城门打开后的第三天，城外三处集结营地已经全部搭建完毕。

蒋光鼎的警备司令部牵头主持整编，杨靖宇的要塞司令部负责核查军工、炮台物资，双方各自派人进驻各营区，建立了联合办公和定期会商制度。

会商制度定了两条：每日傍晚碰头一次，交换当日进度和遇到的问题；每周汇总一次，报城外临时指挥部备案。

碰头的地点在营地中间的一顶大帐篷里。帐篷里摆着一张长条桌，桌上铺着灰布，布上搁着几摞登记表和两支蘸水笔。

帐篷角落放着一只铁皮水壶和几只粗瓷碗，谁渴了自己倒。

投降部队两万九千余人，按照预先划定的区域分驻三处营区，各处都配发了行军帐篷、干粮和饮水，人员按原有编制临时安置，等候逐批处理。

营地外围有守备部队负责警戒，但不设禁闭设施，巡逻间距留有充足空间，降军可以在划定的范围内自由活动，只要不越过规定的边界。营地边界用白灰画了线，线外每隔几十步设一个哨位，哨兵背着枪站着，不来回走动，也不往营地里看。

整编第一天，缴械工作全面展开。

所有轻重武器、火炮、弹药全部登记入库，由军工人员逐项核对。步枪、机枪、手枪分别按型号分类，登记表上列出每一件的编号和来源单位。登记桌一字排开，每张桌子后面坐着两个人，一个清点，一个登记。步枪码在地上，一排一排地摆过去，枪托朝外，枪管朝里，从远处看像一排排整齐的栅栏。火炮清点后拖入指定停放区，炮管用帆布包裹，弹药箱码放在旁边的临时棚架下。帆布是新的，灰绿色，裹在炮管上之后用麻绳扎紧，扎绳的结打在炮口下方，防止雨水从缝里渗进。

整个缴械过程没有遇到抵抗，也没有发生冲突。

现场军官和士兵在核对完自己部队的武器清单后，各自在移交单据上签字确认。

有人签字的时候手顿了一下，笔尖在纸上停了一会儿才落下；有人写得快，签完把笔往桌上一放，转身就走了。

有个直军的老军械官，五十多岁，戴着圆框眼镜，镜腿断了一根，用细麻绳绑着。他在登记表上逐行核对枪号，看到有问题的就用指甲在纸页边上掐一个印，掐完了继续往下看。

全部核完之后他把表推到桌子中间，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，又戴上，对登记的军工人员说：“有一批中正式，枪管有磨损，编号在备注栏里写了。”军工人员看了一眼备注，点了点头，在表上做了标记。

缴械完成后，进入人员甄别分流阶段。

甄别分三步走。第一步是身体检查，由军医逐个过。第二步是面谈，由政工人员问话，问家庭情况、从军经历、个人意愿。第三步是综合评定，由警备区、野战军和警察部队各派一名代表联合审定。

体检在营地北侧的帐篷里进行。军医让降军按批次脱掉上衣，检查四肢、胸背和视力。

有旧伤的记录下来，有传染病的单独隔开。有个老兵，左臂上有一道从肩膀划到肘弯的疤，军医看了一眼，问：“什么时候的？”

“三年前，江西。”

“能伸直吗？”

老兵把胳膊伸直了。军医捏了捏他的肩关节，又让他弯了一下，点了点头，在表上写了“旧伤，不影响功能”。

面谈在另一顶帐篷里。政工人员坐在桌后，对面放一把凳子，一次进一个人。问话的时间不长，五到十分钟一个。

“叫什么？哪里人？”

“赵大柱，山东。”

“当兵几年了？”

“三年。”

“之前干什么的？”

“种地。家里地没了，出来当兵。”

“愿不愿意留下？”

“愿意。”

“留的话，想去野战军、守备部队还是警察？”

“野战军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野战军管饱。在直军那边，三天饿两顿。”

政工人员在表上勾了“野战军”，备注栏写了一行字：“体格健壮，无家室拖累，有实战经验，本人志愿野战军。”

综合评定在当天傍晚进行。三方的代表围坐在长条桌边，把白天体检和面谈的结果过一遍，逐人定去向。有争议的，当场问，当场定。

“这个，刘二，体检没问题，面谈说想回家，但家在保定，路费没有。你们看怎么办？”

“不愿意留的，自己走。不发路费，这是规矩。”

“他说走着回。那就按自愿遣返处理。”

“下一个，孙顺，河南人，家里发大水，没地了，愿意留。”

“体格怎么样？”

“一般。没伤，但不算壮。”

“编守备。”

“下一个，周老四，弟兄三个都死在战场上，没家了，愿意留。”

“体格？”

“还行。三十五岁，打过仗。”

“编野战军还是守备？”

“野战军缺人，编野战军。”

“他岁数偏大一点。”

“三十五不算大。打过仗的比新兵强。”

“那就野战军。”

五天下来，三处营区一共定了一万八千余人的去向。剩下的第二天继续。

甄别分流的整体原则就一条：不养闲人。愿意留下的，不管是编入野战军、守备部队还是警察，都得干活。

野战军打仗，守备部队守城，警察管治安。干什么活，吃什么饭。

第一类，精锐兵员，补入野战军。

甄选标准是：年纪在十六到三十五之间，体格健壮，有实战经验，没有家室拖累的优先。这部分人占全部降军的近三分之一，约一万三千人。

他们单独编组，由野战军派来的军官带队，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强化集训，然后按编制分拨到各野战军。集训的内容包括队列、射击、战术协同和野战筑城。

