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怀民在装修队干了半年，腰肌劳损，右膝盖也开始疼。

贴瓷砖是个弯腰的活，一蹲就是一整天。刚开始他还扛得住，每天收工回家还能帮着周素琴搬搬抬抬。到了入冬以后，他蹲下去再站起来，膝盖会发出咔嚓一声脆响，像掰断一根枯树枝，他没跟任何人说。每天早上照常五点起床，穿上那件磨破了肘部的工装，拎着工具包出门。晚上回来也不吭声，吃完饭洗个澡就躺下。

周素琴每晚收摊回来得很晚，有时候见他还没睡，就问上他一句“今天怎么样”，他总是只有一句话：“还行。”

“还行”是什么意思？是活不重，还是累但能忍？周素琴分辨不出来，她只知道丈夫的话越来越少。

她试着逗他说话，跟他说馄饨摊的趣事，说哪个客人多给了钱不要找零，说隔壁摊位的老杨头跟老婆吵架被她劝好了。林怀民听着，偶尔点点头，或者“嗯”一声，然后就没了下文。她也就不再说了。她知道丈夫心里有事，但他不愿意讲，她也问不出来。

这天，装修队的活干完了。一个为期两周的旧房翻新项目，林怀民贴了十一天的瓷砖，工钱结算下来是一千二百块。

包工头姓曹，是个四十多岁的光头男人，平时跟林怀民称兄道弟的，到了结钱的时候却开始找茬。

“老林，你贴的那个卫生间，墙角有两块砖空鼓了，业主不满意，要扣钱。”

林怀民皱了皱眉：“哪两块？我检查过的，不可能空鼓。”

“你不信？自己去看。”曹包工头叼着烟，把钥匙扔给他。

林怀民骑着自行车去了那个小区，爬上六楼，进了卫生间。他蹲下来，一块一块地敲瓷砖。敲到墙角那两块的时候，声音确实有点发空。他仔细看了看，发现是水泥砂浆没填实，留下了细微的空隙。这确实是他的问题。可能是那天赶工，天又快黑了，他没注意到。

他回到工地，曹包工头正跟几个人打牌。林怀民站在旁边等了一会儿，等他打完一局才开口：“曹老板，那两块砖确实有问题。是我的错，您说扣多少？”

“扣两百。”曹包工头头也不抬。

两百。林怀民的心沉了一下。他干十一天才挣一千二，一天合一百多点，这一扣就是将近两天的工钱。

“曹老板，能不能少扣点？一百行不行？我下次注意。”

“不行。”曹包工头终于抬起头，看了他一眼，“老林，不是我不给你面子。业主盯着呢，我也没办法。你要是不乐意，下次有活我就不找你了。”

林怀民沉默了。他站在那里，手里握着那顶安全帽的帽带，咂磨了几下嘴巴似乎再想说两句什么，可又不知道该再说些什么。

几个打牌的工友都停了下来，看着他，没人说话。

过了很久，他才很丧气地说：“行，两百就两百。”

曹包工头从钱包里数出十张皱巴巴的百元钞，拍在桌上：“这是一千，扣了两百。你数数。”

林怀民拿起钱，没有数，塞进口袋里，转身走了。

他推着自行车走出工地，在路边的石阶上坐了下来。天已经黑了，路灯亮起来，把他影子拉得很长。他从口袋里掏出烟，点上，深深地吸了一口。

烟雾在冷空气中散开，很快就被风吹散了。

他想起自己在厂里干了二十三年，从来没有被扣过一分钱。他是技术标兵，是车间主任最信任的师傅，每年评先进都有他的份。那时候他觉得，只要自己手艺过硬，就永远不会被人看低。

可现在呢？他连两百块钱的底气都没有。

不是因为他手艺不行了。是因为他老了，四十多岁的人，在装修队里算是年纪最大的。年轻的工人都叫他“老林”，语气里带着一种客气，但客气本身就是距离。他知道，曹包工头随时可以找到更年轻、更能干、要价更低的人来代替他。

他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。

一支烟抽完，他又点了一支。第二支烟抽到一半的时候，他站起来，拍了拍裤子上的灰，骑上自行车回家。

一路上风很大，吹得他眼睛发酸。

回到家的时候，周素琴正在厨房里煮面条。

“回来了？今天怎么这么晚？”她探出头问了一句。

“活多，加了个班。”林怀民换了鞋，把工具包放在墙角。

周素琴端出面条，一碗清汤面，卧了一个荷包蛋，撒了一把葱花。她把碗放在林怀民面前：“趁热吃。”

林怀民拿起筷子，挑起面条，吃了一口。面条煮得刚好，不软不硬，汤底是用骨头汤调的，鲜得很。他大口大口地吃着，很快就吃完了一碗。

“还要不要？锅里还有。”

“够了。”

周素琴接过空碗，没有立刻去洗，而是坐在他对面，看着他。

“怀民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”

林怀民愣了一下：“没有啊。”

“你骗不了我。”周素琴的声音很平静，“你回来的时候走路姿势不对，右腿有点跛。是不是膝盖又疼了？”

林怀民没想到她观察得这么仔细，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。

“我问过老赵了。”周素琴接着说，“他说你们装修队的活很累，一天蹲十几个小时，年轻人的腰都受不了，何况你。”

林怀民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没事，我能扛。”

“你能扛，你能扛，你什么都能扛。”周素琴的声音忽然高了起来，眼眶也红了，“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扛不住了怎么办？你要是倒下了，这个家怎么办？”

