院子里种着两棵石榴树，果子还没红，青皮涩涩地挂着。
他被领进正厅，一个四十来岁，穿绸褂的胖子坐在太师椅上，手里捏着一把紫砂壶。
“宋先生，久仰。”陈老板没起身，只抬了抬手，“坐。”
宋秉烛坐下，把皮包放在茶几上。
“陈老板，我就直说了。市里批了搬迁计划，长江沿线的工厂要往重庆，宜昌搬。您的船队跑这条线最熟，我想跟您谈长期的运输合同。”
陈老板呷了一口茶，慢悠悠地说：“宋先生，合同好谈。但我听说，你跟柯峻熙走得很近？”
宋秉烛面不改色：“认识。”
“认识？”陈老板放下茶壶，两只小眼睛眯起来，“宋先生，明人不说暗话。上个月我那批货被姓柯的扣了，损失不小。你要跟我谈生意，得先给我个说法。”
“什么说法？”
“要么你把姓柯的约出来，让我跟他当面算账；要么——”陈老板往前探了探身子，“你替他把那批货的损失赔了。”
宋秉烛端起茶几上的茶杯，没喝，只是转着杯沿。
“陈老板，第一，柯峻熙的事我管不了。第二，那批货里有什么，你比我清楚。真闹到台面上，谁的损失更大，您自己掂量。”
陈老板的脸沉下来。
“宋先生，你这是威胁我？”
“我说的是实话。”宋秉烛把茶杯放下，从皮包里抽出一份文件，“这是搬迁补贴的批文副本。您的船队如果肯合作，市政府可以出担保，向银行做低息贷款，帮您添两条新船。如果您不愿意，我也不勉强。长江上跑运输的，不止您一家。”
陈老板盯着那份文件看了半天，脸上的肥肉抽动了两下。
“宋先生，你这个人，看着斯文，刀子藏得挺深。”
“陈老板过奖。我只是替人办事，把事办成。”
陈老板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笑了。
“行。合同我签。但我有一个条件——柯峻熙以后别碰我的货。这次的事，看在你宋先生的面子上，一笔勾销。”
“我替他答应你。”宋秉烛站起来，“合同拟好之后，我让人送过来。告辞。”
他走出黑漆门，柯峻熙的车还停在巷口。
他拉开车门坐进去，长长吐了一口气。
“成了？”
“成了。”
“他提什么条件了？”
“让你以后别碰他的货。”
柯峻熙嗤笑一声：“他倒是会找台阶下。”
宋秉烛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。
车里的冷气吹得他额前的碎发微微晃动。
“峻熙，你劫那批鸦片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可能在跟陈老板谈这个合同？”
“想过。”
“那你还劫？”
“鸦片是运给日本人的。”柯峻熙发动车子，语气淡淡的，“你谈合同是你的事，我劫货是我的事。你谈成了，他不敢动你；你谈不成，我养你。两不耽误。”
宋秉烛睁开眼，看着柯峻熙的侧脸。
“你养我？”
“你辞了官，我养你。开个茶馆，你管账，我跑堂。”柯峻熙把车开上大路，混进车流里，“你胃不好，只能喝碧螺春，我记着。”
宋秉烛没接这个话茬。
他转头看向窗外，鼓楼的飞檐从梧桐树顶露出来，在夕阳里勾出一道金边。
“去我那坐坐？”他说。
“不了。晚上有事。”
“什么事？”
柯峻熙没回答。
宋秉烛也不再问。
车子开到渊声巷口，宋秉烛下车，柯峻熙从车窗里扔出一个纸包。
“胃药。你昨晚又疼得睡不着吧？眼圈都黑了。”
宋秉烛接住纸包，低头看了一眼，是南京同仁堂的胃散。
“你怎么知道我睡不着？”
“你每次睡不着，第二天眼白上会有红血丝。”柯峻熙挂上档，“走了。”
福特车汇入车流，很快看不见了。
宋秉烛站在巷口，手里攥着那包胃散，站了好一会儿才转身往家走。
当晚十一点，宋秉烛家的电话响了。
他接起来，是柯峻熙的声音，比平时更哑，像是咬着牙在说话。
