纸条上写着几行字，是周立德的笔迹——
“柯峻熙，你跟宋秉烛的事我不管。名单交出来，我放你们两条命。不交，你们两个一起死。”
宋秉烛看完，把纸条折好，塞进口袋。
“所以你刚才在客栈里，是演给他看的。”
“一半一半。”柯峻熙靠着墙，闭上眼，雨水从他脸上淌下来，“我确实想让你跑。名单比你重要。但我也确实想让周立德觉得，我跟你翻了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因为只有他觉得我跟你翻了，我才能靠近他。”柯峻熙睁开眼，侧过头看着宋秉烛，“你送名单，我送命。这局棋，从一开始就是这么下的。”
宋秉烛站起来，把柯峻熙也拉起来。
“走吧。先离开这里。”
“去哪儿？”
“上海。”宋秉烛说，“周立德在南京势力大，但到了上海，就是咱们的地盘。”
柯峻熙笑了一声，扯动了伤口，皱了皱眉。
“咱们？你什么时候学会说'咱们'了？”
“刚才。”宋秉烛扶着他往巷子深处走，雨水打在两人身上，噼啪作响，“你替我扛了十年。这一次，咱俩一起扛。”
……
民国二十一年，十二月二十日，上海，法租界。
宋秉烛在霞飞路一家诊所的后院里待了两天。
柯峻熙的伤不重，子弹擦着骨头过去的，没伤到要害。
诊所的医生是柯峻熙的老熟人，话不多，收钱办事。
第三天早上，小赵从南京赶回来，带来了消息。
“周立德被撤了。”小赵把一份电报抄本放在桌上，“名单的事被人捅到了南京高层，周立德通敌的证据确凿，军统连夜把他拿了。南京站副站长和那两个立法委员也一并被查。”
宋秉烛坐在椅子上，把电报看完，递给柯峻熙。
柯峻熙接过来扫了一眼，放在桌上。
“谁捅的？”
“沈秘书。”小赵说，“他被柯爷的人放出来之后，直接去了南京最高法院，把名单交了上去。他说，是宋先生让他这么做的。”
宋秉烛没说话。
柯峻熙看了他一眼，嘴角动了一下。
“你什么时候安排沈秘书反水的？”
“我没安排。”宋秉烛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诊所后院有一棵梧桐树，叶子落光了，只剩光秃秃的枝杈，“沈秘书跟我五年，我知道他是什么人。他去见日本人，是因为他老婆病重，需要钱。他收了日本人的钱，但他心里有愧。我让他送东西给日本人，是给他一个台阶。他去了，就回不了头。他回不了头，就只能把名单交出去。”
柯峻熙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你算准了每一步。”
“没算准。”宋秉烛转过身，“我没算准你会来南京。”
两人对视了一眼，谁也没再说话。
小赵识趣地退了出去，把门带上。
屋里只剩他们两个人。
窗外的梧桐枝杈在风里晃动，影子投在地板上，忽长忽短。
“峻熙。”宋秉烛先开口。
“嗯。”
“名单交出去了，周立德倒了。但这件事没完。日本人那边不会善罢甘休。岩崎还在上海，他手里还有一份怀特留下的东西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柯峻熙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走到宋秉烛面前。
他比宋秉烛高半个头，低头看着他，目光很沉。
“宋秉烛，你跟我说实话。你让我把原件保管好，是不是早就打算好了要自己扛？”
宋秉烛没回答。
“你让沈秘书送抄本给日本人，引出周立德。你让我带着原件离开南京，保住证据。你自己留在南京，替我把周立德的火力全引过去。”柯峻熙的声音很平，“你打算死在那间客栈里。”
“我打算活下来。”
“你没打算。”
两人站得很近，近到能听见彼此的呼吸。
窗外有电车经过，叮叮当当的铃声由远及近，又渐渐远了。
“峻熙。”宋秉烛说，“那年在闸北米行后仓，你跟我说过一句话。你说咱俩之间只有一笔烂账。这十年，你替我挡刀，我替你收尸。你欠我的，我欠你的，确实算不清。但这次不一样。这次是我自己选的。”
“选什么？”
“选让你活着。”
柯峻熙盯着他，盯了很久。
然后他伸手，从怀里摸出那只铁盒，放在桌上。
“原件在这里。你拿去。”
“你拿着。”
“宋秉烛——”
“你拿着。”宋秉烛重复了一遍，“我手里那份抄本已经交出去了。这份原件，是你拿命换来的。你收好。”
柯峻熙把铁盒收回去，攥在手里，指关节发白。
“然后呢？”
“然后你走。离开上海，去哪儿都行。岩崎那边，我来对付。”
“你对付不了。”
“我对付得了。”宋秉烛说，“岩崎要的是怀特手里的东西。东西在我这儿，他就得跟我谈。我跟他谈的时候，你走。”
柯峻熙把铁盒揣进怀里，没再争。
他知道宋秉烛的脾气，决定的事，九头牛拉不回来。
“行。”他说，“我走。但你记住——”
“我知道。”宋秉烛打断他，“下辈子接着算。”
柯峻熙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。
这回的笑跟以前不一样，眼底有东西在动，说不清是什么。
“你他妈学我说话。”
“跟你学的。”
柯峻熙转身往门口走。
走到门口，停住。
“宋秉烛。”
“嗯。”
“别死。”
宋秉烛没回答。
柯峻熙拉开门，走了出去。
脚步声沿着走廊远去，越来越轻，最后消失在楼梯口。
宋秉烛站在原地，看着空荡荡的门口。
过了很久，他走到桌前，拿起电话听筒，拨了一个号码。
“喂。岩崎公馆吗？我是宋秉烛。明天下午三点，我在汇中饭店等他。”
他挂了电话，走到窗前。
梧桐树的枯枝在风里晃，天阴着，像是要下雪。
他伸手摸了摸胸口。
那里空荡荡的，什么都没有。
但他觉得那里沉甸甸的，像是揣着什么东西。
两天后，汇中饭店，三楼套房。
宋秉烛坐在靠窗的椅子上，面前摆着一壶茶。
茶凉了，他没喝。
岩崎坐在他对面，四十来岁，穿西装，戴金丝眼镜，中文说得比很多中国人还流利。
“宋先生，东西呢？”
“东西不在上海。”
“在哪儿？”
“在一个人手里。这个人，你找不到。”
岩崎笑了笑，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照片，放在桌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