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二八年六月下旬，北平的天气开始热了。

防线上的事总算消停了。冯国梁从绥远回来，跟张定北说了一句话：“西边封住了。”张定北点了点头，没多问。

刘汝明在归绥落了脚，吉鸿昌回了甘肃，佟麟阁回了烟台，李景林的骑兵回了热河。郭松龄、吴克仁、张少卿三边换装整训也收了尾。

从黑龙江到上海，从山东到陕西，地面都稳了。东北三省、热河、察哈尔、北平、天津、山东、上海、陕西，加上河南、河北、绥远，一共十几个省区，架子搭起来了，缺的是往里填人。

可填什么人呢？打仗的人有的是，管地方的人没几个。治安要人管，赋税要人算，学堂要人教，地亩要人量。没有这些人，地盘就是空壳子。

宋瑞华琢磨了几天，决定去找张定北当面谈。她到行辕的时候，张定北正在看绥远发来的驻防报告。她进门站了一下，张定北头也没抬，把报告看完放在一边，才抬起头来。

“大帅，有个事得跟你商量。”

“说。”

“地方上缺人，缺得厉害。东北、华北、西北、中原，十几个省区，收编完了，行政框架还没填上。打仗的事你管，管地方的事，得有人干。”

张定北听完，身子往椅背上一靠。他说话向来不绕弯子：“我老张是个粗人。打仗守地盘我在行，选官治民这套事，不在行。军队只管戍边剿匪，稳住地面。人事任免、地方治理，我不掺和。你只管放手用人，我约束全军，不许哪个当兵的插手民政。”
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一下，像是给自己这句话盖了个章。

宋瑞华看了他一眼：“大帅，你这话说定了？”

“说定了。你选人，我不管过程。选不好，咱们再换。选好了，就让人家干。军队不插手地方，谁插手我收拾谁。”

“那我就先发个招贤令。不是只给北边看，是给全国看。让关里关外都知道，我们要用人，是正正经经地用人。”

“对。别藏着掖着。要让人知道，来了有位置，干了有粮饷。我们现在不是缺人，是缺敢来的人。”

宋瑞华从行辕出来，当天就回了统战本部。她坐下来拟布告，写了三页，看看不行，撕了重写。

第二稿又删了两句。第三稿写定的时候天已经暗了，桌上油灯换过两回灯芯。定稿不长，分三块：哪缺人、来者不拒、待遇和安排。措辞她反复调过，不画饼，不吓人，把话说清楚就完了。

布告定稿之后，从北平通电全国，不分辖内辖外，各省、各报馆都发了，上海租界里的华文报纸也一并刊载。

通电发出去之后，南京、武汉那边收到了，没有公开发文说什么，只是私下派了人游说一些有名气的士人，让他们别动。

但多数困在各派倾轧里施展不开的人，读了布告反倒动了心。

北平的学堂教员、失意的旧官吏、江南的实业人士，还有不少刚回国的留学生，收拾行李就往北平来了。

宋瑞华把办公地点从行辕搬到了统战本部。本部地址就登在通电里，楼不大，二楼靠街有一扇窗，窗台上搁了一盆叶子枯了大半的盆栽。

她坐在二楼靠窗的位置，来的人都由值班秘书领上来，在窗边的光线里落座，隔着桌子说话。

谈话不保密，也不设限，来的什么人聊什么话题，她只在最后才问几句、记几笔。

有人带着履历和推荐信，也有人空着手来，先看看这事是不是真的。

宋瑞华按顺序一个一个来，把姓名、籍贯、专长、来意记在本子上。

她不多问，也不当场表态，只记下基本信息和那些能看出人品的细节。

第一批来的人不多，零零散散地分布在上午和下午。

有人站在楼下看了半天门牌才进来，有人手里攥着折得整整齐齐的推荐信，有人空着手在楼梯口停一下，像是怕走错了地方。

头一个来的是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进门的时候额头上还有汗。

他站在桌边，先看了看窗台上那盆枯了一半的盆栽，又看了看宋瑞华面前摊开的记录本。

“坐。”宋瑞华说。

他坐下了，两只手放在膝盖上，搓了一下。

“看了布告来的？从哪儿看到的？”

