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7年1月初,上海。
宋瑞华到沪上的那天是阴天,云层压得很低,风从黄浦江的方向吹来,带着水汽和淡淡的煤烟味。
车队在城外停了下来。她没有等人来开门,自己推开车门下了车。
冯国梁从前面那辆车里下来,走到她身边,没有寒暄,直接说了一句:“蒋光鼎陪你走。他熟。我不陪了,你看完了再说。”
他朝蒋光鼎点了一下头,转身回到车上。车队走了,留下一辆。
蒋光鼎站在车旁边等着,穿一件半旧的呢子大衣,领口扣得很严。
冯国梁上车前又补了一句:“孙继先我让人送去旧法院了。他看他的,你看你的。晚上碰头。”
宋瑞华没有急着进城。她在城门口站了一会儿。
城门口的木桩还在,行人从木桩两侧进出。路面被清扫过,但还有未完全去除的碎屑嵌在砖缝里。
豁口处的墙体参差不齐,断墙边缘的砖块露出灰白色的茬口,有几处已经用水泥补过了,颜色比周围的旧砖浅。
她看了两侧墙体上炮火留下的擦痕和修补过的痕迹,然后沿着城门内侧的街道走进去。
蒋光鼎走在她身边,保持大约半步的距离。她没有问话,他也没有主动介绍,两个人就这么沿着街道往前走着。
沿街的铺面开了一多半。一家小吃摊前排着几个人,手里端着搪瓷碗,碗沿冒着白汽。她经过一家米铺时放慢了脚步。一个人正蹲在米铺门口修理一架秤杆,秤杆的刻度已经磨得有些模糊了,他用一块湿布擦着刻度线,把边缘的旧漆和灰尘一点点清理掉。她没有说话,站了一会儿。心里想:东西能修,说明人还愿意修。愿意修,就说明还想过下去。
再往前走,她在一家布店门口停了下来。柜台后面坐着一个中年女人,正在用尺子量一匹蓝布,量完了,用粉笔在布边上画了一道线,拿起剪刀沿着线剪下去。剪刀在布面上走得很稳,没有毛边。门槛上放着一块湿抹布,门槛被擦得很干净,连缝隙里的灰尘都抹去了。
走到一处十字路口时她停下来,看见巷子深处有人正蹲在地上修一段被炮弹崩裂的路沿。
那个人用铁锹把碎裂的水泥块一块一块铲起来丢进旁边的推车里,每铲一块都要弯腰一次,起身一次,节奏不紧不慢。
她站在那里看了片刻,没有打扰他。
走到一条稍宽的街上时,她看见一家茶馆开着门。
茶馆里坐了几个人,有人在下棋,棋盘是画在木板上的,棋子是磨圆的石子。
茶馆的伙计提着一把大铜壶在桌间穿行,给每个空碗续水,壶嘴离碗沿有一尺高,水柱又细又稳,落进碗里没有溅出一滴。
她想:能坐下来喝茶下棋,说明这地方已经不怕了。不怕了,才敢坐下来。
下午,她看了一处小型卫生所。两个穿白大褂的人正在给一个受伤的工人处理伤口。
工人坐在长条凳上,裤腿卷到膝盖,小腿上有一道口子。
医生用镊子夹着棉球蘸了药水,从伤口中心往外一圈一圈地擦。包完了,医生拍了拍工人的肩膀,工人站起来,把裤腿放下来,点了点头就走了。
傍晚回到住处,她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:“城门已开,街市初定。东西能修,人还能坐下来。但要紧的东西还没来。”
第二天一早,蒋光鼎陪她去了南市。
南市是沪上老城区的商业中心,战后恢复得比闸北快。
沿街的店铺大多开了门,有几家还挂了新的招牌,匾额是暗红色的底子,字是黑漆的,笔画粗,远看很清楚。
她在一家药铺门口停下来,看了一会儿。药铺的柜台后面坐着一个老中医,正在给一个妇人把脉。
把完了,老中医从抽屉里取出一张方子,用毛笔写了几味药,递给旁边的学徒。
学徒接过方子,转身去药柜前抓药,拉开一个个小抽屉,用戥子称了分量,倒在牛皮纸上,包成几包,用细绳扎好。
宋瑞华在门口看了一会儿,没有进去。她注意到药铺的门框上贴着一副旧对联,红纸已经褪了色,但字还看得清。
对联写的是“但愿世间人无病,何愁架上药生尘”。她看了那副对联,站了一会儿,转身走了。
再往前走,她经过一家当铺。当铺的门板只开了一半,里面光线昏暗,柜台很高,柜台上方挂着一块木牌,上面写着“当”字。柜台后面坐着一个瘦削的中年人,正在翻一本旧账册。她站在门口看了一眼,没有进去。她注意到当铺门口的石阶上坐着一个老妇人,怀里抱着一个包袱,包袱皮是蓝布,边角已经磨白了。老妇人低着头,没有看任何人。宋瑞华看了她一会儿,对蒋光鼎说:“当铺还开着,说明有人还有东西可当。也有人没有东西可当了。”
蒋光鼎没有接话,只是点了点头。
下午,她去了城南的一处工人住宅区。这里的房子比南市矮,大多是砖木结构的平房,一排一排地挤在一起。巷子很窄,两个人并肩走都嫌挤。巷子里晾着衣服,水滴从衣服上滴下来,落在青石板上,洇出一小块湿痕。有几个女人坐在巷口缝补衣裳,针线在手指间来回穿梭,动作熟练。一个年轻女人坐在门槛上给孩子喂奶,孩子裹在一条旧毯子里,毯子边角补了几块不同颜色的布。
宋瑞华在巷口站了一会儿,看着那些坐在巷口缝补衣裳的女人。她注意到其中一个女人的手指上有几道裂口,裂口边缘结了痂,但指腹上还有新的伤口。那个女人缝补的时候,针在布面上走得很慢,每缝几针就要停下来,把手指在嘴边哈一口气,再继续缝。
她看了一会儿,对蒋光鼎说:“这些人手上有裂口,还在缝。缝的是别人的衣裳,还是自家的?”