“宋秉烛，你来一趟。城南，胭脂巷，十七号。”
“怎么了？”
“别问。带药箱。快。”
电话断了。
宋秉烛拎起药箱就往外跑，在巷口拦了辆黄包车，催着车夫往城南赶。
胭脂巷是南京最乱的棚户区，巷子窄得只能过一辆黄包车，两边是歪歪斜斜的木板房。
十七号在巷子最里头，门虚掩着，里头亮着一盏煤油灯。
宋秉烛推门进去，看见柯峻熙靠在墙角，右手捂着左肩，指缝里往外渗血。
地上躺着一个人，穿黑绸衫，胸口插着一把匕首，已经没气了。
“关门。”柯峻熙说。
宋秉烛把门关上，蹲下来查看他的伤。
子弹擦着肩膀过去的，皮肉翻卷，没伤到骨头。
“谁干的？”
“日本人的便衣。”柯峻熙咬着牙，“我今晚去码头接一批货，被人埋伏了。死了两个兄弟，我跑出来，顺路把这小子宰了。”他抬了抬下巴，示意地上那具尸体，“他追我最紧，我给了他一下。”
宋秉烛打开药箱，给他清创，上药，缠绷带。
手很稳，一下都没抖。
“货呢？”
“沉江了。不能留。”柯峻熙闭着眼，“是盘尼西林。本来要运去延安的。”
宋秉烛的手停了一下。
“延安？”
“对。”柯峻熙睁开一只眼看他，“你不知道？”
“我知道。”宋秉烛继续缠绷带，“但我不问。你也不说。咱们十年前就说好的。”
柯峻熙看着他，煤油灯的火苗在他瞳孔里跳。
“宋秉烛，你到底是哪边的人？”
“中国人。”宋秉烛把绷带打了个结，站起来洗手，“你呢？”
“我也是。”柯峻熙撑着墙站起来，动了动左胳膊，疼得龇牙，“这具尸体怎么办？”
“我来处理。”宋秉烛从兜里摸出几张钞票塞给他，“你先走，从后窗翻出去。往东走，第三个巷口有辆黄包车等着，是我叫的。”
“你叫了车？”
“来的路上就叫了。”宋秉烛把药箱盖上，“你快走。”
柯峻熙走到后窗前，推开窗扇，一条腿跨出去，又停住。
“宋秉烛，那批盘尼西林，是要救人的。前线的伤兵，没有药，烂腿烂手，活活疼死。我运了三次，成了两次。这次折了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你知道你还帮我？”
“我说了，我不问，你也不说。”宋秉烛蹲下去，把地上的匕首拔出来，用布擦干净，“后窗的路不好走，你小心点。”
柯峻熙看了他几秒，然后翻身出去。
窗扇轻轻合上，脚步声消失在夜色里。
宋秉烛把匕首和尸体处理完，天已经蒙蒙亮了。
他回到家用冷水洗了把脸，换了身干净长衫，照常去市政府上班。
坐在办公桌前，他翻开“淞沪实业调查录”，添了一行字：
“六月廿三日夜，柯峻熙于下关码头遭遇日军便衣，负伤，货物沉江。此事与实业搬迁无关，另记。”
写完，他把册子收进抽屉，拿起电话，拨了个号码。
“喂，陈老板吗？合同的事，今天能签吗？”
那头应了一声。
宋秉烛说了几句客套话，挂了电话。
他靠在椅背上，看着窗外梧桐树上的知了，叫得一声比一声响。
他忽然想起柯峻熙说的那句话——“你到底是哪边的人？”
哪边的人？
他低头看看自己的手。
这双手批过公文，签过合同，也替柯峻熙缠过绷带，擦过血迹。
明面上是市政府宋秘书，暗地里是柯峻熙唯一的后路。
哪边的人？他也不知道。
他只知道，有些事情得有人做——明面上的事，暗地里的事，总得有人做。
他和柯峻熙，一个在台前，一个在幕后，台前的人要干净，幕后的人得脏。
他们配合了十年，默契得像一个人有两副面孔。
但有时候宋秉烛也会恍惚——到底哪个是真正的他？是那个在陈老板面前不卑不亢的宋秘书，还是那个深夜提着药箱穿行在棚户区的宋秉烛？
他想起柯峻熙肩膀上的血，想起那批沉入江底的盘尼西林，想起前线那些烂腿烂手等药救的伤兵。
他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