“天津《大公报》转载的。我看了三遍，才决定来。”

“来了，就先坐下说。来之前问过人没有？”

“问过几个朋友。有人说北边招人就是去当差，粮饷不低，待不住。有人说去了就是帮着打仗。”

“你信哪一个？”

“我都不全信。所以自己来了。”

宋瑞华点了点头，没有评价，低头在记录本上写了一行。

她的笔在“自己来了”那几个字后面顿了一下，然后接着往下写。

上午还来了一个中年人，穿灰布长衫，没带东西，自我介绍说是河北人，在保定做过几年地方文书，后来战乱回乡种了三年地。

他在楼下站了好一会儿才上楼，进门后坐在窗边，手放在膝盖上，说话声音不高但很稳。

“我不是来看有没有官做的。我是来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的要用人。我见过太多次布告贴了满墙，最后来的还是原来那帮人。你们要是真用新人，我就留下。”

宋瑞华听完，没有马上接话。她低头写了一行字，然后抬起头来问了一句：“你在保定做文书的时候，管什么？”

“田赋清册和户籍底账。每年秋收后各乡的册子送到县里汇总，我干了六年，没出过错。后来打仗了，田赋收不上来，册子也没人管了，我就回了家。种了三年地，养不活人，想出来看看还有没有别的事做。”

“这两种东西你还能做？”

“能做。册子完整的，我能从头理清楚。册子丢了，我能重新建一套。做过的事忘不了。”

宋瑞华在记录本上又写了一行，放下笔：“明天来一趟。带一份你以前经手的册子格式，不用原件，凭记忆列出来就行。我看完了再跟你谈具体去哪。”

那人站起来，走到楼梯口停了一步，回头说了句“谢谢”，下楼去了。楼梯上他的脚步声不急不慢，一步一步踩实了才往下走。

下午来了一个年轻女人，二十七八岁的样子，穿素色大衣，手里夹着一本英文书。

她在门口交了推荐信，秘书领她上楼。她坐下来，开口说话不紧不慢：“我是学教育的，在金陵女子大学教过两年书。看到布告上说北方要建直通学校，我想来看看是不是真的缺人。”

“缺。缺得多。从小学到中学都缺。不是等学校建好了再招人，是先招人再建学校。”

“我就是来应聘的。不问待遇，问一句，学校建在哪？”

“沈阳、锦州、北平、济南、郑州。开封、新乡、安阳也会陆续开。你教哪个学段？”

“小学初中都教过。缺人的话，教材编写也能做。”

“把你教过的课程大纲留一份。教材编审处在锦州，周景濂老先生在主持。愿意去的话，我推荐你。”

她点了点头，没有多问，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：“课程大纲带来了。您看完觉得合适，随时联系我。”说完站起来，转身下楼。

