面馆开在荒山脚下，教团当年扎营的那片地上。
营房拆了大半，铁皮棚子还在。老周把做饭那个棚子拾掇出来，垒了灶，摆了几张桌，门口钉一块木板，板上用烧火棍烫了一个字：面。没有招牌名，没有菜单，就一个字。过路的司机看见了，停下来问，老板，有什么面？老周说，有什么下什么。锅里有什么浇头，就给你做什么浇头。司机说那就来一碗。老周应一声，转身舀水下面，动作跟当年在灶台边给八十号人做饭时一模一样,稳，快，一把面下去，白汽腾起来，糊他一脸。
他五十多岁了，头发白了大半，膝盖更不行了，蹲久了要扶着灶台才能站起来。可他站灶台前，腰板还是直的。他干了一辈子厨房，颠勺的膀子还稳。这手艺是长在身上的，人散了，手艺散不了。
他有时候也说不清，自己怎么就留在这儿了。
他本来是在城里带孙子的。儿子儿媳忙，把他从老家接来，说爸，你歇着，享清福。他歇了半年，浑身不自在,城里什么都好，就是没有灶。他摸不着锅铲，像丢了魂。后来他出来走走，走啊走，走到了渔港，听见有人在路灯下讲话。那个人瘦瘦的，说话的时候微微低着头，讲什么"维度""升维"，他一句也听不懂。可他听懂了别的东西,那个人讲到一半，停了一下，说"我知道你们很累"。就这一句，旁边有个年轻人听哭了，肩膀一抖一抖的，哭得很难看。老周站在人群外面，看着那个哭的人，忽然想：这年头，能让一个陌生人当街哭出来的人，不像是坏人。
他跟着那群人，上了荒山。一跟，就是几个月。
起先没人来吃。荒山脚下，一天过不了几辆车。荒山的冬天冷，风从铁皮棚子的缝里钻进来，刀子似的。老周在棚子中间支了个火盆，来吃面的人，先在火盆边坐一会儿，把手烤热了，面正好出锅。有人说，老师傅，你这面馆挣不着钱，倒贴柴火。老周往灶膛里塞了把柴，说，柴是山上捡的，不要钱。人心里冷，得有个热的地方坐坐。老周不着急。他把灶烧着，锅里坐着水，水开了就下面，下多了就自己吃。他一个人坐在棚子里，呼噜呼噜地吃面，吃得满头汗。有路过的人隔着窗看他，问他，老师傅，你一个人在这儿开面馆，能挣钱吗？他说，挣不了。那人问，那图什么？他说，不图什么。人活着，得有个灶。灶在，人就在。
后来慢慢有人来了。跑长途的司机，去矿区拉货的，上山采药的，走累了，进来歇个脚。老周给每个人煮面，面里卧一个蛋，汤给得足。他记得住每个来过的司机,谁吃硬面，谁要汤多，谁不吃香菜。这是他一辈子的本事，当年记八十个人的饭量，如今记八个人的，一样准。有司机问他，老师傅，你以前是干什么的？他说，做饭的。司机说，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你一个人不怕？老周往灶膛里添了把柴，火光把他的脸照得亮堂堂的，他说，怕什么。荒山又不咬人。
那年冬天，有个开小货车的年轻人，在他这儿吃了碗面，吃完不急着走，坐在桌边看手机，看着看着，抬头问他："老师傅，你听说了吗？老鸦峡那个门，关了。"
"听说了。"老周说，"收音机里讲了。"
"报纸上那个外国记者写的，你看了吗？"
"没看。"老周说，"我不识字。收音机里说，门关了，那边的人过不来了。我就听懂了这一句。"
年轻人把手机转过来，给他看屏幕上那张照片,一道合拢的缝，河滩，一块碑。"他们说，以前这儿有个洞，通到别的地方去。好多人都过去了。现在洞长好了，过去的人，回不来了。"
老周往锅里看了一眼，没有说话。
"老师傅，"年轻人又问，"你以前，是不是也信那个？我听说，这一片以前有个什么教团，在这儿扎过营。"
