洇开大片大片的深褐色。他的左肩膀先着地，传来一阵钝痛，但没有骨折的感觉。他躺在那里，大口大口地喘气。看着头顶灰蒙蒙的夜空。没有星星，只有远处楼顶的一盏灯在雾蒙蒙的天幕上晕开一团模糊的光。等到呼吸平稳了，才慢慢撑着胳膊坐起来。他低头看了看自己，浑身上下都是泥，像是刚从田里爬出来的。
他思索着，现在是回出租屋还是该回家。
想了想，邱伟选择回家看看。至少自己的父母是明事理的。
他从草地上站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泥，可泥水已经渗进了布料里，拍不掉。他把背包往肩上提了提，光着脚走出那片草地，踩上了人行道的水泥地面。路灯把他的影子拖在身后，歪歪扭扭的，夜风吹在他湿透的衣服上，冷得他缩起了脖子。街上偶尔有车经过，车灯扫过他的脸，没有人停下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