楼梯上她的脚步声从二楼到一楼，然后被门口的风声盖住了。

信封放在桌上，宋瑞华没有立刻拿起来看。她等那阵风声过去了，才伸手把信封拿过来，拆开，抽出里面的纸。

纸很薄，上面是手写的课程大纲，字迹工整，每一栏都填得清清楚楚。

她看了几行，放在记录本旁边，继续接待下一个人。

后面又来了几个人。一个从武汉来的年轻人，学机械，做过两年铁路机务，想找铁路的活儿。

宋瑞华问了他几个机车调度的问题，答得利索，她记了名字，让他明天去交通组报到。

一个从天津来的中年人，做过税关账房，话不多，坐在那里等别人先开口。

宋瑞华问一句他答一句，答得精准不绕弯子。她让他把以前经手的账目格式写一份出来。

还有一个从河南来的老教员，头发花白，说话慢，思路清楚，说自己教了三十年书，不想换行当，只想找个地方接着教。

宋瑞华问他能不能去沈阳，他想了一下说“能”。她点了点头，在本子上记了一笔。

天快黑的时候人走完了。宋瑞华坐在桌边，把记录本从头翻了一遍。

来的人不多，信息还不全，几条线索各指向各的方向，还没交汇到一处。

但她看出了一些共同的东西——来的人大多带着期待，也带着疑虑。

他们需要一个能安放自己的地方，也需要确认自己不会像以前那样被用完了就扔。

她放下笔，合上本子，放在桌角。窗台上那盆枯了一半的盆栽还在原处，枯黄的叶子蜷着，一直没有换。

她站起来走到窗前，看了一会儿楼下那条街。

街上行人不多，有几个刚从楼里出去的人正沿着墙根往远处走，背影被夕阳拉得很长。

她看了一会儿，转身回到桌前，把记录本拿起来放进抽屉，然后坐下来，摊开一张白纸，开始拟第二天的接待计划。

窗外天色暗下来，她写了几行，停了一下，看了看那盆盆栽。

枯叶在暮色里看不出黄，只剩一团暗色的轮廓。她没有去动它，继续低头写。

第二天一早，楼下就有人等着了。

那个穿灰布长衫的河北人来得最早，手里拿着一卷纸，站在门口没有进去。

秘书让他上楼，他上来了，把那卷纸放在桌上，摊开。纸上用毛笔工工整整地画着表格——田赋清册的格式、户籍底账的格式，每一栏标了什么、怎么填、怎么汇总，写得清清楚楚。墨迹很新，是昨晚连夜赶出来的。

有一处墨迹稍微洇开了一点，像是写到那里时笔停了太久。

宋瑞华看了很久，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然后抬起头来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姓周，周德明。”

“周先生，田赋和户籍这两块，以后归你管。具体去哪，我这两天定下来通知你。”

周德明站着没有动，嘴唇动了一下，像是想说什么，最后只说了一句：“我等通知。”

他下楼的时候步子比昨天轻了一些，走到门口还回头看了一眼楼梯口，然后才拐出去。

同一天上午，又来了两个人。一个是从天津来的，做过多年的商会文书，想找管商业的事做。

一个是从山东来的，以前在县里管过教育，想接着做教育。宋瑞华一个一个谈，一个一个记。

她的话不多，但每问一句都问在要紧的地方。来的人走的时候，有的面带喜色，有的还在犹豫，但没有人当场被拒。

到了下午，人渐渐多起来了。楼下开始有人排队，秘书忙不过来，临时从行辕调了一个文书过来帮忙登记。

宋瑞华在楼上接待，楼下的队伍慢慢往前挪。有人等了半个钟头才上楼，进门先说“让先生久等了”，宋瑞华摆了摆手说“坐下说”。

来的人里有真本事的，也有来碰运气的。有一个说自己什么都懂，问什么答什么，但答得都是空话。

宋瑞华听了几句，没有再往下问，在记录本上画了一个圈，让他回去等通知。那人走了之后，秘书问了一句：“这个不安排？”宋瑞华说：“再看看。不急着定。”

秘书没有再问。宋瑞华把记录本翻到下一页，继续叫下一个人。

还有一个从北平本地来的老先生，以前在衙门里管过钱粮，年纪不小了，走路有点慢，但思路清楚。

他跟宋瑞华聊了一炷香的工夫，最后说了一句：“我年纪大了，跑不了远路。北平城里的事，我能做。”

宋瑞华说：“北平的事正好缺人。你先回去，回头有人找你。”

老先生站起来的时候，手在桌沿撑了一下才站稳。他往外走的时候，宋瑞华多看了他一眼。

他的背影佝偻着，步子很慢，但每一步都踩得稳。她收回目光，在记录本上他的名字旁边画了一个小小的三角。

天黑下来的时候，宋瑞华把当天的记录本翻了一遍。比昨天多了一倍的人，信息也密了。

她把有把握的人名下面画了横线，拿不准的画了圈，觉得不行的画了叉。画完之后她把本子合上，揉了揉手腕。

窗台上那盆枯了一半的盆栽还在那里，枯叶蜷得更紧了。她看了一眼，站起来，把盆栽端起来，放到窗台外面去。回来的时候手上沾了一点土，她拍了拍，坐回桌前，摊开第二天要用的纸。

坐下之后，她没有马上动笔。她看了一眼窗外，那盆盆栽搁在窗台外侧，枯叶在夜风里微微晃了一下。

她收回目光，拿起笔，在纸的最上方写了一行字：“第三日，待办。”

然后她停了一下，把“待办”两个字划掉，改成了“待来”。

（第一百零七章 招贤 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