术后第二天，我开始发烧。

先是低烧，三十七度八，护士量了体温说多喝点水就行。

到了下午烧到三十八度六，住院总医师过来看了，开了血常规和C反应蛋白，抽了两管血送下去化验。

结果出来的时候，我正在跟朵朵视频通话。

朵朵趴在镜头前面，头发散着没扎，穿着那件粉色兔子睡衣，下巴搁在手背上，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屏幕。

她身后是她的玩具架，架子上摆着那只我去年出差从上海带回来的恐龙玩偶，绿色的，叫小果冻。

“妈妈你看，这是我画的。”她举着一张画纸怼到镜头前面。

画上有三个人，左边的人有长头发，中间的人很小，右边的人没有身体只有一个巨大的脑袋。

脑袋上画了眼镜，一粗一细。

“爸爸的眼镜为什么一边粗一边细？”我问。

“因为他那天把我的眼镜弄坏了，我生气了。”朵朵说，“所以我要把他的眼镜也画坏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戴眼镜了？”

“不是戴眼镜，是戴——那个叫什么——太阳镜。就是那种很大很大的，把眼睛遮住的。爸爸带我出去玩的时候给我买了一个，粉色的，上面有Hello Kitty。后来爸爸说他也要戴一下试试，他就戴了，然后他脸太大了，把我的眼镜撑坏了。他说对不起，我说没关系，因为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。”

缪骋那张脸，确实撑坏了。

我笑了一下，伤口疼，又收了回来。

“妈妈你生病好了没有？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想吃你做的——你上次做的那个——就是鸡蛋和西红柿的那个——”

“西红柿炒鸡蛋？”

“对对对！我想吃了。周奶奶做的不放糖，不好吃。你的放糖，好吃。”

“妈妈好了就回去给你做。”

“那你要快点好。”朵朵把下巴搁到恐龙玩偶的脑袋上，小果冻的肚子被她压得鼓出来一块，“爸爸说你肚子里那个坏蛋虫虫已经拿出来了，你病就好了一半了。剩下的那一半要好好养，养好了才能回家。”

“爸爸还说什么了？”

朵朵歪着头想了想：“他还说妈妈是超人，超人也会生病，但是超人不会死。我问爸爸什么是死，他说死就是去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再也不回来了。我说那妈妈不会死的，因为妈妈答应过我要陪我一百年的。爸爸说嗯，她答应过你的。”

朵朵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轻松，像在复述一个睡前故事。

她的声音轻轻的，软软的，每一个字都像一颗小石子，一个一个地丢进我心里，漾开一圈一圈的涟漪。

手机震了一下，有电话插进来。

我看了一眼号码，是公司打来的。

“朵朵，妈妈先挂一下，晚点再打给你。”

“好。妈妈拜拜。”

“拜拜。”

我切换到通话。

电话那头是沈格，我的助理，二十六岁，做事利索，嘴也紧。

她从毕业就跟着我，三年了，什么事情交给她办我都放心。

“姐，你的独家代理权那个事，出了点问题。”沈格的声音压得很低，像是捂着话筒在说话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中标的那个经销商，就是那个低十二个点的，被投诉了。投诉方说他们在投标过程中提供了虚假的代理授权证明，质疑材料的原件和扫描件有出入。现在三家医院的采购办都收到了匿名举报信，要求重新审核中标资格。”

我握着手机的手指收紧了一些。

“举报信什么时候收到的？”

“昨天下午。三家医院同时收到，用的是同一个快递公司，同一个寄件地址。姐，这个时效性你不觉得太巧了吗？你昨天上午手术，举报信昨天下午到。你前脚刚上手术台，后脚就有人要把你谈了大半年的独家权搅黄。”

我没说话。

“姐，我在查寄件人的信息了。快递单上的寄件人姓名和电话都是假的，但我顺着单号查到揽收站点在城东，离你住院的医院不到三公里。从打印面单到包裹揽收，前后不到二十分钟。你说什么人会同时拿到三家医院的收件地址，又能在二十分钟之内完成三份举报信的寄递？”

“沈格，”我说，“你直接说你的判断。”

沈格停了两秒：“姐，我说了你别生气。”

“说。”

“我查了城东那个揽收站点的监控。寄件人是个穿白大褂的男的，三十来岁，戴黑框眼镜，南方口音。”

我的脑子里嗡了一声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监控画面我发你微信了。”沈格说，“你看了就知道了。”

我打开微信，点开沈格发来的视频。

画面不太清楚，角落里有时间戳，显示昨天下午两点十一分。

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站在快递点的柜台前，手里拿着三个已经封装好的文件袋，递给工作人员。

他侧面对着镜头，但那个轮廓，那个站姿，那个戴黑框眼镜的特征——我认得。

孙远。

缪骋手下的住院医师。

“沈格，”我的声音很平，“你把举报信的内容发给我。”

“已经发了。”

