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五十三章 永乐大典：一部巨典的诞生、散佚与文明之殇

引言：一部书的“万里长征”

永乐元年，南京文渊阁。

朱棣坐在御案前，面前摊开着一份奏疏。奏疏来自翰林院侍读学士解缙，内容是请求编纂一部“涵盖古今、网罗万象”的大型类书。朱棣读完后，提起朱笔，在奏疏上批了两个字：“准。”

这道御批，开启了中国文化史上最浩大的编纂工程。从永乐元年到永乐六年，三千余名学者、官员、书手参与了这项工作。他们从宫中藏书、各地征集的典籍、民间进献的珍本中，辑录了上自先秦、下至明初的图书七八千种，按韵目分类编排，最终成书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，约三亿七千万字。这部书，便是《永乐大典》。

它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，比法国狄德罗主编的《百科全书》早三百余年，字数约为其十二倍。然而，这部旷世巨典的命运，却远比它的编纂更为曲折。正本至今下落不明，副本也仅存残卷。它的诞生、散佚与重生，是中华文明史上最令人扼腕的篇章之一。

一、编纂始末：从《文献大成》到《永乐大典》

《永乐大典》的编纂，并非一蹴而就。它经历了从“初编”到“重修”的曲折过程。

初编始于永乐元年。解缙受命后，迅速组织了一支百余人的编纂团队，历时一年有余，于永乐二年十一月完成初稿。这部初稿被命名为《文献大成》。然而，朱棣审阅后并不满意，认为“采摘不广，记载太略”——收录的典籍不够全面，编纂的体例也不够完善。他下令重修。

重修是《永乐大典》真正成型的阶段。永乐三年，朱棣任命姚广孝、解缙为监修，礼部侍郎刘季篪为副监修，组成了一支更为庞大的编纂团队。参与编纂者多达三千余人，包括翰林院学士、国子监监生、各地征召的学者、擅长书法的书手。编纂团队从宫中文渊阁的藏书、南京国子监的藏书、各地官府征集的典籍中，广泛辑录材料。他们“用韵以统字，用字以系事”——按照《洪武正韵》的韵目编排，每个韵目下收录相关的字，每个字下再辑录相关的文献。这种“韵—字—事”的编排体例，使全书条理清晰、检索方便。

永乐六年冬，《永乐大典》正式成书。全书共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，目录六十卷，分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，约三亿七千万字。朱棣亲笔题写了序言，将其置于南京文渊阁。

二、正本与副本：一部书的“双生之谜”

《永乐大典》成书后，出现了“正本”与“副本”两个版本。而这两个版本的命运，构成了中国藏书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。

正本是永乐六年成书的原稿，最初存放在南京文渊阁。永乐十九年，朱棣迁都北京，《永乐大典》正本也随之运往北京，存放在紫禁城内的文楼。此后，正本便从历史记载中“消失”了。关于正本的下落，学界有几种推测：

第一种推测是“毁于大火” 。明代紫禁城多次发生火灾，正本可能在某一场大火中被焚毁。明末李自成撤离北京时，也曾放火焚烧紫禁城。如果正本存放在文楼，很可能在那时被烧毁。

第二种推测是“随葬嘉靖” 。嘉靖帝生前酷爱《永乐大典》，曾命人抄录副本。有学者推测，正本可能在嘉靖帝死后随葬于永陵。但这个推测缺乏确凿证据。

第三种推测是“藏于皇史宬夹墙” 。皇史宬是明代皇家档案库，其墙壁为特殊的“石室金匮”结构，具有防火防潮功能。有学者认为，正本可能藏在皇史宬的夹墙中，至今未被发现。

副本是嘉靖帝命人抄录的。嘉靖三十六年，紫禁城大火，文楼险些被焚。嘉靖帝“亟命救运”，《永乐大典》幸免于难。但这次火灾让嘉靖帝意识到，必须抄录一部副本，以防不测。嘉靖四十一年，他下令抄录副本。此后六年，一百零八名书手日夜抄写，直到隆庆元年才完成。副本存放在皇史宬。

三、散佚之路：从“万册巨典”到“数百残卷”

《永乐大典》副本的命运，同样多舛。

明末清初，副本开始散佚。据记载，明末时，皇史宬的《永乐大典》副本已有残缺。清军入关后，副本被移至翰林院。雍正年间，副本被移至敬一亭。此时，副本已经“佚失二千余册”。

乾隆年间，朝廷编纂《四库全书》时，从《永乐大典》副本中辑出了大量佚书——包括《旧五代史》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等重要典籍。这是《永乐大典》对中华文化最大的贡献之一。但与此同时，乾隆帝对《永乐大典》的态度是“用而不重”——他只关心从辑佚中获得的利益，而对《永乐大典》本身的保存并不上心。

