招贤布告发出后的第十天，统战本部门前的队伍开始排到了街角。

来的人比预想的多。有穿长衫的教书先生，有穿西装的归国留学生，有穿旧官服的北洋前朝官吏，也有穿着对襟棉袄、手里攥着一卷纸的乡绅。

他们在门口的登记处留下姓名和来意，领一张编号牌，坐在走廊的长凳上等着叫号。

天气还冷，走廊的门关着，但门缝里漏进来的风还是让人坐不住。有人站起来搓手，有人把带来的文件放在膝盖上反复整理，有人靠着墙闭着眼，像是在养神，也像是在等一个结果。长凳不够坐，后来的人就站着，靠在墙上，两只脚轮流着地。到中午的时候，门口已经发了七十八张号牌，还有三十多个人没排上，秘书只好出去说了一声，让没领到号的明天再来。

二楼窗台上的那盆枯了大半的盆栽已经被换掉了，换成一盆新发的绿苗，还没长开，但活了。

宋瑞华坐在二楼靠窗的位置，面前摊着一本翻开的登记簿。每一页上列着当天的来访者姓名、籍贯、专长和来意，还有她手写的简短备注。她的笔搁在页边，但更多的还是在听。

来访者的座位被她调过了，现在是背对着窗，正对着她，光线从她身后照过来，她能看到对方脸上的全部表情，而对方要看清她的表情则需要微微眯起眼。她在判断他们说的每一个词是否与他们的动作匹配。

“先生，我来之前，在县里也见过招人的。说得好，最后都散了。”一个来人说。

“所以你来，先看我怎么问。”宋瑞华说。

“对。您问得越细，我越安心。要是只让我填个名字，我转头就走。”来人说。

“那就细问。你做过什么，做到哪一步，卡在哪里，一样一样说。”宋瑞华说。

一个自称在山东办过多年乡村教育的老人坐在对面。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袍，说话时习惯性前倾，像在课堂上对着学生讲课一样，声音不高但字字清晰，说到一半时停下来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展开，上面写着他的教学计划和一本未完成的乡土教材。

宋瑞华看了一眼那本教材的写作时间和修订进度，在登记簿上写了一条备注，没有问他为什么来北平，也没有问他的教学计划写了几页。她问的是：

“你的教材里，最长的章节写的是什么内容？”

他答：“如何让孩子认识自己村里的田埂和水渠的走向。”

“为什么写这一章最长？”

“因为孩子要先认识自己脚下，才谈得上认识天下。”

宋瑞华在记录本上写了一个字。然后问：“这书，你愿意拿给周景濂先生看看吗？他在锦州编教材。”

“愿意。只要有人认真看，我就愿意。”

那天离开的时候他走得很慢，像是已经不需要再找下一份工作了。走到楼梯口时，他回头看了一眼窗台上那盆新苗，嘴角动了一下，然后下楼去了。

中午休息时，值班秘书送上来一摞新到的履历和推荐信，里面夹着几份从外地寄来的自荐信。信封的边角已经磨破，字迹有的工整、有的潦草，邮戳来自不同省份。

宋瑞华没有急着拆，先把信封按省份排好，然后一封一封打开，读完之后把有用的信息摘出来记入登记册，信封按原顺序放回桌角。

有一封信的纸边粘着一小片干了的泥，像是从乡下带出来的。她把那片泥轻轻剥掉，放在桌角，继续往下看。

“今天的信，比昨天多。”值班秘书说。

“以后还会更多。你按省分好，别压。”宋瑞华说。

“有些信封上没写回信地址。可能只是试试。”秘书说。

“试试也回。只要是认真投的，我们都得有个说法。”宋瑞华说。

下午来的是一位在旧衙门做过多年钱粮核算的人。

他说话时习惯先低头看自己的手指，再抬起头来回答。

宋瑞华问了他关于田亩清册和税银交接的问题，他回答时没有停顿，也没有使用复杂的术语，只说了具体年份、地区范围和经办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难点。

她注意到他提到某个县时迟疑了一下，然后说“那个县的清册我经手过，但后来被调走，后续账目没有经我确认”。

她在登记簿上写下“有诚信，不虚报，边界感清晰”。

“你后来没问过那个县的账？”宋瑞华问。

“问过。没问着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已经换了两任经手人。我想查，没人认了。”

