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八年正月初六上班。头一天进所里，各屋的门都锁着，我拿钥匙一把一把开，开完把炉子生上。
没活。
中午在食堂吃饭，老韩一个人忙，白菜炖豆腐。上午开会，陈怀山讲了今年的几件事，讲完散了。散了会大家站着说了几句闲话，说的是年三十谁家的鞭炮响得久，说的是镇上那家卖肉的年前涨了两毛，一斤从三块二涨到三块四。吴长庚那年没在镇上过年，初六才回来，回来讲他乡下的事，讲了半天。我回档案室，把炉子生上，烧了一壶水，水开了灌进暖瓶。暖瓶是竹壳的，壳上有一道裂，拿铁丝缠着。晌午没人来，我在屋里把去年腊月翻出来那两本卷从头看了一遍。
两本卷，一本是九一年八月订的，一本是九一年秋订的。两本的封皮都发了脆，一动就响，封皮上盖的档号是毛笔写的，墨色发灰。封皮上写的案由都不是大事。八月那本是丢猪，村里一户人家丢了两头猪，报了案，最后在邻村找到了，是圈没插牢，猪自己走过去的。秋那本是两个人为地界吵嘴，一方拿镰刀把另一方的胳膊划了道口子，赔了十五块钱了的事。看案由，大概都是搁得住的事，搁在柜子里十年八年没人翻的事，翻出来也就是抹一把灰，灰落在袖子上还得拍两下。
我把这两页对着煤油灯看。灯罩上熏出来的黑挡了一片光，我拿布擦了擦，煤油味跟着上来。两页的字都是我的字，钩是我的钩。纸都是黄的，黄的深度也差不多。这两页在各自那本卷里的位置都是中间那一页。
后晌我把这两本卷又搁回去了。搁的时候手停在柜门上没关。
晚上的事，是后来那几年里我常回想的一段。
这两本卷能凑到一块儿，是因为我把九一年的卷全翻了一遍。翻的时候手上沾了灰，一边翻一边往裤子上蹭，蹭完了裤腿上两道灰印子。九一年那一年所里出了二百来本卷，摞起来大概有三尺来高，里头有一半是薄的。二百来本里我翻出来两本。要是把每一年都这么翻一遍，翻出来的就不会只是两本。这个念头我在那天晚上想了半宿。想到了以后我就没往下想，因为往下想是另一件事：翻出来两本，跟翻出来十一本，是两件不一样的事。两本可以说是纸使光了、抄错了重抄、谁帮着抄了一页；十一本就不是个说法了，十一本是有个人，十来年里，一本一本，有心思地在做同一件事。
这个数目我是在哪一年才知道是十一的，要往后说。那天晚上我不知道是十一，我手里就两本。
转过年开春所里事多。正月里办了三桩，二月里乡上开会开了两回，三月里镇上修路，四月里麦子起身。这些事一件一件过来，日子过得快。那两本卷的事我搁在心里，没再翻第三回，翻出来也就是那么两页。
搁了两个月，四月里出的一桩事又把它翻起来。
那桩事是砖厂出的。九八年四月十一，砖厂又出了伤人的事，这回是码坯的，姓郭，四十六岁，脚下踩空，人栽进坯垛，肋骨断了两根，胳膊上也伤了。我去的时候人被弄到卫生院去了，我在厂里问话，问了三个人，坐的是厂部那张掉了漆的桌子，桌上搁着半盒烟叶、一卷报纸、一只印着字的搪瓷缸、一瓶墨水。问话那天，砖厂那台制砖机摆在棚子底下，斗子朝上，皮带上一圈黑，机器边上搁着一只胶鞋，棚子四面的苇席换过新的，新旧两种颜色夹着，旧的发暗，新的发黄。我站在那台机器跟前，等答话的人理思路的时候，忽然想起九四年那一桩，刘四根那只手，还有人说过的，那天早上机器响得不对。
这两件事挨着，大概是因为厂子是一个厂子，机器是一台机器，伤了两个人，前后隔了四年，中间厂子换过一回厂长。四年前那一桩，工友说的那句话，我听见了，没往卷上记。我在厂里站着，把这句话又想了一遍，想完了想的是：那卷上没记的东西，是怎么没记上的。
后来那几天我在所里翻九四年砖厂那一卷。翻的时候不是要找什么，是想看一眼工友的话到底落在哪儿了——是压根没说，还是说了别人没记，还是记了后来没有。翻到了那一卷，从前往后看了一遍。里头没有那句话。
我把这一卷跟九一年那两本搁在一块儿想。搁在一块儿，三本卷三种情况：一本里少了一行该有的，两本里多了一页不该有的。少的那本，是没人记；多的那两本，是有人抄了换上。多出来的那两页上，都是最不起眼的事，丢猪、地界，写上去也没人细看。
这话说出来，我自己都觉得不像话，大概别人听了也得这么说，反正这不是账上的话。可它就是手底下过出来的东西。
又隔了一个来月，我听人说了一件事。县上旧档案室要装修，旧档往新库房挪，挪的时候从旧库房里清出来一批六几年的卷，水泡过的，纸都粘成一块了，掰不开。县上叫人把这一批单独搁着，等以后有法子再处理。这话是吴长庚从县上带回来的，他讲的时候讲得很细，讲纸泡了以后什么颜色，讲库房里那股味儿，讲完了还说了一句，早些年不管，这会儿想起来管了。我听着，听着就想到另一样事：纸这个东西最怕水，也最怕火，还不怕搁着。搁着的纸，一百年也是那张纸。想改它，只有趁它还新的时候改。
到了五月下旬，砖厂那一桩结了。处理意见上写的是操作不当，伤者自担，厂里给了三百块医药费，一百块养伤。这卷是我抄的，抄的时候我留意了自己手上的钩。钩在，一横一竖都收到了头，跟九四年那本里的字是一个手。抄完我把笔帽扣上，扣的时候手底下停了停，像是有东西没处落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