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你现在问，算第二次要数据了。”

我没回他，先把硬盘上那个计量插件点开，看了一眼流量计数器。赵恒凑过来，手指悬在“确认喂入”上没按。

“喂多少。”

“十分钟。”

“十分钟够他答几句话？”

“够一句。”

赵恒没吭声，往旁边让了半步。我按下确认，风扇声涨了一格，绿点慢慢爬了一小段。

“主契钥是根授权口令。”程则回，“七天轮换一次，子时换。每月十五零点那次是重签下发，下级授权树全部作废重来。”

我把这行字抄进记录本。

“你批注里只写了十五号重签。”

“批注是留给运维看的，写太细没人看。”

“密钥七天一换你没写。”

“写不下。”

赵恒在旁边冷笑了一声，很短，像鼻子里漏了口气。我把本子合上，笔帽扣紧。这一笔记上了：第二次索要数据，换回来一条我本子上早就有的东西——我记了三个月的主契钥轮换规律，他只用一句话给我盖了个章。

“走。”我把外套从椅背上扯下来，“去城郊。”

赵恒抬头：“现在？”

“现在。”

城郊旧屋在一条断头巷子最里头，门口堆着半人高的废纸壳，上头压了块拆下来的卷帘门。我们到的时候天刚泛白，屋里已经亮了灯。

周伯坐在桌边，面前摊着三张黄纸，一张写废了，揉在茶缸旁边。他眼皮抬了一下，没问我们怎么这个点来。

我把记录本摊在桌上，翻到中间那一页，指给他看。

“主契钥更新这一栏，我记了三个月。”我手指沿着那一列日期划下去，“七天一换，子时前后，误差不超过半天。只有十五号那次不一样，换完还要重签，等于把下面所有分契的授权全部作废重来。”

周伯把茶缸挪开，低头看那页纸。他右手的指甲留得长，指甲盖发黄，一下一下掐在那行字上，掐出几个月牙印。

他没吭声。

屋里只有屋外巷子里谁家在放水的声音，哗哗的，一阵一阵。

过了大概有一支烟的工夫，他把茶缸往桌上一顿，缸底磕在桌面上，闷响。

“不等了。”他说，“徐卫东那份分契，今晚就断。”

我愣了一下：“主契钥还有三天换新。现在断，万一换钥的时候把断掉的链子重新接上——”

“接不上。”周伯抬眼看我，眼白里全是血丝，“主契钥换新只重签授权树，断掉的契力链子不会自己长回来。我要试的就是这个：挑它没换钥的时候动手，看青池多久反咬。它要是三天内就反咬，说明它有实时感应；它要是等换钥那天才动，说明它靠重签来查。”

赵恒在旁边听明白了，插了一句：“等于拿徐卫东当探针。”

“他已经躺在里头了。”周伯说，“再探还能探到哪去。”

他站起身，从桌下拉出一个旧铁盒，打开，里面是裁好的黄纸、一小截墨、一支秃笔。他把黄纸抽出来三张，铺平。

“备三样。”他一边铺纸一边说，“徐卫东签字的原件，要摁过手印那份，照片不算。徐家厂子半年的开工记录，出入库单、电费单都行，能看出哪天开工哪天停。第三样我自己写。”

“原件在他老婆手里。”我说，“我昨晚打过电话，她说收在衣柜最底下。”

“去拿。开工记录让她一块儿翻出来。”

“断契词——”

“我写。”

他提起秃笔，笔尖在墨里蘸了一下。第一张黄纸落笔到一半，他停了，把纸揉成一团扔到茶缸边。第二张写到末尾，又停了，揉掉。

第三张他写得很慢，一笔一画，像在描。写完最后一个字，他把笔搁下，右手往袖子里缩了一下。那个动作很快，但我在旁边看得清楚——他右手小指在袖口边上僵了一下，没跟上其他几根手指的收势。

“伯。”我叫他。

“收着。”他把第三张黄纸折好，递过来，只递了半截，又缩回去，自己揣进了怀里，“到时候我念，你别碰。”

出发前我把手机连上了服务器，开了语音通道。开语音要额外耗数据，程则只肯维持几分钟。

晚上九点多，我们到医院。

徐卫东在住院部六楼，靠走廊尽头那间。他老婆在病房里守着，见我们来了，把原件和一小沓单据从布袋里掏出来，摊在床头柜上。原件是两份，一份框架协议，一份补充协议，签字页都摁了红手印。

周伯拿起来对着灯看手印，看了很久，又凑近闻了一下。我没问他闻什么。

“人在里头睡着？”他问。

“睡着。今天一天没睁眼。”徐卫东老婆声音压得很低，“医生说脑部有淤血，压迫神经，醒不醒要看这几天。”

周伯点了一下头，把两页原件还给徐卫东老婆：“你拿着，站远点。”

走廊尽头的护士站有人探头看了一眼。

周伯走到病房门口，没进去，就在门框外头站定。他从怀里掏出那张黄纸，展开，用手掌从上到下抚了一遍。然后回头，冲我们几个人一摆手。

“退到五米外。”

