冰冷的手铐“咔哒”一声扣在手腕上的时候，玉荣晨的第一反应不是疼，而是一种荒谬的麻木。金属的凉意隔着薄薄的棉衣渗进皮肤，像一条毒蛇，顺着血管往上爬，缠得他胸口发闷。两个警察一左一右架着他的胳膊，力道大得几乎要捏碎他的骨头，把他往警车里推。

他踉跄了一下，膝盖磕在冰冷的车门框上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他下意识地回头，看到总公司门口那片黑压压的人群。一百二十多个穿着破旧棉衣的工人，像一群被遗弃的羔羊，站在凛冽的寒风里，伸着手朝着他的方向喊着什么。风声太大，口号声、哭喊声、保安的呵斥声混在一起，变成一片模糊的噪音。

两个穿着藏蓝色警服的警察一左一右架着他的胳膊，几乎是把他拖上了停在路边的警用面包车。车门“砰”的一声关上，隔绝了外面工人们愤怒的呼喊声，也隔绝了那个飘着细雨的、灰蒙蒙的清晨。

“老实点！坐好！”左边的警察用力推了他一把，让他跌坐在后排冰冷的塑料座椅上。

玉荣晨没有说话，只是抬起头，透过车窗看着外面。

总公司那栋金碧辉煌的写字楼越来越远，门口举着横幅的工人们的身影也越来越小。他看到王大叔挥舞着胳膊在喊着什么，看到李大叔蹲在地上捂着脸，看到张小宝那个平时沉默寡言的少年，正捡起地上的石头，朝着写字楼的玻璃砸去，然后被几个保安按在了地上。

他的拳头紧紧地攥了起来，指甲深深嵌进掌心，刚才被保安用橡胶棍打到的胳膊传来一阵阵钻心的疼。但是他没有喊，也没有挣扎，只是静静地看着窗外。

面包车驶上了宽阔的民族大道，窗外的风景飞速向后退去。高楼大厦，车水马龙，穿着光鲜亮丽的行人，手里拿着咖啡和早餐，匆匆忙忙地赶着去上班。这是一个繁华的、充满活力的城市，是无数人向往的地方。

可是对于他们这些农民工来说，这座城市只是一个干活的地方。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建起了这些高楼大厦，修好了这些宽阔的马路，却从来没有真正属于过这里。他们在这里流血流汗，却连自己的血汗钱都拿不到。他们在这里被人欺负，被人殴打，被人抓进警察局，却没有人会为他们说一句公道话。

玉荣晨低下头，看着自己手腕上的手铐。冰冷的金属贴着皮肤，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红印。他想起了书里的内容：“国家机器，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的工具。当工人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，它不会站在工人这一边，只会站在资本家那一边，帮助资本家镇压工人的反抗。”

现在，当冰冷的手铐真的铐在自己的手腕上，当那些本应该保护人民的警察，却眼睁睁地看着保安殴打工人，还要把讨薪的工人抓起来的时候，他才真正明白了这些话背后的含义。

玉荣晨靠在车窗上，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。邕城的冬天总是阴沉沉的，天空像一块浸了水的灰布，压得人喘不过气。路边的香樟树落光了叶子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，在寒风中瑟瑟发抖。偶尔有几个行人裹紧了大衣，低着头匆匆走过，没有人注意到这辆疾驰的警车，也没有人知道车里坐着一个十七岁的少年。

他抬起被铐住的双手，看了一眼。手铐是亮银色的，磨得很光滑，边缘却很锋利，在他的手腕上勒出了两道深深的红印。他试着动了动手指，手铐立刻收紧，勒得他生疼。他放下手，闭上眼睛，脑子里一片混乱。

昨天晚上，他和工头们在工地的板房里，点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，一遍又一遍地商量着讨薪的计划。王工头抽着最便宜的烟，眉头皱成了一个疙瘩，说：“玉荣晨，要不还是算了吧，我们斗不过他们的。以前也有人闹过，最后还不是被警察抓了，工资也没拿到。”

