代表回到城里的第二天清晨，城门开了。

不是昨天那种留一道缝的开法。两扇门板同时被推开，推到最大限度，门页背面磕在城墙砖面上，发出一声沉钝的闷响。一个穿旧灰军装的人从门里走出来，手里没有白旗，没有名册，走到校场上站定，对着已经在等着的整编登记处说了一句：

“里面的人同意整编。没有条件。”

登记桌还是那三张，摆在校场东侧。今天多了一个穿新军装的记录员，面前摊着厚厚一叠空白名册。桌面上的登记簿摞到了桌沿，边角压着一块黑色镇纸。

旧武装的士兵开始列队出城。两队并行，一队从城门左侧走，一队从右侧走，在校场上自动站成两列横队。没有人喊口令，没有人指挥，像习惯了被排队的人自己找到了该站的位置。队伍里有人穿着旧棉军装，有人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布衫，脚上大多是布鞋，鞋底磨得薄了，踩在冻硬的校场上发出细碎的声响。

登记开始后，队伍缓慢移动。每个人走到桌前，报姓名、原属部队、军衔、籍贯。记录员听完基本信息，抬头问一句：

“你愿意留下，还是回家？”

排在第三位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。脸被风吹得粗糙，颧骨上有一片冻出来的红。他报完基本信息，听见这个问题，没马上答。侧头看了看“留下”那列，又看了看“遣返”那列，然后转回来问了一句：

“留下的话，我还能待在河南吗？家里老人年纪大了，走不了远路。”

记录员没有抬头，一边写一边说：“能。愿意留在原地的，编入地方守备部队，继续驻在原防区。不想离开的，可以申请就地安置，不强制外调。”

汉子听完，像是心里某块石头落了地：“那行，我留下。”

记录员写完，递给他一块号牌。汉子接过号牌，握在手里，走到左边的队列里站定。他低头看了看号牌上的编号，然后放进了上衣口袋里，拍了两下，像在确认它不会掉出来。

队伍继续往前移。

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走到桌前，鬓角花白。他报完信息，听见同样的问题，低头沉默了一会儿。然后他说：

“我干了十几年了。不想再干了。”

他看着桌面，像在跟那张桌子说话，又像在跟自己确认这句话已经说出了口：“我想回家种地。”

记录员在“遣返”栏里填好信息，从桌下取出一个布袋放在桌面上。

“通行证和路费都在里面。出了校场南门沿大路往东走，别绕路。如果路上遇到检查，出示通行证就行。上面已经通知过了，沿途关卡不会拦你。”

那人接过布袋，没有当面打开看，只是攥在手里。他说了声“谢谢”，转身朝右边队列走去。走了两步又停下来，回头看了记录员一眼，像想再说什么，嘴唇动了一下，终究没出声，转回去继续走了。

后面接着上来的是一个年轻人，看上去不到二十。他走到桌前，报完信息，听见“留下还是回家”的问题，几乎没有犹豫：“留下。”声音很干脆，像早就想好了。

“哪个部队的？”记录员问。

“原先在城防营。守了两年城门。”

“会打枪？”

“会。步枪、轻机枪都摸过。”

记录员在“留下”栏里填好信息，递给他一块号牌，又补了一句：“新编的地方守备部队，还驻开封。不往外调。”

年轻人接过号牌，翻来覆去看了两遍，然后别在胸前，走到左边队列里站定。他站定之后，伸手把号牌摆正了一下，又摆了一下。

又一个人走到桌前。这人走路不太稳，左腿有些跛，迈步的时候身体往左歪一下，再往右正回来，每一步都带着一个微小的弧线。他走到桌前站定，报完基本信息，记录员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又低头看了一眼他填在表上的年龄和原属部队。

“腿上的伤，什么时候的事？”

“前年。训练的时候摔的，膝盖磕在石头上。养了大半年，能走，跑不了。”

记录员没有立刻问“留下还是回家”，而是侧身跟旁边一个穿便装的中年人低声说了几句。中年人走过来，看了看来人的腿，又看了看他的脸，问了一句：

“识字吗？”

“识一些。会写自己的名字，能看懂简单的口令。”

中年人回头跟记录员点了一下头。记录员转回来，在表上“安置去向”一栏里写了几个字，然后抬起头说：

“给你两个去处。一个是地方警察，管城内街巷治安、户籍登记，不用跑远路，主要在城里走。另一个是留守营房，管打扫、看门、收发，活不重，都在院子里。你挑一个。”

那人听完，没有马上选。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左腿，膝盖微微弯了一下，像是在试这条腿还能不能站得更稳一些。然后他说：

“警察吧。我还能走。城里转转，比待在院子里强。”

记录员在“警察”那一栏打了个勾，递给他一块不同颜色的号牌，又交代了一句：“明天去城东警察所报到。到了找王所长，他会给你安排。”