蒋光鼎说:“都有。帮人缝一件,挣几个铜板。缝自家的,省几个铜板。一样的事。”
她点了点头,没有再多说。
从工人住宅区出来之后,她去了城外的一处临时营地。营地不大,几排帐篷搭在一片空地上。帐篷里住的是从战区疏散出来的百姓,大多是老人、妇女和孩子。营地里有几口大锅,锅里煮着粥,几个妇女正在给排队的人盛粥。粥不稠,但每人能分到一碗。
她看到一个七八岁的男孩蹲在帐篷门口,手里捧着一只豁了口的粗瓷碗,碗里的粥已经喝完了,碗底还留着几粒米。男孩用舌头把碗底舔干净,然后把碗放在膝盖上,两只手捧着碗沿,没有站起来。她走过去,蹲下来,问了一句:“吃饱了吗?”
男孩看了她一眼,没有说话,只是把碗往怀里抱了抱。旁边一个妇女替他说:“他家里没人了。爹死在江边,娘带着弟弟跑了。就剩他一个。”
宋瑞华看了那个男孩一会儿,站起来,对蒋光鼎说:“这里的孩子,能安排去上学吗?”
蒋光鼎说:“能。城里的学校开了,收了一部分。但宿舍不够,只能收走读的。这个男孩没家,住不了走读。”
“那就先让他住营地。等宿舍修好了再说。不要让他一个人待在帐篷里。”
“好。我让人安排。”
第三天上午,她去了旧法院。孙继先已经在那里看了两天了。
旧法院是一座两层的砖楼,外墙刷了灰白色的漆,有些地方已经剥落了。楼前的台阶被清扫过,台阶两侧的花坛里种了几棵冬青,叶子绿着,但边缘有些发黄。她走进门的时候,孙继先正站在一楼的一间办公室里,面前摊着一本旧案卷。他抬头看见她,点了一下头,没有说话。
她走到他旁边,看了一眼那本案卷。案卷的封皮已经发黄了,上面用毛笔写着一行字:“沪上地方法院民事卷宗,民国十二年。”孙继先把案卷翻到其中一页,用手指指着上面的一段批注说:“这是前任法官写的。案子判了,但批注写得潦草,执行记录也不全。这样的卷宗,一屋子都是。”
“你看完了?”
“看了两屋子了。还有一屋子没看。”
“看出什么来了?”
“看出来一件事:法院不在,或者法院不独立,案子就判不干净。判了也没人执行。执行了也没人监督。”
宋瑞华没有接话,走到窗前看了一眼外面的院子。院子不大,种着一棵老槐树,树底下放着一张石桌,桌上落了几片枯叶。她看了一会儿,转身走回孙继先旁边,翻了几页案卷,把案卷合上,放在桌上。
“你还要看多久?”
“再给我一天。”
“行。明天晚上一起吃饭。”
第四天,她一个人去了龙华机场。没有让蒋光鼎陪,只带了一个随从。
机场的跑道上停着几架飞机,灰蓝色的机身排成一排,地勤正在做例行检查。她站在跑道边上,看着那些飞机,看了一会儿。一个穿着飞行服的年轻人从机库里出来,看见她,愣了一下,走过来问:“您是?”
“路过。看看。”
“您是宋先生?”
她没有回答。年轻人没有再问,只是站在旁边,过了一会儿,说:“这批飞机是上个月刚从津门转场过来的。第七飞行大队,队长姓陈。我是第一中队的,姓王。”
“你们从津门飞过来,用了多久?”
“一天。中途在青岛加了一次油。”
“飞过来之后,感觉怎么样?”
“感觉这机场比津门大,跑道也长。就是风大,靠江,侧风不好对付。”
“飞了几天了?”