他当时拍着桌子说：“王大叔，不能算了！那是我们的血汗钱！我们要是算了，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帮我们农民工说话了！只要我们团结起来，就一定能赢！”
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眼里闪着光，充满了信心。他以为只要他们合理合法地表达诉诉求，只要他们团结一心，就一定能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。他以为警察是人民的警察，会为人民做主。他以为法律会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。

可现在，他被铐在警车里，被当成一个闹事的罪犯，而那些卷款跑路的老板，那些殴打工人的保安，那些和资本家勾结的管理者，却安然无恙地坐在温暖的写字楼里，喝着咖啡，聊着天。

多么可笑。

警车开了大约四十分钟，终于停在了邕城公安局江南分局的大门口。这是一栋灰色的五层小楼，看起来有些年头了，墙壁上布满了污渍，窗户玻璃也有些模糊。门口挂着一个褪色的牌子，上面写着“邕城公安局南江分局”。

两个警察架着玉荣晨下了车，推着他往大楼里走。走廊里光线很暗，弥漫着一股消毒水和烟草混合的味道。墙壁上刷着白色的涂料，很多地方已经脱落了，露出里面斑驳的红砖。偶尔有几个穿着警服的人走过，脚步匆匆，面无表情。

他们把玉荣晨带进了一间审讯室。审讯室很小，只有十几平米，中间摆着一张铁桌子和三把铁椅子。桌子上放着一盏台灯，一个笔记本，一支笔，还有一个印泥盒。墙壁是软包的，防止犯人自杀。角落里装着一个摄像头，正对着桌子。

“坐下！”一个警察指着桌子对面的铁椅子，厉声说道。

玉荣晨没有说话，默默地坐了下来。铁椅子很凉，隔着裤子都能感觉到刺骨的寒意。两个警察坐在他的对面，一个负责记录，一个负责审问。负责审问的警察大约三十多岁，国字脸，眉毛很粗，眼神很凶，看起来就不好惹。

“姓名？”警察拿起笔，看着他，面无表情地问道。

玉荣晨低着头，没有说话。

“我问你姓名！听见没有！”警察猛地一拍桌子，声音提高了八度，震得台灯都晃了晃。

玉荣晨抬起头，看着他，眼神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：“玉荣晨。”

“年龄？”

“十七。”

警察愣了一下，显然没想到他这么年轻。他上下打量了玉荣晨一番，皱了皱眉：“十七？不好好读书，学人家出来闹事？你父母是怎么教你的？”

玉荣晨没有回答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

“身份证号？”警察继续问道。

玉荣晨依旧没有说话。

“我问你身份证号！听见没有！”警察又拍了一下桌子，“你别给我装哑巴！老实交代！不然有你好受的！”

“我没有身份证。”玉荣晨淡淡地说。

“没有身份证？”警察冷笑了一声，“你骗谁呢？现在哪个十六岁以上的人没有身份证？我看你是故意不说是吧？”

“我真的没有。”玉荣晨说，“身份证丢了，还没来得及补办。”

这是他早就想好的借口。他不能告诉警察自己的身份证号，更不能告诉他们父母的联系方式。他不想让远在临江的父母知道这件事，不想让他们担心。他们已经够辛苦了，他不能再给他们添麻烦。

“行，你嘴硬是吧。”警察放下笔，抱着胳膊看着他，“那你父母叫什么名字？在哪里工作？电话号码是多少？”

玉荣晨还是没有说话。

“你不说是不是？”警察的脸色沉了下来，“我告诉你，玉荣晨，你现在涉嫌扰乱公共秩序、组织非法游行、妨碍公务，这几项罪名加起来，足够你判个一年半载的。你要是老实交代，配合我们的工作，我们可以考虑从轻处理。你要是继续顽抗，后果自负！”