那人接过号牌，转身走的时候，步子还是跛的，但走得比来时快了一些。

队伍继续往前移。后面又上来几个年纪大的、身上带伤的。记录员一个一个问，一个一个安置。有的选了警察，有的选了留守。有一个头发全白的老兵，耳朵有些背，记录员问了三遍他才听清。他选了留守营房，理由是“听不清外面的动静，看门还行”。记录员点了点头，给他登记了。

午饭时分，队列停了一会儿。有人抬了几大筐刚蒸好的馒头过来，热气在冬季的冷空气里往上冒，聚成一团白色的雾。队列里的人陆续领到馒头，有人当场掰开就吃，有人揣进怀里捂着。

那个说要回家种地的老人站在遣返队列末端，领了两个馒头。一个当场吃了，另一个用手帕包好放进了衣袋。包的时候他低头看了那包好的馒头一眼，像在看一件放妥了的物事。

负责登记的文书趁着间隙拧上钢笔帽，看了看左手边那摞登记表，又看了一眼桌上的水杯。他转头问旁边的人：

“还剩多少？”

“不到三分之一了。下午能完。”

“下午快一点。天短，别让回家的人摸黑走路。”文书说。

下午的登记比上午更快。不是因为流程简化了，是排队的人已经知道会发生什么，不需要再解释了。

有人领到号牌走向左边，有人领到通行证走向右边。

两个队列从中间分开，一个往南，一个往北，像两条逐渐分岔的支流，各自淌向不同的方向。

傍晚时分，整编登记全部完成。留下来的人领到了新号牌和临时驻地安排表，遣返的人已经陆续离开了校场。

出城的路上还有几个走得慢的，背着包袱沿大路朝东走，背影在暮色里越拉越长，像几根被风慢慢拉直的线。

留在城内的人被引导到城墙根下的一排旧营房里安置。

营房提前清扫过，床铺上铺着干草和旧棉垫。

一个年轻士兵走进营房，靠墙找了一张床铺站住，弯腰摸了摸床板表面，摸了一手干草碎屑，拍了拍手，在床沿上坐了下来。

他坐下不久，门口有人提着一只木箱进来，箱面上用黑漆写着编号和接收单位。

他打开箱盖看了一眼，里面叠放着一套新军装和一双新鞋，码放整齐，没有褶皱。

他伸手碰了一下那件军装的领口。布料比他想得厚。他看了好一会儿，才把箱盖合上。

“新军装？”旁边床铺的人问。

“嗯。比我们以前发的厚。”年轻士兵说。

“那就好。北边冷，厚点能扛。”旁边的人说。

年轻人把箱子推到床铺底下，坐回床沿。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上那双旧布鞋，鞋尖已经磨得发白，右脚的大脚趾处有一个小洞，露出里面的布袜。

他把脚往后缩了缩，像是怕被人看见，又像是自己不太在意。

隔壁床铺上坐着一个年纪稍大的人，正在整理自己的东西。

他的右手少了两根手指，指根处包着干净的纱布，用布条扎着。

他用左手把一件旧衣服叠好，塞进枕头底下，动作很慢，但稳。

“手怎么了？”年轻士兵问。

“去年冬天，修工事的时候石头砸的。截了两根。”那人说。

“那你以后还能——”

“能。警察。管户籍。写写画画，用不着这两根。”那人抬起右手，把包着纱布的指根朝年轻士兵亮了一下，又放下去。

年轻士兵没有再问。他把自己的旧布鞋脱下来，摆正，放在床铺底下新鞋箱子的旁边。

两双鞋并排放着，一双新的，一双旧的。他看了一会儿，把旧鞋又往里推了推。

宋瑞华没有留在开封过夜。傍晚的时候她站在城门口，看着门洞里的行人和车马逐渐稀疏。城门没有关。

最后一批遣返的人背着包袱沿大路走远，暮色把他们的轮廓压成几个小小的剪影，一动一动地往前移，越来越小。

旁边的墙根下坐着一个人，穿旧军装，怀里抱着一个布袋。他没有走，也没有动，像在等什么，又像只是还没想好要去哪。

布袋的材质是粗棉布，因为反复折叠而留下了几道旧痕，边角处有轻微的磨损。他就那样坐着。

“怎么不走？”有路过的人问他。

“歇一会儿。天还没黑透。”他说。

“再晚，路就不好走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坐一会儿就走。”他说。

宋瑞华没有走过去。她站在城门洞的阴影里，看了一会儿。天全黑了，她才转身。

走回营帐的路上，蔡得中跟在她旁边，没有说话。走到帐门口的时候，他才开口：“先生，明天一早动身回去？”

“嗯。登记完了，后面的事交给地方守备部队。我回去还有别的事。”宋瑞华说。

蔡得中点了点头，没有再多问。他站在帐门口，看着宋瑞华掀帘进去，然后转身朝自己的营房走去。

走了几步，他停下来，回头看了一眼城门方向。城门还开着，门洞里的灯光照出来，在门外的地面上铺了一小片。

城墙根下，那个穿旧军装的人还坐在那里。怀里的布袋没有打开。

门洞里空荡荡的，风从里面穿过去，带着干燥的土味。远处炊烟升起来，像是有人在准备晚饭。

（第八十五章 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