早上七点，茶餐厅。林渡走到柜台最里面，蹲下来，搬开两袋米，露出柜底一只旧皮箱。皮箱是七年前进城寨时带的那只，边角磨破了，铜扣锈了。他打开。里面只有一件东西。旧西装，深灰色，叠得整整齐齐，压在最底下。他拿出来，抖开。西装是七年前的款式，领子宽，扣子大。袖口磨得发白，但没破。他把西装放在桌上。
阿珍从后间出来，看见西装，走过来。她伸手摸了一下料子，粗呢的，厚实。她翻到领子内侧，标签还在，上面用钢笔写着一个名字。林川。她抬头看林渡。林渡没说话。阿珍把西装拿到后间，拿出熨斗，插上电。蒸汽冒起来，她一点一点熨。领子熨平，袖子熨直，前襟熨挺。熨完，她折好，拿回前厅。
林渡接过来，穿上。肩线正好，腰身正好，但袖子短了一寸，露出手腕。阿珍站在旁边看。“不合身。”
“我哥的。”林渡把袖口往下扯了扯，没扯动。他穿上西装，扣好扣子。七年前的西装，穿在身上，袖短一寸，但肩背挺括。他走到门口。招牌挂着，九龙茶餐厅五个字，红底黑字，九字一笔不缺。他看了一眼，推门出去。阿珍跟在后面。阿七蹲在面包车旁边，球鞋穿好了。叶琳站在巷口，记者证挂在胸前。三个人上车。面包车拐出城寨，往中环开。
上午九点，听证会现场。政府大楼三楼会议室，长桌围成半圈。政府官员坐在正中间，两边是霍氏律师、街坊代表、记者。旁听席坐满了人。叶琳坐在第三排，录音笔打开。阿七蹲在最后一排角落。阿珍坐在旁听席靠门位置，右手攥着抹布。林渡走进来。穿旧西装，袖短一寸，皮鞋擦过，但鞋面有折痕。记者举起相机，闪光灯亮成一片。他走到证人席，坐下来。霍氏律师坐在对面，西装笔挺，领带紧，手里攥着一叠文件。
律师站起来。他看了一眼林渡，嘴角往下沉。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“林渡。”
“你在城寨做什么？”
“看报纸，喝茶。”
律师笑了一声。很轻，但会议室里每个人都听见了。他摊开手，对着法官席。“一个看报纸的，来听证会作证？林先生，你七年没出过城寨，没工作，没纳税记录，没任何正式身份。你凭什么代表城寨？”
林渡坐在证人席上。他手放在桌上，袖口短一寸，露出手腕。手腕上有一道旧疤，七年前的。他看着律师。看了两秒。
“我看的报纸，比你的合同真。”
律师的笑容收了。他翻开文件，拿出一张地契复印件，拍在桌上。“茶餐厅地契，产权人林川。林川七年前失踪，地契未过户。你以什么身份坐在茶餐厅里？”
林渡把地契复印件拿起来。他翻到背面。背面空白。他放回去。“林川是我哥。地契是他留给我的。”
律师往前一步。“留给你？有遗嘱吗？有公证吗？有法院确认吗？”
林渡没答。他站起来。旧西装袖短一寸，但他站得直。他看着律师。看了两秒。然后他转向旁听席。阿珍坐在靠门位置，右手攥着抹布。阿七蹲在角落。叶琳坐在第三排。街坊代表坐在后排。他看了一圈。转回来，看着律师。
“你问我凭什么代表城寨？”林渡把袖口往下扯了扯，没扯动，“凭城寨每个人欠我一次。”
律师愣住。会议室安静。旁听席上，阿强站起来。他坐在后排，扳手别在腰后。“我欠林渡一次。”老周站起来。“我欠林渡一次。”陈叔站起来。“我欠林渡一次。”阿玲站起来。“我欠林渡一次。”叶琳站起来。“我欠林渡一次。”阿七从最后一排站起来。“我欠林渡一次。”阿珍坐在靠门位置，没站起来，但攥着抹布的手在抖。
一个接一个。街坊代表、鱼摊搬运工、修车铺学徒、干货仓伙计、裁缝铺阿婆、小店街店主。十几个人站起来，说同一句话。律师退了一步。他回头看政府官员。官员们互相看，没人说话。叶琳按下录音笔的停止键，又按下播放键。刚才那段录音从录音笔里传出来，十几个人说“我欠林渡一次”，声音叠在一起，在会议室里撞来撞去。
林渡站在证人席上。旧西装袖短一寸，但肩背挺直。他看着律师。
“你代表霍氏。”林渡说，“霍氏欠城寨的，账本上写着。你问凭什么，就凭这个。”
律师坐下去。他翻文件的手在抖。政府官员敲了敲桌子。“休庭。十五分钟。”
林渡走出证人席。他经过旁听席，阿珍站起来，把手里的抹布塞进口袋。她走到他旁边。两个人往门口走。记者围上来，闪光灯亮成一片。林渡没停步。他推开门，走出去。走廊里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落在他旧西装的袖口上。袖短一寸，露出手腕。手腕上那道旧疤，七年前的，在光里发白。阿珍走在他旁边，右手红疤露着，左手攥着抹布。两个人没说话。往电梯走。听证会还没完。账还没算完。他等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