“我不会倒下的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你不会倒下？你以为你还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吗？”周素琴站起来，声音有些发抖，“林怀民，我不是嫌你挣得少。我是心疼你。你每天回来话都不愿意多说一句，吃完饭倒头就睡，第二天天不亮又走了。你这样下去，身体迟早要垮的。”

林怀民低着头，没有说话。

周素琴看着他，眼泪终于掉了下来。她转过身，走进厨房，拧开水龙头，哗哗的水声盖住了她的哭声。

林怀民坐在原地，一动不动。他看着厨房的方向，看到妻子的肩膀在微微抖动。他想走过去，抱住她，跟她说对不起，说他一定会好好的。但他的脚像灌了铅一样，抬不起来。

他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习惯了沉默，沉默是他应对一切的方式——高兴时沉默，难过时沉默，委屈时沉默，愤怒时也沉默。沉默让他觉得安全，但也让他和身边的人越来越远。

他站起来，走到阳台上，又点了一根烟。

楼下的街道很安静，偶尔有一辆车驶过，车灯扫过墙面，然后又消失了。对面的居民楼里亮着星星点点的灯光，每一扇窗户后面都是一个家庭，都有各自的欢喜和忧愁。

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个画面。

那时候林知远还小，大概五六岁，他骑自行车载着他去厂里玩。林知远坐在前面的横梁上，两只小手抓着车把，兴奋地大喊：“爸爸快看，我骑车了！”他笑着，脚下的踏板蹬得更快了。风吹过来，吹起儿子的头发，露出饱满的额头。

那时候他觉得，这辈子就这样了。有一个安稳的工作，一个贤惠的妻子，一双可爱的儿女，平平淡淡过完一生，也挺好。

他从来没想过，有一天他会连一份安稳的工作都守不住。

烟烧到了尽头，烫了他的手指。他回过神来，把烟头摁灭在阳台的花盆里，转身回了屋。

周素琴已经洗完碗，坐在客厅里择菜。她没有再哭，但眼圈还是红的。林怀民在她旁边坐下来，拿起一把韭菜，跟着一起择。

两个人谁也没有说话，只有韭菜被掐断的清脆声响。

择完一把韭菜，林怀民忽然开口：“素琴，要不……我去学门新技术？”

周素琴抬起头，看着他，有些意外。

“我听老赵说，现在城里流行那种整体橱柜安装，技术含量高，工钱也比贴瓷砖高。我想去学学。”林怀民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没有看她，而是盯着手里的韭菜，“就是学费可能要几百块，学两个月才能出师。”

周素琴沉默了一会儿，问：“你膝盖行吗？”

“橱柜安装不用一直蹲着，主要是站着量尺寸、钻孔、组装。”

“那你去吧。”周素琴说，“钱的事我来想办法。”

林怀民终于抬起头，看了她一眼。他想说谢谢，但这两个字太轻了，他说不出口。最后他只是点了点头，继续择韭菜。

那把韭菜择完的时候，客厅里的老钟敲响了十下。

又是平凡的一天结束了。
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林怀民白天照常去装修队干活，晚上回来就翻看一本从旧书摊上淘来的《橱柜安装入门》。书是九十年代初出版的，纸张发黄，里面的插图也很简陋，但他看得认真，遇到看不懂的地方就用铅笔做个记号，第二天去请教工地上一个做过橱柜安装的工友。

周素琴则在馄饨摊上更加卖力。她延长了营业时间，从下午四点一直摆到凌晨两点，比以前多出两个小时。她还增加了新品种——酸辣粉和凉皮，虽然准备起来更麻烦，但利润比馄饨高一些。

林知远知道家里缺钱，每个月交回家的钱从三百涨到了五百。他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住，吃得很简单，经常是一碗泡面就打发了。但他从来不跟家里说这些，每次打电话都说自己过得很好。

林知夏暑假也没有闲着。她在学校附近找了一份家教的工作，给一个初二的学生补语文和英语，一周三次，每次两小时，一小时十五块钱。虽然挣得不多，但好歹能分担一点。

全家都在为同一个目标努力——让林知夏顺利上大学，让这个家撑过这段最难的日子。

没有人抱怨。也没有人喊累。

因为他们都知道，比起那些更不幸的家庭，他们至少还有力气去拼。

八月底的一个傍晚，林怀民收工回家，发现家门口放着一个纸箱。

他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双崭新的护膝，加厚型的，黑色的弹力面料，内侧还有一层柔软的绒布。纸箱里夹着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几行字，字迹歪歪扭扭的，像是小学生写的：

“爸，这是我用暑假打工的钱买的。你膝盖不好，戴上这个会舒服一点。 ——知舟”

林怀民捧着那双护膝，站在门口，久久没有动弹。

林知舟今年才十三岁，刚上初二。他从来没说过要去打工，也没跟家里要过零花钱。林怀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去打的工，在哪里打的工，挣了多少钱。他只知道，这双护膝，是这个不善言辞的儿子，用自己的方式在告诉他——

爸，我也在撑着这个家。

他走进屋，看到林知舟正趴在桌上写作业。他走过去，把护膝放在桌上，说：“知舟，谢谢。”

林知舟抬起头，看了他一眼，又低下头去，耳朵尖微微泛红：“不客气。”

林怀民摸了摸儿子的头，手掌粗糙，动作却很轻。

那一刻，他忽然觉得，膝盖好像没那么疼了。

（第五章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