"是扎过营。"老周说，"我不是教团的。我就是个做饭的。他们在我这儿吃了几个月饭，我就给他们做了几个月饭。"
"那你觉得，他们信的那个'升维'，是真的吗？"
老周想了想，把面捞出来，盛进碗里，卧上蛋，添了勺汤，端到年轻人面前。他说：
"我不懂。但面是真的。吃吗？"
年轻人愣了一下，低头吃了一口。面很烫，他吸溜着吃，吃了半碗，又问："老师傅，你在这儿开这个面馆，是不是在等人？"
老周手上的勺子顿了一下。他没有回头，说："等什么人。我就是找个地方，把灶支起来。"
"可你锅里，常年多坐着水。"年轻人说，"我上回来，你这锅水就是满的。今天来，还是满的。多下的一碗，你摆在那张空桌上,那桌上没人，你也摆。"
老周没接话。他弯腰，从灶台底下摸出一只豁了口的搪瓷碗，拿袖子擦了擦，搁在那张空桌上。碗是旧的，磕掉一块瓷，露出里头的铁。他把它摆正，又添了一勺汤进去，汤面漾开，又慢慢静下来。
"那碗是谁的？"年轻人问。
"一个丫头的。"老周说，声音很平，"瘦，十七岁，吃饭跟猫似的。我总给她多卧一个蛋，说多吃点，长身体。她后来走了。"
"去哪儿了？"
"去那个门里了。"老周说，"她走那天，回头看了我一眼。我站在灶台边，手里端着锅铲，想喊她，没喊出来。她就那么走进去了。"
棚子里安静下来。灶膛里的火，噼啪响了一声。
年轻人没有再问。他把面吃完，把汤喝干，站起来，自己把碗洗了，放回架子上，说："老师傅，下回我打这儿过，还来吃。"
"来。"老周说，"我给你多卧一个蛋。"
年轻人走了。老周站在灶台边，把那碗摆在空桌上的汤面看了很久。汤凉了，面坨了。他没有收。他把灶膛里的火拨旺了些，心想：门关了，人回不来了。可面得有人做。万一路走远了的人，哪一天想起来，循着面的味儿摸回来，灶上得有一碗热的等着。
夜里，他坐在灯下听收音机。那篇报道，电台念了好几天。播音员的声音平平的，念到"维度""裂隙"这些词，像念一串外国地名，磕磕绊绊的。老周听着，大半听不懂。可他听懂了最后一句,"走进那道门的人，没有一个回来过。"
他伸手，把收音机拧小了。棚子里只剩下电流的沙沙声，像很远的地方下着雨。
他坐在那儿，忽然想起那些排队打饭的人。那个修船工，面要硬一点，说耐饿；那个矿难遗属，他总给她多卧个蛋；那个退过教的女人，每次都要自己加辣子，手抖得厉害，他就把辣子罐往她面前推近些。他们信裴岑，裴岑说门那边有更好的地方。他们跟着他，走到了门边。门开了，他们进去了。老周没有拦,他拦不住。他只能把饭做好，让他们吃饱了，有力气去信他们信的东西。
他这一辈子，做过太多人的饭。饭店里的客人的，儿子的，孙子的，教团那八十来号人的，如今是过路司机的。他留不住谁。他只是想着，不管人去了哪儿，总得吃饭。要是有一天，谁回来了，饿了，他这儿，灶是热的。
夜里起了风，吹得铁皮棚子哗哗响。老周坐在灶台边的小凳上，就着一盏灯，给自己下了一碗面。他吃着，忽然想起那年荒山上，那个姑娘蹲在灶台边，问他："周叔，你做饭的时候，想家吗？"他说，想。做饭的人，最想家。所以他给她多卧了个蛋,蛋是你自己家的味儿。
他放下碗，看着那张空桌。桌上的汤面凉透了，可他没舍得倒。
"丫头，"他轻轻说，"你要是能回来，蛋管够。"
风从棚子缝里灌进来，把那盏灯吹得一晃一晃的。老周起身，把灯罩拢了拢，火苗稳住，又亮起来。他坐回小凳上，等着天亮。天亮了，又该烧水了。水开了，就有人来吃面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