“如果让你去重做，你第一件事会做什么？”

“先封账，再盘库。库盘清了，账才有根。”

宋瑞华把笔搁在桌面上，看了他一会儿。他的手指搁在膝盖上，没有动。

她拿起笔，在备注栏里画了一个勾。

也有人在第一轮面谈就被划掉。一个自称曾在南方参与过地方新政的人，谈吐顺畅，逻辑清晰，但问到具体操作细节时开始用“大势所趋”“当务之急”这类词替换具体行动，始终答不出实际的账目或人员安排。

面谈结束后，宋瑞华在备注栏画了一道叉，没有等他第二轮来申报。

“这人说话很顺。”值班秘书说。

“顺是顺，可没有底。地方上的事，不是几句大势就能办。他连一个县的人头都说不清，我们不能用。”宋瑞华说。

另一个人的履历上写着曾负责过某省工商事务，但核实后发现该部门在他任职期间始终以旧有人马维持运转，他本人并未主导过完整的行政流程。

值班秘书在备注栏里注明“履历与实际情况不符”，宋瑞华在那栏旁边画了一个圈，搁下了笔，没有安排下一轮跟进。

“履历写得好，不一定人能用。”宋瑞华说。

“那还要不要给个回复？”秘书问。

“不用明说。不安排下一轮，就是回复。”

傍晚，走廊里还剩最后几个人，坐得散漫，靠在长凳上各自看着自己的鞋子或手边的纸袋，等着叫号。

有人走了出去又回来，在门口停下，往楼上看了一眼，像是在确认自己有没有走错，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继续等着。

宋瑞华合上登记簿，让值班秘书通知剩下的人明天再来。

那些人站起来，有人点了一下头，有人说了句“明天来”，有人什么也没说，把搭在膝头的外套抖开穿上，转身走了出去。

推开门时风灌进来，吹动了桌面上那摞按省份排列的信封。

当晚，宋瑞华在灯下把前十天的登记簿从头翻了一遍，逐行检查自己的记录和备注。

她已经见过上百个人，有的人面谈超过两次，有的人只坐了一刻钟就离开了，但她对每个人的判断都写在页边，有圈有叉有勾，也有没做标记的待定。

她翻到河南和河北那一页时停了下来，注意到一个细节：从河南河北过来的投效者数量比预期少。

她放下笔想了想——不是没人，是消息还没传到位，或者路没通。

她在那一页的页角画了一条线，没有往下延伸，只是在那里标了一个记号，等她想起这件事的时候还有位置可以追踪。

“河南河北，来的人少。”她说。

“那边刚稳，路也远。等地方上的布告再贴几轮，人会上来。”秘书说。

“不能干等。要派人去。把北平这边的情况带下去，让当地知道我们真在用人。”

她把登记簿合上，放在桌角，坐在窗前没有动，看着窗外的夜色。

楼下的路灯亮了，把街道上的青石板照出一片暗黄色的反光。

那些已经登记过的人，此刻正散落在北平的各个角落——有人在旅馆里，有人在旧相识的住处，有人可能还在路上没到。

她想着那些人在来北平之前各自处于不同的处境——有些刚辞去教职，有些从南方搭火车北上时还不知能否顺利成行，有些正在赶路，今晚还到不了。

而她留在这里，接每一个能到的人，听每一个来投效的人说话，然后决定哪些人能接住那些空置的位子，哪些人不行。

她伸手把窗台上那盆新苗端起来，看了看根部的土。土是湿的，下午秘书浇过水。她把花盆放回去，手指在盆沿上停了一下。

她在灯下多坐了一会儿。没有再查看登记簿，没有再核对名单，也没有再推算下一批人会从哪个方向过来。窗外的路灯亮着，路面上的反光铺开，风从门缝渗进来。

她坐在桌前，像一座正在等待回音的信号站。她知道只要这盏灯还亮着，下一个来的人就能找到这里。

而她坐在这里，读完了那些履历和自荐信之后，正在更清晰地看清一件事——有足够的人，能接住这些位子。只是需要时间，一座城一座城地接，一个人一个人去定。

她拿起笔，在登记簿最后一页的空白处写了四个字：

“不急。人在。”

（第一百零九章 筛人 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