我打开附件。

三封举报信内容完全一致，打印在一张A4纸上，格式规范，措辞严谨，像是出自专业人士之手。

信里指控中标经销商提供的代理授权书存在伪造嫌疑，要求医院重新审查。

信的落款是“一名关注医疗采购公正性的内部人士”。

内部人士。

我反复读了那封信，每一个字都读得很慢。

写这封信的人非常专业，他不是随便写写，他做足了功课。

他知道代理授权书的格式要求，知道医院采购审核的流程漏洞，甚至知道中标经销商的报价比第二名低了十二个点——这是我告诉缪骋的。

我告诉他的时候，他站在我的病床前，背对着我，声音不大，说“你选的货，你心里没数吗”。

我以为他在质疑我的专业判断。

他在套我的话。

他在确认独家权到底给了谁，确认完了，转头就让孙远去寄举报信。

从我告诉他信息到举报信寄出，中间隔了不到一个小时——他连手术记录都没写，先安排了这件事。

我在他眼里，连一台手术的记录都不如。

我盯着手机屏幕，直到它自动熄灭。

病房里暗了，窗外已经完全黑了，路灯的光透过窗帘照进来，昏黄的一小片，落在床尾，像一块褪色的补丁。

门被敲了三下。

“艾屿，量体温了。”护士推门进来，手里拿着耳温枪。

我没说话，让她把耳温枪塞进耳朵里，嘀的一声，她看了一眼读数，眉头皱了一下。

“三十八度九。还在烧。”她在记录本上写了什么，“你的血常规结果出来了，白细胞偏高，CRP也高，有感染迹象。住院总刚才给你加了抗生素，一会儿护士站会给你挂上。”

“哪个抗生素？”

她看了一眼医嘱单：“头孢曲松，一天一次，另外加了一组甲硝唑。缪主任亲自开的医嘱，他下午看过你的化验结果以后加的。”

“他看过了？”

“嗯，他下午来病房看过你的病历，那时候你在睡觉，他就没叫你。”护士把耳温枪揣进口袋，“对了，他还在护士站问了一句，说你输液的留置针有没有换过位置。我说前天打的，还没换。他说明天换一个位置，原来的位置有点红，可能是轻微静脉炎。”

她说完就出去了。

床头的呼叫器闪着绿色的光，空调的出风口发出嗡嗡的低响，隔壁床空荡荡的，被褥叠得整整齐齐，枕头上有一个人形的压痕——是程未中午枕过睡午觉留下的。

他走的时候没把枕头拍平。

我重新拿起手机，打开通讯录，找到那个备注名叫“回来了”的号码。

我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，然后按下了拨出键。

嘟——嘟——嘟——

每一声都像隔了很久，我的心跳追着嘟声的节奏，一下一下地加速。

“喂？”他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，背景很安静，有纸张翻动的声音，他应该在办公室。

“缪骋。”

“嗯。”他停了一下，纸张翻动的声音停了，“你发烧了，别乱动，躺在床上说话。”

“举报信是你让孙远寄的？”

电话那头安静了三秒。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他问。

不是否认，不是解释，不是迂回，是“你怎么知道的”。

这意味着他根本没打算否认，他只是在确认我是怎么查到他的。

“城东那个快递点的监控，”我说，“孙远侧脸对着镜头，穿你的白大褂，袖子卷到手肘。你办公室的备用钥匙放在护士站的抽屉里，他拿了钥匙开的你的柜子拿的白大褂。但他忘了一件事，你的白大褂左胸口袋里别着三支笔，两支黑色一支红色，红色那支笔帽上贴着一块白色的胶布写着‘缪’字。监控里他的胸口没有那三支笔，因为他穿的是你的白大褂但他没带你的笔。孙远自己的白大褂这两天在科室的洗衣筐里，今天早上还没人收走，上面沾了碘伏的颜色，是昨天下午做急诊清创的时候蹭上的。”

缪骋没说话。

“你让他穿着你的白大褂去寄举报信，”我说，“是想万一被发现了，别人会以为是缪骋本人寄的。但你忘了一件事——缪骋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。一个做了二十年手术的外科主任，不可能在术前谈话的时候把最重要的信息漏给对手，也不可能在寄举报信的时候不戴手套不留指纹。你故意让他穿你的白大褂，故意不戴手套，故意让监控拍到他从你办公室方向走过来。因为你要的不是匿名，你要的是实名。”

电话那头依然安静。

“你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举报是缪骋做的。你要让医院和厂家都知道，你在维护医院采购的公正性。你把你自己塑造成一个不惜举报前妻也要守住底线的正直医生。你赢了。”我的声音有点抖，不是烧的，是气的，“但你是不是忘了，那个独家代理权，是我带着沈格跑了十一个月，出差四十七趟，做了九版方案，在客户办公室门口等到晚上十一点才拿下来的。十一个月，四十七趟，九版方案。缪骋，你前妻的命也是命，你前妻的十一个月也是十一个月。”

长久的沉默。

我听见电话那头传来很轻很轻的一声响，像是他把笔放下了。

塑料的，砸在桌面上，声音不大，但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听起来很清楚。

“艾屿。”他终于开口了，声音不大，“你的独家代理权，是你用你公司的产品拿下来的。我在举报信里质疑的不是你的能力，是那家经销商提供的代理授权书的真实性。这是两码事。”

