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潮声如泣，义旗初张

隆武殉国、郑芝龙被执北上的消息，像一阵寒潮扫过闽南海岸。

泉州、漳州、兴化各府县大多已附清，但山海之间并不全是降旗。不少曾受隆武敕命的武官、散卒、地方义士不愿剃发，或遁入深山，或驾舟浮海，一时群龙无首，各自为战。郑成功的名字，渐渐从混乱里浮了出来——他是先帝亲赐国姓之人，又是郑芝龙之子，虽与父分途，却继承了郑氏在海上多年攒下的人脉、船坞与旧部。

此时的郑成功，还只是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。

国亡、父羁、母死，三重巨痛压在他肩上。母亲田川氏在安平城破时自尽的惨状，时时在他心头盘旋；他曾在南安文庙焚去青衿，那不是一时意气，而是一场痛苦的诀别：诀别父亲那条“以利换富贵”的路，也诀别读书入仕、安享世爵的寻常人生。

他驻于浯州一带海寨，派人四出传谕：凡不愿从虏、不忘大明者，可来归。

起初来投的并不多，大都是郑氏旧部里尚有忠义心的将领、几百久经风涛的水手、少数避祸的文生。有人私下议论：“连平国公都已北去，一个少年能成何事？”也有人犹疑，怕清兵大举剿海，白白送命。

郑成功并不急于浪战。

他深知陆战非己所长，优势在海。一面整顿仅有的几十艘大小船只，修补帆缆炮械；一面派心腹潜回安平、泉州港，联络旧日管船、管粮的亲信，把散在各处的物资悄悄运上海岛；又严申军纪：不扰沿海村落，不强征百姓粮米，愿附者留，不愿者听其自便。

他的旗号很简单：明忠孝伯、招讨大将军国姓朱。

他没有另立年号，没有自称监国，只奉隆武正朔——在那个人人急于抢名分的乱世里，这反而让不少忠于隆武的人心里踏实。

但清廷没有给他从容发育的时间。

博洛北还之前，留佟国器、李率泰等镇守福建。新的闽省大吏看得很清楚：郑芝龙虽然到手，但他海上的势力并没有真正被收服；只要郑成功一日在海，闽南便一日不得安靖。于是一面传檄招降，许以高官厚禄，拿羁留北京的郑芝龙当筹码；一面调兵进驻沿海要港，封锁岸口，禁止民船私自出海，试图把这股新生力量困死在滩涂之间。

招降使者来了。

使者抬出郑芝龙的书信，劝他“顺天归命，父子可复相见”。郑成功复书，辞气不卑不亢，内里却划出一条绝然界限：“盖自古治世，未闻以父命而可移君命者也。父能尽忠，则子尽孝；父既自贰，子自有守。”他没有把话说死，也绝不踏上岸上的圈套——他知道，一旦离船入陆，就是重蹈父亲覆辙。

二、粤中新立，二藩争衡

就在闽海风波初起的时候，两广已经忙乱起来。

汀州败报传到肇庆，留守此地的两广总督丁魁楚、广西巡抚瞿式耜，以及一批南逃的朝臣聚议：隆武既崩，国统不可中断，当择亲藩继大位。众议投向桂王朱由榔——他是明神宗之孙，血统最近，性情仁柔，没有太深的党羽背景。

顺治三年十月十四日，朱由榔于肇庆称监国。

瞿式耜是其中的核心支柱。此人沉稳有识，深知南明朝廷屡败之弊：争虚名多于务实事，重内斗甚于御外侮。他反复劝桂王：“今日之急，不在正位名号，而在收拾人心、整饬兵马、固守两广门户。名分早定，反招觊觎；缓之，则可徐观大势。”

可乱世里，人心耐不住“缓”字。

桂王监国的消息还没传遍岭南，另一路捷足先登：隆武帝之弟朱聿鐭，从闽逃到广州，被苏观生、何吾驺等一批官员拥戴。苏观生急于定策立功，不顾两广士大夫的异议，抢在前面拥立朱聿鐭为帝，年号绍武。