教官都是从各野战军抽来的老兵，带过兵、打过仗，训练起来不含糊。

第一天跑操就跑了五公里，跑完了有人蹲在地上喘，教官站在旁边看着，说了一句：“喘完了接着跑，明天还是五公里。”

有个年轻兵，二十出头，体格好，被分到了野战军。

他拿到新发的步枪时，把枪举起来瞄了瞄，又放下，拉了拉枪栓，枪栓很顺。

他咧了一下嘴，笑的很大声，但看得出高兴。旁边一个老兵看了他一眼：“这么高兴？”

“这枪比我在直军那边用的好。那边发的枪，枪栓拉三下卡两下。”

“好好干。野战军管饱。”

“嗯。”

第二类，普通兵员，编入守备部队。

这部分人占大多数，约一万三千余人。年纪不等，体格一般，没有突出的战斗经验，但能站岗、能巡逻、能修工事。

他们被分配到沪上警备区各守备营，补充城防力量。

大部分人编入后备整训兵团，待训成后再分配至其他城区。

集训的内容比野战军轻一些，以队列、站岗、巡逻和工事修筑为主。

教官先让他们把营房内外打扫了一遍，打扫完了，教官站在门口看了一眼，说了一句“干净了”，然后才开始讲作息制度。

作息制度就贴在棚子门口的板子上，字是手写的，墨迹还没干透。

出操、早饭、训练、午饭、午休、训练、晚饭、点名，一天的时间全写在上面，什么时候干什么，写得清清楚楚。

有个兵，三十来岁，以前在直军当班长，被分到了守备部队。

他站在队伍里，看着新发的制服，摸了摸布料，比旧军装厚实。带队的军官走过来，问：“当过班长？”

“当过。”

“那你还当班长。带一个班，十个人，明天开始。”

“是。”

第三 类，老弱伤残，编入警察部队。

这部分人约三千余人，年纪偏大，或者身上有旧伤，不能再扛枪打仗，但还能做事。

他们被分配到沪上各城区警察分局，负责街巷治安、户籍管理、交通指挥和基层稽查。

警察部队的编制和守备部队分开，不占守备员额，属于地方治安序列。

发制服，发警棍，发枪但子弹限量。

有个老兵，四十来岁，腿上有伤，被分到了警察部队。

他拿到警察制服的时候翻来覆去看了几遍，问登记的军官：“这衣裳穿着能回家不？”

“能。下了班随便穿。”

“那行。比军装强。”

他把制服叠好，夹在胳膊底下，跟着领队往城里走。走到营地门口的时候，他回头看了一眼那些还在排队登记的人，看了一会儿，转身走了。

走之前他把手里那块干饼掰了一半，留在了门口的石头上。

三类分完之后，剩下的人不多了。伤兵先送医院，治好了再按条件分到三类里。

军官单独造册，集中看管，等上面派人来审。顽固分子、手上有人命者，单独隔离拘押，移交军法处审理。

军官三百余人，被安置在营地后方一处独立的院落里，院墙不高，门口有哨兵，但院子里可以自由活动。

每天有人送饭送水，隔几天有人来问话。问话的时间不长，问完了就回去等。

审完了再定去向——没有问题的，愿意留的编入守备或警察，不愿意留的遣返；有问题的，移交军法处。

顽固分子、手上有人命者，集中关押在营地后方一处独立院落里，由警备区的宪兵队负责看管，审讯工作随后陆续展开，不经军法处正式裁决不得释放。

院子是一处旧祠堂改的，院墙不高，门口站着两个宪兵，门是从外面锁的。

里面的人按批次一个一个叫出来问话，问完了送回去，换下一个。

整个分流过程中，没有路费，也没有发遣散粮。不愿意留的，自己走。

走之前登记去向，发一张通行条，路上关卡凭证放行。

通行条上不写路费，只写“准予通行”四个字，盖一个警备区的章。

有人拿着通行条走了，走的时候什么都没带，就带走了身上那身旧军装。

有人走到营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，看了一会儿，转身走了。

甄别工作进行的同时，杨靖宇的要塞部队开始全面核查江防设施。

吴淞、宝山、高桥三处炮台的损毁情况逐一登记，修复方案逐条拟定。核查的人带着皮尺和记录本，一段一段地量，一处一处地记。

炮台基座上有几处弹痕，深浅不一，深的能伸进去一个拳头，浅的只是蹭掉了一层皮。

弹药库余量清点后统一移交军工保管，修复报告当天汇总后报往城外临时指挥部备案。

崇明岛的接管方案也已上报，先遣分队正在岛上建立临时前哨，为后续常态化驻防做准备。

前哨是在一处旧渔村的基础上改的，几间房子修了修屋顶，围了一圈铁丝网，门口立了一根旗杆，旗还没挂上去。

整编结束后，沪上原有守军番号全部撤销，不再保留任何旧编制。

所有新编入警备部队的降军获得新编号，与其他部队按照统一建制运转。

蒋光鼎在一份汇总报告上签了字，上面列着分流后的各项数字——编入野战军的一万三千余人，编入守备部队的一万二千余人，编入警察部队的三千余人，军官三百余人，伤兵四百余人，移交军法处的三百余人。

各栏数字清晰对应，合计与总数吻合。他看了一遍，签了名，把报告交给传令兵带回。

传令兵接过去折好，塞进挎包里，骑上自行车走了。车轮碾过营地的土路，留下两道浅浅的车辙。

报告送到北平，已经是两天之后的事了。

（第61章 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