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清早，宋瑞华是在风声里醒来的。

戈壁上的风从后半夜开始刮，一直没停。哨所的土坯墙挡得住风，挡不住声音——风从墙缝里钻进来，发出呜呜的响声，一阵一阵的，像有人在墙外吹着一只破了的号。她坐起来，披上大衣，推开门看了一眼。天还没亮透，东边的地平线上有一层灰白色的光，风沙被吹起来，在低空里形成一层薄薄的黄雾。哨位上的哨兵背对着她，面朝北，枪立在身边，大衣的下摆被风吹得贴在腿上。

她缩回屋里，把门关上。土坯墙上的缝隙透进来一条条细细的光，灰尘在光柱里浮动。她穿好衣服，用搪瓷缸从铁壶里倒了些温水，洗了把脸，水凉得扎手。她擦干脸，把毛巾搭在铺位上，推门走了出去。

早饭是在哨所的火炉边吃的。一锅小米粥，几个烤热的窝头，一碟咸菜。吉鸿昌蹲在炉子旁边，端着一只搪瓷碗喝粥，喝完了把碗搁在地上，从兜里掏出烟叶卷了一根，点上，吸了一口。

“今天往西走一段，去看前沿的观察哨。”他说，“路不好走，要骑马。”

“骑马要多久？”

“来回三个钟头。你要是累了，路上可以歇。”

宋瑞华没有骑马，她坐车。吉鸿昌骑了一匹枣红色的马，跟在车旁边。马不高，但结实，蹄子踏在碎石路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车沿着一条更窄的土路往西走，路两边是碎石和干枯的骆驼刺，偶尔有一两棵胡杨从荒地里伸出来，树干扭曲，树皮皴裂，枝桠上挂着几片还没落尽的黄叶。有一棵胡杨半埋在沙里，树干朝下坡方向倾斜，像是被风吹歪了就再也没起来。

车走了大约半个时辰，经过了一处干涸的河床，河床上铺着圆圆的卵石，石缝里嵌着干枯的水草。再往前，路变成了碎石路面，车轮碾过去，石子蹦起来打在车底盘上，叮叮当当响了一阵。

车停在一处高地的脚下。高地上有一座观察哨，用石块和土坯垒成，墙厚半尺，顶上盖着草席和油布。哨位旁边立着一根木杆，杆顶挂着一面小旗，旗角在风里扑扑地响。

吉鸿昌带着她爬上了高地。坡不算陡，但碎石多，脚踩上去往下滑。他走在前面，偶尔回头看一眼，伸手虚虚地护一下，没有催她走快。观察哨里有两个士兵，一个值班，一个在擦望远镜。看见吉鸿昌进来，值班的那个站起来，敬了个礼。吉鸿昌摆了一下手：“不用。宋先生来看看。”

宋瑞华站在观察哨的射击孔前面，朝北看。高地下面的荒原一望无际，灰黄色的土地上散布着稀疏的草甸和碎石，远处的山脊线在晨光里显出一道深灰色的轮廓。更远处，有一道细长的反光在阳光下闪烁，像一条银线嵌在荒原上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她问。

“额济纳河。”吉鸿昌说，“河面已经封冻了，冰层从岸边一直结到河心，足足有一尺厚。冰面上能走人，也能走马，但化冻之前，人从北边过来，踩着冰就到了我们这边。所以冬天反而要多派人。夏天河水一涨，船不好靠，人不好过，反倒好守一些。过了河往北，就是边境线。我们的观察哨沿河布设，每隔一段一个。”

“这些哨位，多久轮换一次？”

“三个月。每个哨位两个人，一个是老兵，一个是新兵。老兵带新兵，三个月后轮换。新兵变成老兵，再带下一批。”

“伙食怎么解决？”

“每个哨位配一个月的干粮和燃料。补给站每月送一次，遇大雪封路就延长到两个月。有时候送不到，就靠打猎和化雪水。”

宋瑞华看了一眼哨位里的陈设。一张木板床，铺着干草和一条旧棉被。墙角堆着几个木箱，箱盖上放着一盏煤油灯、一个搪瓷缸、一把铁勺。墙上钉着一排钉子，挂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和一条毛巾。床底下搁着一双旧棉鞋，鞋底磨得很薄。

“你们在这里，最怕什么？”她问值班的士兵。

那士兵二十出头，脸被风吹得皴裂，嘴唇上裂着几道口子。他想了想：“怕断粮。断了粮还能杀骆驼，再不行就化雪水。最怕的是断消息。电报机坏了，跟后方联系不上，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，也不知道补给什么时候来。”

“电报机经常坏吗？”