“每天都在飞。早上飞侦察,下午练编队。队长说不能闲下来,一闲就生。”
她点了点头,没有再问。站了一会儿,转身走了。
那个年轻人站在跑道边上,看着她的背影走远,才转身回了机库。
第五天上午,她去了杨树浦的一家纱厂。
纱厂是战后第一批复工的工厂之一,厂房不大,但机器已经转起来了。
她走进车间的时候,女工们正站在织机前面操作,机器声很大,说话要贴着耳朵喊才能听见。
她沿着车间走了一圈,看了一会儿女工们的手在纱线间穿梭,动作熟练。
一个女工的手指被纱线割了一道口子,她从兜里掏出一块旧布缠上,继续干活。
宋瑞华站在她旁边看了一会儿,没有打扰她。
从车间出来之后,她在厂门口站了一会儿。厂门口有一棵老榆树,树底下放着一张长条凳,几个刚下工的女工坐在凳子上吃午饭。
午饭是自己带的,大多是一块干饼和几根咸菜。
有个年轻女工从兜里摸出一个小纸包,打开,里面是几片腊肉,分给旁边的人,一人一片。
几个人就着干饼吃了,一边吃一边说着什么,声音不大,偶尔笑一声。
宋瑞华看了一会儿,转身走了。
第六天,她去了吴淞。
吴淞镇上的警察队已经上岗了。她在镇口看到两个警察站在路边,一个拿枪,一个拿登记本。
有个挑担子的农民经过,警察问了一句:“哪里来的?”
农民说:“宝山。”
警察在本子上记了一笔,放行。农民走了,担子吱呀吱呀地响。
她走到码头边上,看见几个警察正在检查一艘靠岸的渔船。
渔船上装着几筐鱼,警察翻了翻鱼筐,没有发现问题,让船主把船靠稳。
船主是个五十来岁的汉子,脸上的皱纹很深。
他把船绳拴在桩子上,跳下船,走到岸上,蹲在墙根底下抽烟。
宋瑞华走过去,问了一句:“这码头,现在查得严吗?”
船主看了她一眼:“严。但该打鱼还是打鱼。查归查,打鱼归打鱼,不碍事。”
“最近江面上太平吗?”
“太平。前阵子有几天夜里听到炮响,现在没了。炮台那边有人守着,我们打鱼的不怕。”
宋瑞华点了点头,转身走了。她走到镇上的那条主街上,街不长,从南到北走一遍不用半个钟头。
沿街的店铺开了几家,有卖杂货的,有卖吃食的,有修鞋的。她走进一家杂货铺,铺子不大,货架上摆着盐、糖、火柴、煤油,都摆得整整齐齐。
柜台后面坐着一个老太太,正在纳鞋底。看见她进来,老太太抬头问了一句:“要点什么?”
“看看。”
老太太没有再多问,低头继续纳鞋底。宋瑞华在铺子里站了一会儿,看了一眼货架上的东西,转身走了。
第七天,她去了徐家汇。
徐家汇有一座旧教堂,教堂的钟楼还在,但钟已经摘了。
教堂旁边的院子被改成了临时学校,几个孩子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念书。
老师站在一块黑板前面,黑板上写着几个字,念的是“人、口、手”。老师念一遍,孩子跟着念一遍。声音不大,但整齐。
她在院子门口站了一会儿,看了一会儿那些孩子。有个男孩坐在最后一排,念书的时候嘴张得很大,但声音很小。
她看了那个男孩一会儿,对旁边的随从说:“这个孩子,胆子小。但嘴张得大,说明他想念。想念就好。”
她转身走了。
第七天傍晚,她回到住处。
沪上的灯火又亮起来了,和第一天晚上看到的一样,从近处排到远处,沿着街巷延伸至港区。
她在窗前站了一会儿,看着那些灯光在水面上碎成一片细小的光斑。
然后她坐回桌前,翻开笔记本,在当天的记录后面添了一句话:
“走了七天,看了南市、城南、旧法院、龙华机场、杨树浦纱厂、吴淞、徐家汇。城门已开,街市初定。人能修秤,能剪布,能坐下来喝茶下棋,孩子能在新路上画格子,说明日子在回来。但要紧的东西还没来——纲纪、法度、人心里的那杆秤。这些东西不在街上,在纸上,在人身上,在往后怎么走。”
她放下笔,把笔记本合上,没有再看窗外。
过了一会儿,孙继先来了。两个人坐在桌前,宋瑞华把笔记本推过去,孙继先看了一遍,没有说话。
过了一会儿,他说:“你看到的,是人还在过日子。我看到的,是案子还没人管。日子在过,但法不在。日子过得再好,法不在,迟早要乱。”
宋瑞华说:“所以我才来。”
孙继先没有再说话。他把笔记本合上,推回她面前。
两个人坐在灯下,谁也没有再开口。窗外远处江面上传来一声汽笛,低沉的,拖长的,在夜色中持续了一阵,然后渐渐消散,被风声盖住了。
(第六十六章 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