“我没有犯罪。”玉荣晨看着他，一字一句地说，“我只是帮那些工人要回他们的血汗钱。他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，风吹日晒，流血流汗，就为了那点工资，回家过年。老板卷着钱跑了，总公司不管，劳动局不管，法院不管，我们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自己去要。我们没有打人，没有砸东西，我们只是合理合法地表达我们的诉求。真正违法的是那个卷款跑路的老板，是那些殴打工人的保安，是那些不作为的管理者！”

“你还敢狡辩！”警察猛地站了起来，指着玉荣晨的鼻子骂道，“合理合法？你们堵在公司门口，堵塞交通，影响正常的办公秩序，这叫合理合法？我看你就是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！小小年纪不学好，学人家搞这些歪门邪道！我看你是欠收拾！”

“我没有被任何人利用。”玉荣晨毫不畏惧地看着他，“我是自愿帮他们的。因为我也是一个农民工，我也在那个工地上干了五十四天，我也被欠了八千一百块钱的工资。那是我没日没夜搬砖、拉浆赚来的血汗钱！我只是想要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，这有错吗？”

“有错没错不是你说了算的！是法律说了算的！”警察大声说，“法律规定，讨薪要通过合法途径，比如去劳动局申请劳动仲裁，去法院起诉。你们不走合法途径，非要聚众闹事，这就是违法！”

“合法途径？”玉荣晨冷笑了一声，“我们去了劳动局，劳动局说我们没有签劳动合同，没有证据，管不了。我们去了法院，法院说我们没钱请律师，也耗不起。我们要是能通过合法途径解决，还会冒着被打的风险去公司门口堵着吗？你们警察是人民的警察，应该为人民做主。可是当那些保安拿着橡胶棍殴打我们的时候，你们在哪里？你们站在旁边看着，无动于衷。现在我们只是想要回自己的血汗钱，你们却来抓我们。你们到底是人民的警察，还是资本家的警察？”

“你！”警察被玉荣晨说得哑口无言，脸涨得通红，气得浑身发抖，“你小子还敢教训我？我看你是真的不想出去了！”

“少跟我讲这些大道理！”警察不耐烦地说，“我不管你们有什么理由，你们聚众闹事就是违法了！现在证据确凿，你必须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！”

他拿起笔，在文件夹上写了几笔，然后说：“现在，我们正式对你进行讯问。你要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，不得隐瞒，不得撒谎。听明白了吗？”

玉荣晨没有说话。

“我问你，这次聚众闹事，是不是你组织的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组织他们闹事？”

“为了拿回我们的血汗钱，而且我们没有闹事!我们只是合理提出诉求。”

“你知不知道你的行为是违法的？”

“我只知道，拖欠农民工工资是违法的。殴打讨薪工人是违法的。警察包庇违法犯罪的资本家，也是违法的。”

“你！”警察气得脸都红了，“玉荣晨，我警告你，你态度最好放端正一点！不然对你没好处！”

“我只是在说实话。”玉荣晨平静地说，“你们要是觉得我说的不对，可以拿出证据来反驳我。”

警察盯着玉荣晨看了半天，气得浑身发抖，但是却拿他没办法。这个十七岁的少年，比他见过的很多成年人都要难对付。他不怕威胁，不怕恐吓，说话条理清晰，有理有据，让他无从反驳。

接下来的讯问，变成了一场拉锯战。

警察问一句，玉荣晨答一句。他承认自己组织了工人去总公司讨薪，但是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在“闹事”，也不承认自己“扰乱公共秩序”和“袭警”。他反复强调，他们只是在合理合法地表达自己的诉求，是保安先动手打人的，他们只是在自卫。

讯问一直持续到晚上八点多。

他对着旁边记录的警察使了个眼色，那个警察点了点头，拿起笔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写着什么。

“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父母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到底说不说？”警察咬着牙说。

“不说。”玉荣晨坚定地说。

“好，很好。”警察点了点头，脸上露出了狰狞的笑容，“你不说没关系，我们有的是办法让你说。我倒要看看，是你的嘴硬，还是我们的手段硬。”

说完，他对着门口喊了一声：“来人！把他带到拘留室去！先关他几天，让他好好反省反省！”