“不经常。但零件不好配，坏了就要等很久。上一次坏了，等了两个月才修好。那两个月里，我们只能靠派人骑马去送信，来回一趟要四天。”

“送信的人安全吗？”

“安全。冬天路上没人。北边的人也不常来，来了也是远远地看一眼就走了。真正苦的是送信的人——四天跑一个来回，路上没有驿站，只能带干粮和雪水。有个老兵跑过一趟，回来之后脚上冻了六个疮，走路瘸了半个月。”

“那个老兵后来怎么样了？”

“好了。养了一个月，又能走路了。后来调到后方去了，没再让他跑过。”

宋瑞华从观察哨下来的时候，风更大了。她裹紧了大衣，钻进车里。吉鸿昌跟在后面，上车之后把门关严，搓了搓手。

“你这边最缺的，除了补给，还有什么？”她问。

“医生。”吉鸿昌说，“整个防区，军医只有两个。一个在后方医院，一个跟着主力走。前沿哨位上的人有了病，只能吃自己带的药。感冒、发烧、拉肚子，这些在别的地方不算大病，在这里，可能就要命。”

“军校毕业的军医，分不到这边来？”

“分不到。沈阳那边优先保障野战军，我们这边的名额少。报上去的名额，批下来的不到一半。”

“批下来的那一半，来了吗？”

“来了一个。待了三个月，走了。走的时候没说为什么，但我知道——这里的风太大，沙子太多，离后方太远。他待不住，我不怪他。”

“后来又补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名额还在，但没人来。我也不催了。催也没用，来的人留不住，不如把名额让给别处。”

车往回走的路上，宋瑞华一直没有说话。她靠着车窗，看着外面的荒原从眼前缓缓后退。土地的颜色在午后的光线下变成一种浅淡的灰黄，偶尔有一两块雪地嵌在荒地里，反射出刺眼的白光。远处的山脊线还是那样，一动不动地趴在地平线上。

吉鸿昌坐在她旁边，也没有说话。车颠了一下，他伸手扶住前排的座椅靠背，等车稳了，收回手。

“宋先生，我在这个防区待了两年多。刚来的时候，哨位比现在少，人比现在少，补给比现在更慢。现在比那时候好了，但离够用还差得远。”他说，“我手底下的兵，在戈壁滩上站了两年多。他们不是不知道缺什么，他们都知道。但他们没走。没走的理由很简单——他们走了，这个口子就没人守了。北边的事，你也知道。他们要是撤了，北边的人用不了几天就能摸到兰州。”

宋瑞华看了他一眼。

“我不跟他们说大道理。”吉鸿昌说，“说了没用。我就是让他们看到，我和他们一样，也在这里站着。我站了两年，他们也站了两年。我要是走了，他们第二天就能散。我不走，他们就不走。”

“你打算在这里待多久？”

“不知道。上面让我待多久，我就待多久。待到我干不动了，或者有人来接了，再说。”

“你想过回关内吗？”

吉鸿昌没有立刻回答。他看着窗外，过了一会儿才说：“想过。但想了也没用。回关内能干什么？带兵打仗，哪里都能打。但这里没人愿意来。没人来，我就得在这里。等上面派了人来接，我才能走。”

车到营地的时候，天已经暗了。宋瑞华在火炉边坐下来，把冻僵的手伸向火苗。炉子里烧的是骆驼粪，火力不大，但烤得久。她把手翻了两遍，指尖开始有了知觉。

当天夜里，她在营地的火炉边翻开笔记本，在昨天那行字下面又添了几句：

“前沿哨位两人一组，三个月轮换。物资按月送，遇雪封路延到两月。最怕断消息，电报机坏一次等两个月修。送信人骑马四天跑一个来回，回来脚上冻六个疮。医生只有两个，军医名额批下来不到一半，来的一个待了三个月就走了。吉鸿昌在防区待了两年多，说‘我要是走了，他们第二天就能散。我不走，他们就不走。’人都在岗，事都在做，但每一样都比别处慢，比别处难。河西的风一夜没停。哨兵站在风里，枪立在身边。”

她合上本子，把火炉边那碗凉了的姜汤喝完。窗外的风声还在响，一阵接一阵，没有要停的意思。她坐了一会儿，站起来走到门口，看了一眼外面的夜色。哨所的方向亮着一盏灯，在风里微微晃动，像一颗钉在暗处的星。

她转身回到铺位前，把大衣叠好放在枕边，明天要往东走了。吉鸿昌安排了车，先送她到兰州，再从兰州换火车回北平。她坐下来，把笔记本收进挎包里，又看了一眼窗外的夜色，然后吹灭了桌上的油灯。

（第七十三章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