于是岭南一地，同时出现两个行朝：肇庆的监国桂王、广州的绍武皇帝。

历史又一次重演南明的老悲剧：大敌压境，内部先抢正统。桂王这边闻讯大哗，丁魁楚主张立刻发兵讨伐；瞿式耜苦苦谏止：“北虏在旁，我先自相鱼肉，是授敌以柄！”但他挡不住汹汹群议，也挡不住两边谋臣对“定策元勋”地位的渴求。

绍武朝廷更浮躁。苏观生为了壮大声势，仓促授官、大肆封爵，市井无赖、游手之徒都能挂上将军印；他自恃广州财赋殷实，以为可以一举压服肇庆，却全然不知危险已经逼近——李成栋在平定闽北之后，已经奉令率锐师转头南向，秘密向广东开进。

李成栋这个人，原是闯军降将，悍而善驰突。他打南明最拿手的一招，就是轻骑疾进、用降人做向导、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。入粤之前，他先遣细作扮作商贩、难民潜入广州，摸清城防虚实；大军则昼伏夜行，绕开正面关隘，直扑省城。

绍武君臣还在忙着阅兵、论功、和肇庆打笔墨官司的时候，清兵已经摸到广州城下。

三、羊城骤破，绍武烟消

十一月中旬，广州城内外一派虚热。

绍武朱聿鐭年纪轻，好排场；苏观生天天召集百官朝会，讲礼乐、定仪制，仿佛中兴大业已经唾手可得。有人急报“北兵已近”，苏观生斥为谣言，把报信人杖责下狱——他不愿相信，强敌来得这样快，更不愿自己“定策”的功业还没站稳就遭颠覆。

李成栋抓住了这个麻痹的窗口。

他令前锋换上粤地民装，混杂入城；等到内应举号，城外清兵突然呐喊攻城。城上守军猝不及防，阵脚大乱；城门很快被内应打开，八旗与绿营兵马潮水般涌入街巷。直到杀声震耳，苏观生才从官署惊起，仓促调兵，可临时召来的乌合之众挡不住百战锐卒。

城陷。

朱聿鐭想越墙出逃，被清兵搜获。他拒绝饮食，从容自缢，在位不过四十余天。苏观生见大势已去，写下“大明忠臣，义固当死”八个大字，闭户自经；不少拥戴绍武的官员或死或逃，这个抢出来的小朝廷，像一阵泡沫一样碎了。

广州既破，肇庆震动。

桂王朱由榔本来就胆怯，听闻羊城倾覆，魂飞魄散。丁魁楚等一批近臣不愿死守，力主西撤；瞿式耜痛哭上言：“粤东失，尚有粤西；若再弃肇庆，则广西门户洞开，再无驻足之地！”可他拦不住天子与多数朝臣的避祸之心。桂王一行匆匆离开肇庆，往梧州方向奔逃，此后很长一段岁月里，“移跸”、“播迁”就成了永历朝的常态。

十二月，朱由榔在梧州正式即皇帝位，定次年为永历元年。一个漫长、颠沛、时起时落的永历时代，就这样在仓皇西奔里开场了。

永历不是没有机会。两广地域辽阔，民心尚有不忘明室者；西边有云贵土司、川南残师；海上有郑成功、浙东鲁王的力量。可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带着先天的病根：天子优柔寡断，朝臣派系林立，武将各怀地盘之念，每每外敌未至，内部已经吵作一团。

四、浙海孤峙，越土余哀

当岭南闹着二藩并立的时候，浙东的局面也在苦撑。

鲁王朱以海自钱塘江防线崩溃之后，就离开了大陆，漂泊于定海、石浦一带岛澳。张名振握有鲁王行朝主要的水师，把行营暂时安在舟山外围；张煌言则以“行人”身份，常常轻舟往来于沿海各村寨，寻访散亡的义师，联络还在暗中抗清的乡绅。

