阿七回到茶餐厅后门时,阿珍正站在门口。她看见他瘸着腿走过来,纱布散了,右手掌心又渗出血,裤腿撕开一道口子,小腿上红印子肿起来。她把他拉进后间,按在长凳上,重新上药包纱布。阿七疼得吸气,但没喊。林渡坐在前厅卡座里,听见后间动静,没起来。
阿七包好伤,走到前厅,把值班表放在桌上。何家盛的签名朝上,字迹潦草,但认得清。林渡拿起来看了一眼,折好,放进内袋。他站起来。
“去跌打馆。”
两个人穿巷子到陈伯的跌打馆。陈伯刚关了门,坐在柜台后面泡茶。看见阿七又来了,皱眉。阿七把右手伸出来,纱布包了三圈,掌心还在往外渗黄水。陈伯让他坐下,拆纱布,重新上药。林渡站在柜台旁边,看着陈伯的药柜,等着。
“陈伯。”林渡说,“帮我查旧档。”
陈伯的手停了一下。他没抬头,继续给阿七上药。“什么旧档?”
“七年前码头失踪案。少女失踪。”
陈伯把药棉按在阿七掌心,阿七咬紧牙。陈伯沉默了两秒,把药棉扔进垃圾桶,擦了擦手。他走到柜台最里面,拉开最底下的抽屉。里面全是旧报纸和文件,发黄,卷边,用麻绳扎着。他翻了一会儿,摸出三张纸,放在柜台上。
“三起。”陈伯说,“七年前,一年之内,三个女孩在码头失踪。都是十六七岁,都是去码头找同学或者送货,去了没回来。家人报警,案子立了,又撤了。三起都一样,撤案签字是同一个人。”
林渡拿起三张纸。撤案通知书,格式一样,打印的,末尾签字:黄警司。三张纸的纸张手感相同,发黄,但质地厚实,边缘有暗纹。他对着灯照,纸面浮出一个极淡的船锚。霍氏账房用纸。撤案文件的用纸,和霍氏账本一模一样。
“纸是霍氏的。”林渡把三张纸放下。
陈伯脸色变了。他伸手摸了一下纸面,指腹在暗纹上停住。他认识这个纹,七年前霍氏账房所有文件都用这种纸,厂里定制的,外面买不到。撤案文件用霍氏纸,说明签字的黄警司和霍氏有关系。
“经办人呢?”林渡问。
陈伯把三张纸收回去,压在旧报纸下面。他坐回椅子上,手放在膝盖上。指节粗大,皮肤上全是老人斑。“三个经办人。第一个,姓周,案子撤了之后调去新界,第二年失踪,人没找到。第二个,姓陈,调去离岛,半年后海边发现尸体,说是意外溺亡。第三个,姓李,调去总部档案室,干了两年,辞职,搬走了。没人知道去哪。”
阿七坐在长凳上,右手包着新纱布。他听着,脸色白了。三个经办人,两个没了,一个消失。三起失踪案,撤案之后经办人全部调走。不是巧合。
林渡把值班表从内袋摸出来,放在柜台上。何家盛的签名朝上。“三起案子,都发生在码头。外港运输的码头。何家盛七年前就在码头管调度,三个女孩失踪的时间,他都当班。”
陈伯低头看值班表。何家盛的签名,和三张撤案通知书上的黄警司签字并排放在一起。陈伯的手指在这两个签名之间来回移动,停住了。
“黄警司七年前调走了。”陈伯说,“调去总部,升了一级。后来提前退休,搬去外岛。我去年听说他中风了,不能说话,不能动。整个人废了。”
林渡把值班表和撤案通知书收起来,放进口袋。他看了一眼阿七。阿七站起来,试着活动右手,纱布包得厚,但没刚才那么疼了。陈伯从柜台后面拿出一个小布包,塞给阿七。“药酒。每天擦两次。”
阿七接过去,揣进口袋。两个人往门口走。陈伯叫住林渡。林渡回头。陈伯坐在椅子上,没站起来,灯从上面照下来,把他的脸照得沟壑分明。
“三起案子,都指向何家盛。”陈伯说,“但撤案文件是霍氏纸,签字是黄警司,经办人全被调走。何家盛没这个权力。他那时候只是码头调度,连警司的面都见不到。”
林渡站定。
“背后是霍先生。”陈伯说,“七年前霍老二还没跑。他在幕后操作,何家盛只是跑腿的。三个女孩失踪,和码头走私有关。她们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。”
林渡推门出去。巷子里黑,路灯昏黄。阿七跟在后面,右手包着纱布,左手拎着药酒。两个人往茶餐厅走。路上没人,只有远处麻将馆的灯亮着,街坊会的灯灭了。
“渡哥。”阿七说,“三个女孩,两个经办人没了。小敏还在集装箱里。何家盛今晚会转移她们。”
“不会。”林渡说。
“为什么?”
“因为我在码头正门等他。”林渡拐进茶餐厅后巷,“他转移三号柜,要经过正门。我在正门坐着,他不敢动。”
阿七愣住:“你去码头正门坐着?”
林渡推开茶餐厅后门。阿珍在里头等着,小敏母亲坐在角落,手里攥着那杯凉了的水。林渡走到前厅,拉开抽屉,把值班表和撤案通知书放进去,压在当票和船票上面。他关上抽屉,看了一眼墙上的钟。晚上八点。
“我去码头。”他说,“正门。坐在门岗亭子外面。何家盛要转移三号柜,必经正门。他不动,小敏就安全。他动了,我看着他动。”
阿珍拉住他胳膊:“你一个人去?”
“阿强在码头外面。”林渡把外套穿上,“阿七留在这里,看着店。”
他走出去。城寨的灯在身后一盏一盏亮着,码头方向,三号仓后巷那盏昏黄的灯还亮着。小敏在三号柜里面等着。何家盛在监控室里看着七个灰掉的屏幕。霍老二在城外等着进城。林渡往码头走。这次他走正门,坐在门岗亭子外面,等何家盛出来。账要一笔一笔算,小敏的账,先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