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亲那句话，到中午也没说完。

他在后厨待了一上午，出来两回。一回给客人续水，一回往炉子里添煤球。他没看我。

中午过了，客人散得差不多，一个男的推门进来。

四十来岁，个子不高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，袖口磨了边。他不像别的客人那样先找座，站在门口，先抬头看了一眼墙上那四个字。

提刀作废。

然后他才看我。

"林老板。"

"我是。"

"我姓吕。"他说，"吕建平。"

"坐。"

他没坐。他把手在裤子上蹭了一下，从怀里摸出一张纸，放在柜台上。

纸折得很紧，边角起毛。跟早上那张是一副模样。

"早上那张，是你塞的。"我说。

"是我。"

"为什么放门口不进来。"

他站着，半天没说话。后厨里有水响。

"怕。"他说。

"怕什么。"

"怕你不接。"他说，"也怕你接。"

他坐下了。我给他倒了杯茶，他没喝，两手抱着杯子。

"我爹叫吕长庚。"他说，"城南长庚木器厂。"

"做课桌的。"

他抬头看我一眼。

"你知道。"

"去过一回。"我说，"小时候。"

他没接这个话。他把那张纸摊开，推到我面前。

是那张字据。借款人是"郝广发"，金额八万，日期九八年三月，没写还款期。落款处，签名的签名，画押的画押。

"我爹在担保那栏画的押。"他说，"他不识字。"

"他为什么给郝广发做保。"

"郝广发是我爹的师兄弟。"吕建平说，"一块儿学徒出来的。九八年春上，郝广发来厂里，说要做一批木料，缺八万，三个月就还。求我爹签个字。"

"他签了。"

"他不会写字。"吕建平说，"他画的押。"

我拿起那张纸，对着光看。借款人那行字写得快，一笔连一笔；担保人那栏，只有一个押，一竖一撇，没连上。

"郝广发人呢。"

"跑了。"他说，"九八年八月跑的。跑之前把自己家里的东西都清了。他老婆后来改嫁了，孩子跟着奶奶。"

"你爹那时候，厂子怎么样。"

"不好。"吕建平说，"九七年跟人家做了一批学校的课桌，货交了，钱没给全。九八年春上，他手里其实没现钱。郝广发来求他，他抹不开脸。"

"抹不开脸，就画了押。"

"那张纸是我念给他听的。"他说，"我念完，他问了一句，广发是我师弟吧。我说是。他说，那签吧。"

他把杯子转了半圈。

"我爹一辈子没上过学。他信一件事——人和人之间，嘴上说的算数。纸上的东西，是给外人看的。"

"你爹呢。"

吕建平把杯子放下。

"九八年秋天，来了几个人。"他说，"堵厂门口。后来厂子就没了。"

"什么人。"

"要账的。"他说，"中间有个脸上一道疤的，个子高。"

我手指顿了一下。

左眉骨一道横疤，二十年前城南冲突留下的。

我父亲。

我把纸放下，看着他。

"你是来讨那个的。"

"不是。"他说得很快，"我来讨那个，我就不会走这个门。"

"那你来讨什么。"

"讨现在这个。"

他从怀里又摸出一张纸。这回是打印的，一张催收通知。

上面写着：借款人郝广发，担保人吕长庚，1998年3月借款八万元，逾期至今，本息合计，三十五万七千。落款是一家公司，名字我没听过。下面是经办人的电话。

"这家公司，"我说，"什么时候找上你的。"

"上个月。"他说，"先打了个电话，后头来了个人，在我店里坐了一下午。"

"他们要多少。"

"三十五万七。"吕建平说，"我说我爹死了十一年了，他说，担保责任可以继承。"

"那个人什么样子。"

"三十来岁，穿得挺整齐。"他说，"坐在我店里，一下午不说话。我开门他坐着，我关门他走。"

"就这么坐了几天。"

"三天。"吕建平说，"第四天，我闺女放学回来，说校门口有人问她，你爸是不是叫吕建平。"

我端茶的手停了一下。

"后来呢。"

"后来我就把店提前关了。"他说，"我不敢报。我报了，人家说这是民事纠纷，让我去法院。我去法院，律师说要钱要时间。我店关了，就没饭吃。"

"三万块钱，是你全部的。"

"是我全部的。"他说，"我还想给我闺女留着。"

我把那张催收通知拿起来看了第二遍。上头的公司名字，我没听过。经办人是个姓霍的。

我笑了一下，不是对他。

"这句话是外行话。"我说，"人死了，责任不继承；能继承的是遗产，遗产范围内还债。你爹留下的东西，够不够八万。"