“那你有没有确认过授权书的真假？”

又沉默了两秒。

“确认过。”他说。

“结果呢？”

“假的。”他的声音很平，像一个诊断结果，不带情绪，不带判断，只是一个事实，“经销商的代理授权书是伪造的，公章是PS的，授权期限超出了总代的实际授权范围。你在那家公司干了十一年，你不可能不知道这些。”

我的脑子像被人泼了一盆冰水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你的独家代理权，”缪骋说，“是建立在假授权书之上的。你跑了十一个月，但你合作的经销商在你签合同之前就已经在弄虚作假了。你不知情，不代表事情没发生。”

我张了张嘴，没发出声音。

“举报信的事，是我让孙远去的，”他继续说，“但举报的内容不是我编的，是事实。我作为医院的科室主任，有责任对采购流程中的任何违规行为提出质疑。这不针对你，针对的是违规行为本身。”

“你不针对我？”我的声音终于找回来了，不抖了，因为抖已经没用了，气也没用了。

他要的不是针对我，他要的从来都不是针对谁，他要的是正确，是规则，是程序正义，是他认定的那个对错分明，黑白清晰的世界。

在这个世界里，错了就是错了，违规了就要举报，不管违规的人是谁，不管违规的人是不是刚从他手术台上下来，肚子里还插着引流管。

“缪骋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”

“你说。”

“如果这个独家代理权不是我拿的，是一个你不认识的销售总监拿的，你也会去举报吗？”

“会。”

“你不认识她，你不知道她有没有孩子，不知道她身体好不好，不知道她刚做完手术。你还会举报吗？”

“会。”他说，“因为我是科室主任。维护采购的合规性，是我的职责。”

我把手机从耳边拿开，看了屏幕一眼，通话时长四分十一秒。

然后我把手机贴回耳边，说了一句我自己都没想到的话。

“缪骋，你这一辈子，活的就像一个手术方案。精确，严谨，没有冗余，不出错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人生不是手术，人不是病例，感情不是缝合线。有些事情不需要对错分明，有些人不需要黑白清晰。”

他不说话。

“朵朵今天跟我说，你说我是超人。”我说，“但超人也需要被人当个人看。你把我当过一个人看过吗？”

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极轻极短的呼吸，像是一个还没成型就被咽回去的字。

“你的抗生素，”他说，“头孢曲松你过不过敏？”

“不过敏。”

“那挂了电话让护士给你打上。烧到三十九度以上会影响切口愈合。”

“缪骋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谢谢你给我做的这台手术。你做得很漂亮。”

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。

安静到我以为他挂了，看了一眼屏幕，还在通话中。

“你再说一遍。”他说。

“不用了。你说过的话，从来不重复第二遍。我也不重复。”

我挂了电话。

手机从手心滑落到被子上，屏幕的光闪了一下，自动熄灭了。

天花板上的灯管闪了两下，最后亮了。

白色的光铺满了整间病房，照得人无处可躲。

我低头看了看手背上的留置针，针口周围的皮肤确实红了，一圈淡淡的红晕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烫了一下。

护士推门进来，手里举着输液袋。

头孢曲松，透明液体，沿着输液管一滴一滴地往下坠。

“艾女士，手伸出来。”

我把手伸给她。

她用酒精棉擦了擦接头，把输液管连上，调了调速，看了一眼滴速，说：“有什么不舒服叫我。”

“好。”

她走了以后，病房又安静了。

隔壁床还是空的，被褥整整齐齐，枕头上的压痕已经弹回去了，平整得像没人躺过。

我拿起手机，给沈格发了一条消息：“举报信的事不要查了。经销商的事，周一上班把他们的授权链从头到尾拉一遍，我要全部的原件。”

沈格秒回：“姐，你怀疑授权有问题？”

我没回。

过了十几秒，她又发了一条：“姐，你是不是在哭？”

我用指腹擦了擦眼角，湿的。

我回了她三个字：“没有啊。”

然后把手机扣在胸口，闭上眼睛。

抗生素沿着血管爬遍全身，凉凉的，像一条蜿蜒的河。

病房的空调嗡嗡地响，走廊上偶尔有人走过，脚步声由近及远，慢慢消失在走廊尽头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也许是十分钟，也许是一个小时，我听见门口有一阵很轻的脚步声。

不是路过的，是在门口停下的。

然后是一声极轻极短的呼吸。

然后是一个东西放在地上的声音。

然后脚步声远去了。

我等了很久，确定走廊上已经没有声音了，才慢慢撑起身体，探出床沿，往门口看了一眼。

门没关严，从门缝里可以看见走廊的地砖上放着一个白色的塑料袋。

袋子里是一个保温袋，保温袋里是一碗粥。

禾丰记的南瓜粥。

粥上面贴着一张外卖单，收件人写的是“艾屿女士”，备注栏写了一行小字，字迹工整，笔画分明：

“朵朵让我买的。南瓜粥，多糖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