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周是下午发现那张纸的。他在棚子里帮阿炮收拾桌子，抽屉没锁，一拉就开。里面除了工资单，还夹着一份工伤赔偿申请表。表上写着老周的名字，受伤日期是三个月前，他在新楼工地被钢筋砸了脚。赔偿金一栏填着：两万。审批栏盖了章，日期是两个月前。钱批了，但老周从没拿到过。他每个月只收到工钱，问过阿炮两次，阿炮说“还在走流程”。
老周把那张表揣进口袋，走到工棚外面。二十个工人正在午休，蹲在泥头车旁边啃馒头。老周把表掏出来，摊在地上。工人们围过来，一个传一个看。看完之后没人说话，馒头掉在地上也没人捡。然后有人站起来，往棚子走。其他人跟着。二十个人，像一堵移动的墙。
阿炮正在棚子里打电话，听见脚步声回头，脸就白了。他往门口冲，被两个工人堵回来。他退到办公桌后面，椅子撞翻了，钥匙串掉在地上。工人把他按在钢筋堆上，后背硌着螺纹钢，他喊了一声，声音破了。“钱在盛哥那！不在我这！”
老周站在最前面，攥着那张工伤表。他的手在抖，三个月了，他的脚还没好利索，走路有点瘸。他想问，但嘴张了两次，问不出来。
林渡赶到的时候，阿炮已经被按了快十分钟。阿七跑在前面，扒开人群挤进去。林渡跟进来，看见阿炮脸贴着钢筋，额头上蹭出一道血痕。二十个工人围成半圈，沉默着，像二十根桩。
“松手。”林渡说。
没人动。老周回头看他，眼睛红着。林渡又说了一遍：“松手。人跑了，账还在。人伤了，账就乱了。”
工人慢慢松开。阿炮从钢筋上滑下来，跪在地上，手撑着泥地，喘得像被捞上岸的鱼。他抬头看林渡，血从额头滴下来，落在泥里。
林渡蹲下来，和他平视。他从口袋里摸出手机，翻到阿七拍的那组工资单照片。双账。他把屏幕对着阿炮。“工伤金去哪了？”
阿炮喘了两口气，嘴唇哆嗦。“盛哥……盛哥拿去填码头数。上个月码头那批货被扣了，亏空要补。所有工人的工伤金、加班费，全划走了。我经手的，但钱不在我这。”
老周在后面发出一声闷响，像被人捶了一拳。其他工人开始往前涌。有人捡起地上的砖块，有人攥紧钢筋头。阿炮往后缩，背抵着铁柜。
“打他，账就乱了。”林渡站起来，转身面对工人，“他经手，他签字，他跑不掉。但打了他，谁去指认盛哥？”
砖块停在半空。老周攥着工伤表，手指发白。他盯着阿炮看了很久，然后把表折好，放进口袋。他退了一步。其他人也跟着退了一步。二十个人，又变回二十根桩。
阿炮跪在地上，没起来。他低着头，肩膀在抖。哨子从脖子上滑下来，掉在泥里，沾了一圈黑。他捡起来，攥在手心，没吹。
老周走到林渡面前。他比林渡矮半个头，脸上全是灰，眼睛红着。他站定，看着林渡，然后弯下腰，鞠了一躬。身后的工人跟着弯腰。二十个人，二十个躬，整齐得像排练过。
“林先生。”老周声音哑了，“我们欠你一次。”
林渡看着他们。他没扶，也没躲。他站在那里，受了这一躬。然后他说：“记住了。欠我一次。以后我找你们，别躲。”
老周点头。工人们直起身，慢慢散了。有人回泥头车旁边继续啃馒头，有人蹲在钢筋堆上发呆。阿炮还跪着，没人再看他。
林渡转身走出棚子。阿七跟在后面。天色暗了，新楼工地的探照灯亮了。林渡走了几步，停下，回头看了一眼棚子。阿炮还跪在那里，低着头，像一尊泥塑。林渡收回目光，往茶餐厅走。
当天晚上，海关的车开进工地。两辆白色面包车，停在棚子门口。穿制服的人进去，十分钟后带阿炮出来。阿炮手上铐着，头上蒙着外套，塞进车里。车开走了。工人们站在远处看，没人说话。老周站在最前面，手里攥着那张工伤表。他看着海关的车尾灯消失在城寨入口，把表折好，放回口袋。
码头那边，何家盛正在三号仓接电话。电话是阿炮被带走前拨的，只说了三个字：“海关来了。”然后就断了。何家盛拿着手机，站在仓库门口。海风从泊位吹过来，带着咸腥味。他看着手机屏幕，阿炮的号码暗下去。他把手机装进口袋，转身看着三号仓里面。货已经装了一半，剩下的堆在地上，用黑塑料袋盖着。他脸色沉下来，像码头的水，黑得看不见底。
身后有人走过来。脚步声很轻，但何家盛听见了。他没回头。那人站定，开口，声音沙哑，像很久没说话：“阿炮进去了，账本呢？”
何家盛把手机攥紧。“在林砚手里。”
那人沉默了一会儿。海风把他的衣角吹起来，猎猎响。“月底。”他说，“我亲自进城寨。账本，我要一页不少地拿回来。”
何家盛转身，看着那人。霍老二比七年前瘦了一圈，脸颊凹进去，眼窝深陷，但眼神没变，像被海水泡过的刀。何家盛点了点头。
“茶餐厅那块地，”霍老二说，“招牌拆下来，我要带走。”
他转身走进仓库阴影里。何家盛站在原处，听着海浪拍岸的声音，一下，一下，像有人在翻账本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