咸丰十年，英法联军攻入北京，翰林院成为战场。《永乐大典》副本大量散失，有的被英法士兵掠走，有的被烧毁。

光绪二十六年，八国联军攻入北京，翰林院再次成为战场。《永乐大典》副本遭到毁灭性的破坏。据记载，当时“翰林院遍地皆纸，一望如雪”。幸存的《永乐大典》被各国士兵当作战利品掠走，散落于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、美等国的图书馆和私人收藏中。

到了清末，翰林院收藏的《永乐大典》副本仅剩六十四册。民国时期，这些残卷被移交北平图书馆。如今，全球各地收藏的《永乐大典》残卷约有八百余卷，不到原书的百分之四。

四、辑佚与回归：一部书的“重生之路”

《永乐大典》散佚了，但它的“文化基因”却通过另一种方式得以流传。

辑佚是《永乐大典》最重要的“文化传承方式”。清代编纂《四库全书》时，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了数百种佚书。其中包括：

《旧五代史》 ——二十四史之一，原书已佚，全靠《永乐大典》的辑佚才得以恢复。

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 ——南宋李焘所著，原书已佚，靠《永乐大典》辑出五百二十卷。

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 ——南宋李心传所著，原书已佚，靠《永乐大典》辑出二百卷。

《宋会要辑稿》 ——宋代典章制度的汇编，原书已佚，靠《永乐大典》辑出三百六十六卷。

这些典籍的恢复，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伟大的“抢救工程”之一。而这一切，都源于《永乐大典》保存了这些典籍的“全本”——在《永乐大典》中，这些典籍是完整的，而非残缺的。

现代回归是《永乐大典》残卷的“回归之路”。20世纪以来，中国学者一直在努力寻找散落在世界各地的《永乐大典》残卷。1951年，苏联将列宁格勒大学收藏的十一册《永乐大典》归还中国。1955年，德国将莱比锡大学收藏的三册归还中国。此后，日本、英国、美国等国也陆续归还了一些残卷。如今，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《永乐大典》残卷已达二百二十四册，是全球收藏最多的机构。

五、文明之殇：一部书的“命运寓言”

《永乐大典》的命运，是一部关于“文明之殇”的寓言。

它诞生于一个王朝的鼎盛时期。朱棣编纂这部巨典的初衷，是“宣昭文治，垂范后世”——他要用一部书来证明自己“文治”的功绩。这部书也确实做到了——它囊括了当时所有存世的图书，经史子集、天文地理、医卜星象、工艺农技，无所不包。它是中国古代文化的“基因库”。

然而，这部“基因库”并没有被善待。它的正本神秘消失，副本在战火中散佚。那些曾经被它保存的典籍，有的通过辑佚得以恢复，有的却永远消失了。它的命运，折射出中华文明在历史动荡中的脆弱——一场大火、一次战乱、一个错误的决策，便可能让千年的文化积累化为灰烬。

《永乐大典》的散佚，也暴露了中国古代“重藏轻用”的文化传统。编纂《永乐大典》的目的是“藏”，而不是“用”。它被藏在深宫之中，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接触。相比之下，同时期欧洲的“印刷革命”正在将知识从修道院和宫廷中解放出来，使之成为“公共产品”。《永乐大典》的“藏”，与欧洲印刷术的“用”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尾声：残卷中的永恒

今天，当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图书馆，看到那些陈列在恒温恒湿展柜中的《永乐大典》残卷时，看到的不仅是一部书的“遗骸”，更是一部书的“生命”。

那二百二十四册残卷，是从全球各地回归的“游子”。它们曾经被掠到伦敦、巴黎、柏林、圣彼得堡、东京，又辗转回到北京。它们的书页已经泛黄，墨迹已经黯淡，但那些文字依然清晰——那是先秦的哲思、汉唐的诗篇、宋元的典章、明初的智慧。

《永乐大典》的“重生”，不是在书页上完成的，而是在学术史上完成的。那些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的佚书，至今仍是学者们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依据。《旧五代史》的恢复、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的辑佚、《宋会要辑稿》的整理——这些工作的意义，远超《永乐大典》本身。

一部书的命运，折射出一个文明的命运。《永乐大典》的诞生、散佚与重生，告诉我们：文明的传承，不是靠一部书、一个王朝，而是靠一代又一代人的“辑佚”与“守护”。 当那些残卷在展柜中静静躺着时，它们是在等待——等待下一个“解缙”、下一个“姚广孝”、下一个愿意为文明续命的“读者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