两个穿着警服的辅警走了进来，架起玉荣晨的胳膊，就往外走。

玉荣晨没有反抗，只是平静地跟着他们走。他知道，反抗是没有用的，只会让自己吃更多的苦头。他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坚持住，不向他们妥协。

拘留室在公安局的地下室，光线更暗，空气也更浑浊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霉味和尿骚味。走廊里静悄悄的，只有他们的脚步声在回荡，显得格外阴森。

辅警把他带到最里面的一间拘留室，打开铁门，把他推了进去，然后“哐当”一声关上了门，落了锁。

“老实点待着！别闹事！”一个辅警隔着铁门喊了一声，然后转身走了。

玉荣晨踉跄了一下，站稳了脚步。他环顾了一下这间拘留室。很小，只有五六平米，墙壁是冰冷的水泥墙，上面布满了划痕和涂鸦。角落里有一个蹲式马桶，旁边放着一个破旧的塑料桶，用来装垃圾。靠墙的地方摆着一张铁架床，床上没有床垫，只有一张薄薄的草席，还有一床又脏又硬的被子，散发着一股难闻的味道。

窗户很高，很小，装着密密麻麻的铁栏杆，几乎透不进什么光线。整个拘留室里昏暗潮湿，冷得像冰窖一样。

玉荣晨走到铁床边，坐了下来。草席很硬，硌得他屁股生疼。他抬起被铐了很久的手腕，看了一眼。手腕上的红印已经变成了青紫色，肿得很高，一碰就疼。他轻轻地揉了揉手腕，然后靠在冰冷的墙壁上，闭上了眼睛。

拘留室里静得可怕，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和心跳声。时间仿佛凝固了一样，每一分每一秒都过得无比漫长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外面传来了脚步声。一个辅警拿着一个饭盒和一瓶水，走到铁门口，把饭盒和水从铁门的缝隙里递了进来：“吃饭了。”

玉荣晨睁开眼睛，看了一眼窗外。天已经黑了，原来他已经在这里待了整整一个下午了。他接过饭盒和水，说了一声“谢谢”。

辅警没有说话，转身走了。

玉荣晨打开饭盒，里面是两个冰冷的馒头，还有一点咸菜。馒头硬邦邦的，咬一口都硌牙。咸菜又咸又苦，难以下咽。他一点胃口都没有，但是他知道，他必须吃。他要保存体力，他还要出去，还要帮那些工人拿回工资。

他拿起一个馒头，慢慢地啃着。冰冷的馒头咽下去，像一块石头一样，堵在胸口，难受得厉害。他喝了一口水，才勉强把馒头咽下去。

吃完晚饭，他把饭盒放在一边，躺在了铁架床上。被子又冷又硬，还带着一股霉味，盖在身上一点都不暖和。他蜷缩着身体，把被子裹得紧紧的，还是觉得冷。寒气从四面八方涌过来，钻进他的衣服里，冻得他浑身发抖。

他睡不着，睁着眼睛看着漆黑的天花板。脑子一遍又一遍地闪过今天发生的事情。

总公司门口那些愤怒而绝望的工人，保安挥舞着橡胶棍打人的凶狠模样，警察无动于衷的冷漠表情，还有自己被铐上手铐时的那种荒谬和无力感。

他想起了沿湘调研的时候，那个轧钢厂的老李：“我这一辈子，都献给了钢厂。年轻的时候，在国营钢厂干，为国家做贡献；老了，在私营钢厂当保安，给人看门。干了一辈子，还是一无所有，连套房子都买不起。你说，我这一辈子，到底图个啥啊？”

那时候，他还不能完全理解老李的那种绝望和无奈。他以为只要努力，只要奋斗，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。他以为只要团结起来，就能推翻这个不公平的制度。

可现在，他亲身经历了这一切，才明白老李的话有多么沉重。

在这个资本主义的社会里，劳动者永远是被剥削的一方。他们辛辛苦苦创造了这个世界的一切财富，却只能拿到一点点微薄的工资，勉强维持生计。而那些资本家，不劳而获，榨取着劳动者的剩余价值，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。当劳动者想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的时候，等待他们的，却是警察的手铐和警棍。