舟山本岛守将黄斌卿，却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。

他拥兵数千，城船齐备，一心要做海上的土皇帝。对鲁王，他表面恭敬，实则拒其入舟山本岛；对永历，他虚奉正朔，却不愿受其调遣；对郑成功，他既想互通有无，又怕对方来吞并自己地盘。张煌言屡次劝他捐弃私念，合力图复，都被他支吾过去。煌言私下对张名振叹道：“海滨诸将，人人自为，此与闽粤内争何异？”

浙东陆上，剃发令仍在制造血与火。

先前江阴、嘉定的惨烈已经过去，但四明山、会稽山深处还有山寨义旅；海边百姓常冒着禁令，给岛上义师送粮、传情报。清廷为了切断海陆联系，开始推行严酷的迁界雏形：把近岸居民往内地驱赶，烧毁滩头茅屋，禁止舟楫往来——这套后来愈演愈烈的困海之策，这时已经露出苗头。

张煌言看得很明白：单凭舟山一隅，难成大功；海上力量必须和内陆反清潜势相呼应，还要和闽南郑成功互通声气。于是他主动提议：遣使通书于国姓，约为犄角，闽海、浙海互相策应。

但那时郑成功根基尚浅，又要应付福建清军的压力；两边信使虽有往还，还谈不上实质性联兵。东南抗清，仍是几股各自孤立的火，还没有汇成一把炬。

五、浪淘功过，路向苍茫

岁暮的海风，吹遍东南万里海岸。

从闽到粤，从浙到海，隆武、绍武两个朝廷相继熄灭，永历在颠沛里勉强撑起正朔；郑成功在闽南滩头艰难举义；鲁王在舟山之外飘摇寄身；赣州还在杨廷麟、万元吉手里苦守，像一颗钉在赣地的孤钉。

回望这一年多的变局，世人很容易把罪责归于一两个叛将：比如郑芝龙，比如那些望风而降的督抚。可细看便知：明朝不是被某一个人出卖，而是被一套积重难返的惯性拖垮——每一支力量都想抢“定策”之功，每一个军阀都把自家部曲放在大局之上，每一个朝廷都把名分看得比务实御敌更重。

但黑暗里总有另一种逻辑。

有的人效忠的只是“天子”：天子死了，他就绝望、就投降；有的人效忠的是“天下”：庙堂崩了，他就退入山海，把信念扛在自己肩上。郑成功、张煌言就是后一类人——他们没有现成的强大地盘，没有充足的官粮，没有号令天下的权威，只有风浪、旧部和不肯低头的心。

这天傍晚，郑成功立在船首。

残阳把海面染成暗赤色，几十艘战船的影子浮在浪间。身边诸将请命，问何时大举攻复岸上郡县。他没有立刻答复，只是望着西南方向——那里是两广，是新立的永历；再往西，是连绵群山；而脚下，是无边沧海。

他知道前路极险：父亲在北京是人质，清廷随时可以用之招降、甚至加害；福建重兵环伺；海上诸将人心不齐；千里之外的永历朝又深陷内斗。可他已经没有退路。

风鼓满船帆。

一条漫长、孤绝、将被后世反复记取的海上征途，正从这一片潮声里，缓缓展开。

本章述评

郑成功承隆武遗志于闽南举义，拒清廷招降，与父划然异路；两广则桂王朱由榔监国肇庆，朱聿鐭抢先建绍武于广州，二朝互争正统；李成栋轻骑南下，广州迅即陷落，绍武旋亡，永历仓皇西奔梧州；浙海鲁王行朝寄身岛澳，黄斌卿据舟山自固，煌言奔走联络而合力艰难。明室陆土日蹙，抗清重心愈向滨海转移，然畛域私念仍为东南之大患。

伏笔：赣州城破；永历奔桂林；黄斌卿之死；鲁王入闽；成功奉永历年号；李成栋反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