吕建平低着头。

"我爹什么都没留下。"他说，"厂子没了，房子抵了。我从头学的手艺。"

屋里静下来。柜台上一只苍蝇落在催收通知上，爬了两步，飞走了。

"你手里有多少。"

"三万。"他说，"我开五金店，攒了几年，三万。"

"你为什么不去找个律师。"

"找了。"他说，"律师说，这案子有得打，但要钱，要时间。他说最好的结果是和解。"

"那你还来找我。"

吕建平抬起头。他眼睛不红，也不抖，就是很平地看着我。

"因为你不一样。"他说。

"哪儿不一样。"

"你爷爷当年给人平事，是要账的。"他说，"你爸也是。县城里谁提起林家，谁都得让半步。可提起你，人家说的是另外四个字。"

他指了指墙上。

"你不拿刀。"

我没说话。

"我来之前，在你门口站了两回。"他说，"头一回是前天下午，站到天黑。我怕我进来扑通一下跪了，你更不接。"

"第二回呢。"

"昨天。"他说，"昨天下雨，我站了半个钟头。后来我把那张字据的复印件从门缝塞进去，就走了。"

"为什么塞那张。"

"那是老账。"他说，"我得让你知道，你家跟我家，早就有过一笔。你要是不认那个，我也就死了这条心。"

他站起来。

"老账的事，我不讨。"他说，"我爹那个厂子，是那年月的事，厂子顶了我认。我要是拿着这个来跟你算，我就是来讨命，不是来讨账。"

他把两张纸在柜台上摆好，一张老，一张新。

"我讨的是这个。"他指着那张催收通知，"我讨个明白。这三十五万，我该不该还。"

我看了他一会儿。

"你先回去。"我说，"三天。"

"三天。"

"三天之内，我给你一句话。"我说，"接了，我按我的规矩办。不接，我也告诉你为什么。"

吕建平点头。他把老字据收起来，把催收通知留在柜台上。

临出门，他停了一下。

"林老板。"

"嗯。"

"九八年那个厂子，"他说，"我爹到死没说过你爸一句坏话。他就说过一句。"

"什么。"

"他说，欠账还钱，天经地义。"吕建平说，"他就是不明白，他那个押，是替别人画的。"

他走了。门帘落下来，晃了两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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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叔是傍晚来的。他把当天的账本搁在柜台上，往里屋走的时候，脚步停了。

"林总。"他说，"下午那个，姓吕的。"

"你认识。"

"不认识。"他说，"他爹我认识。"

"吕长庚。"

"城南木器厂。"张叔从兜里摸出烟，没点，"九八年那笔账，是我跟大哥一块儿去的。"

我看着他。

"那笔账是霍家托的。"张叔说，"霍振山，县城放贷的，那会儿手里没人，托你爸去收。收的是担保的八万。"

"收了多少。"

"连本带利八万，一分没多要。"他说，"厂子作价八万四。霍振山要八万，剩下四千二，我经手退的，退给吕长庚。他在柜台上数的，一张一张数，数了两遍。"

"然后呢。"

"然后他说，账清了，我不欠人。"张叔说，"第二年开春，人没了。"

他把烟塞回兜里。

"这十几年，没人再提过这事。"他说，"你现在提，是不是那个姓吕的又摊上事了。"

"摊上了。"

张叔站在那儿，没说话。过了会儿，他把账本往前推了推。

"字据那东西，"他说，"销的时候得当面撕。那年我忘了撕。"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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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柜台后头坐了很久。

下午把该结的账结了，把该打的电话打了。天快黑的时候，我上了楼，把蓝皮账拿出来。

从九四年翻到末页。

一笔一笔看。

没有吕长庚。

没有郝广发。

也没有"城南木器厂"这四个字。

我又下楼，从柜子里翻出父亲的旧账。牛皮纸封皮，边角磨得发亮。那是他从九五年开始自己记的，记的都是收出去的账。

我坐在灯下翻了一个多钟头。

也没有。

父亲的账，从九五年记到零二年。零二年以后，就不记了。最后一页空着，纸都泛黄了。

我把两本账合上，摞在一起。

收账这行，规矩是不留欠账人的名字的。记了名字，就是留了把柄。

可这两本账上，一个名字也没有。

那这十七年，他收过的账，都记在哪儿。

我把那张催收通知又拿起来。

八万的本金，滚成三十五万七。中间那二十七万七，是十七年的利息。

十七年的利息，比本金多出三倍。

这就是我爷爷账本上批的那四个字。三倍计息。

我抬头看后厨。

灯亮着。父亲背对着我，蹲在门口，手里是那把开山刀，石头搁在脚边。

磨刀石上没有水。刀也没动。

他就是那么蹲着。

本章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