法律？正义？公道？这些东西，在金钱和权力面前，显得那么苍白无力。

他想起了宋骁燚。那个像太阳一样开朗的女孩，为了养家糊口，不得不辍学去莞东的电子厂打工。她每天要干十二个小时的活，手指都磨出了泡，一个月只能赚两千多块钱。她现在在泰国，不知道过得怎么样，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，有没有被人欺负。

他想，韦昕苒那个温柔善良的女孩，知道了现在一定急坏了。她肯定在到处找他，肯定在偷偷地哭。他答应过她，会平平安安地回去，会陪她一起过年。可现在，他却被关在这个冰冷的拘留室里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去。

葛炮、雷娜、叶子、周吉，他们要是知道自己被抓了，肯定会很担心。还有社联的林见秋、蒋大良，他们肯定会想办法帮自己。

他想起了自己的父母。他们在临江的钢厂里干了一辈子，从年轻力壮干到一身伤病，将来退休后每个月只能拿到一点点微薄的退休金。他们省吃俭用，供自己读书，希望自己能考上大学，跳出农门，过上好日子。可现在，自己却被关在了拘留室里，还留下了案底。要是他们知道了，该有多伤心啊。

想到这里，玉荣晨的眼睛湿润了。

冰冷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，滴在冰冷的草席上，很快就消失了。

他擦了擦眼泪，咬了咬牙。

不能哭。

哭是没有用的。

眼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

他还要出去，还要帮那些工人拿回工资，还要继续走自己的路。

他记起《宣言》，扉页上写着：“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。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。”

在沿湘调研的时候，蒋大良说的话：“资本主义必然灭亡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。只要我们团结起来，就一定能推翻这个吃人的制度，建立一个属于工人阶级的社会。”

那些工人，他们虽然朴实，虽然没有文化，但是他们善良，他们勤劳，他们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。只要他们团结起来，就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站在一片金色的田野上，无数的劳动者举着红旗，唱着国际歌，朝着他走来。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眼里充满了希望。他也笑着，朝着他们跑去。

可是就在这时，一阵刺耳的铁门声把他吵醒了。

玉荣晨猛地睁开眼睛，看到铁门外站着一个辅警。

“玉荣晨，有人来看你了。”辅警面无表情地说。

玉荣晨愣了一下，然后从床上爬了起来。他揉了揉眼睛，整理了一下凌乱的衣服，跟着辅警走了出去。

探视室在拘留室的旁边，也是一间小小的房间，中间隔着一道厚厚的玻璃。玻璃的两边各放着一把椅子，还有一个电话，用来通话。

玉荣晨走到玻璃这边，坐了下来。他拿起电话，看着玻璃对面。

很快，王工头、王大叔、李大叔还有张包工走了进来。他们看到玉荣晨，脸上立刻露出了心疼和愧疚的表情。

“玉荣晨！”王大叔拿起电话，声音哽咽着说，“孩子，你受苦了！”

玉荣晨看着他们，笑了笑：“王大叔，我没事，我挺好的。你们怎么来了？”

“我们怎么能不来啊！”王大叔擦了擦眼角的泪水，“都是我们不好，是我们害了你。要不是我们，你也不会被警察抓进来。孩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”

“王大叔，你别这么说。”玉荣晨说，“这不是你们的错。是那些黑心的老板和警察的错。我不后悔帮你们，就算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还是会这么做的。”

“可是你……”王大叔还想说什么，却被王工头打断了。

王工头拿起电话，看着玉荣晨，脸上满是愧疚：“玉荣晨我们没能帮上你什么忙。昨天你被抓走之后，我们又去总公司闹了一次，可是他们叫了更多的保安，还报了警。警察说，要是我们再闹事，就把我们都抓起来。很多工人都害怕了，买了火车票回老家了。现在工地上只剩下我们几个了。”

“工资……还是没有拿到吗？”玉荣晨轻声问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