徐卫东老婆往后退了几步。赵恒拉了我一把，我们退到走廊对面的消防栓边上。护士从护士站快步走过来，手里还拿着个托盘。

“你们干什么的？探视时间过了——”

“三分钟。”周伯没回头，只竖起三根手指。

护士还想说什么，护士站那边有人喊她接电话，她犹豫了一下，瞪了我们一眼，转身回去了。

我把手机贴在耳边。耳机里电流声一响，程则的声音跳出来，压得很低：“问他一句，签字那天谁递的笔。”

我愣了一下，往周伯那边看。他已经把黄纸举到面前，两只手捏着纸的上角，走廊顶灯照下来，纸边透出黄光。

我张了张嘴，那句“签字那天谁递的笔”还没出口，周伯已经开念了。

声音很低，低得像在念账本，不紧不慢，每个字都咬得很死。

“周氏第七代，借寿三年，断徐卫东名下附庸分契一道。锁链归火，契力归土。自今日起，不得再抽其魂、吸其运、锁其业——”

中间有几句我没听清，像是名字，又像是生日。他念到末尾，忽然停了一下，像是在等什么，然后念出最后一个字。

那个字落下去的同一瞬，他右手小指“咔”了一声。

不是骨头响，是那种绷到尽头的线骤然断开的声音。我离了五米远，还是听见了。他那根小指当场翘起来，伸得笔直，往手背方向别过去，收不回来了。

同一时刻，病房里监护仪的数字跳了三下。

“滴、滴、滴”，三声连在一起，比正常间隔短。徐卫东老婆“啊”了一声，要往病房里冲，赵恒一把拽住她胳膊。

跳完三下，数字又稳下来，心率、血压、血氧，一格一格回到原来的位置，平稳得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。

周伯把黄纸对折，就着走廊里点烟的打火机，在垃圾桶口点着了。火苗舔上来，黄纸卷成一个黑边，灰烬落进垃圾桶，飘了一小片在外头。

他右手小指还翘着，他用左手把右手拢进袖子里，从我们面前走过去。

到楼梯口，我追上去：“伯，怎么样？”

他把小指在袖子里换了换位置，只丢下一句：“三年没了。”

“三年什么？”

他往楼梯下走，一只手扶着栏杆：“能自己走路、自己吃饭的那三年。”

我还想再问，他已经转过半层楼梯，脚步声往下去了。

第二天上午，徐卫东醒了。

他老婆打电话来的时候声音是抖的，我赶到医院，病房里已经围了两个护士。徐卫东靠在床头，手撑着床栏，自己坐起来了。脸色还是黄的，眼白混浊，但眼睛能跟人走，护士问他叫什么名字，他答得清清楚楚。

他老婆在床边抹眼泪。

徐卫东转了一圈眼珠，看见我站在门口，忽然出声：“周砚。”

“徐老板。”

他喉结动了动，咽了口唾沫，撑着床栏的手往我这边抬了半截：“我签的那份补充协议……”他喘了口气，像是在斟酌怎么说，“是不是还算数？”

满屋子没人接得上话。

他老婆愣在那儿，护士也愣了一下，看了看我。

我蹲下来，跟他平视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就是上回在园区签的。”他声音还是虚的，但语速急，“那份补充的，三年期的，我签了字按了手印的。你跟我说，那份还作不作数？”

他盯着我，眼睛里那种东西我见过，就是在城中村那些被催债的人脸上见过——不是想问答案，是想听一个能让自己少怕一点的答案。

我站起来，转身出了病房。

徐卫东老婆跟出来，在走廊里叫住我：“周砚，他昨晚到底怎么回事？今天早上医生来查，说淤血散了一块，可人怎么一醒就问那个？”

“阿姨。”我压低声音，“签字那天，谁递的笔给他？”

她愣了一下：“递笔？”

“谁把笔递到他手上的。签补充协议那天。”

她想了想，两只手在围裙上擦来擦去：“园区派来的，一个小姑娘，姓孙。来送合同的，还带了印泥。那天你徐叔本来说不签，她说附加条款不影响，园区小孙——对，就叫小孙。手很凉，我记得，她递笔的时候手冰凉，大热天的。”

我记下这个姓。

回病房门口的时候，徐卫东已经挣着要从床上下来了，被他老婆按回去。他看见我，腾出一只手来，一把抓住我袖口。

“周砚。”他声音抖得厉害，“他们还会不会告我？”

我被他拽得弯了腰，低头看着他手背上鼓起来的青筋。

“契断了。”我说，“纸还在他们手上。”

他没听懂，嘴唇哆嗦了两下，抓着我袖口的手松了松，又攥紧。

我回头。

周伯站在病房门框外头，背靠着墙。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，左手捏着一小卷纱布，正往右手小指上一圈一圈缠。纱布绕到第三圈，他用牙咬住一头，左手扯紧。

从头到尾，他没抬头。

徐卫东还在我背后问：“那律师函呢？律师函会不会来？”

我盯着周伯缠纱布的手，没答上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