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先生!先生!”
一个浑身尘土的汉子,一脚踹开宗孔堂的门,风裹着雪粒子扑进来。他一路从太湖跑回来,棉袄敞着,满头满脸的汗,气都没喘匀,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床前的青砖上。
“先生,”他说,“九十九座墩台,我修好了。”
“哦?”林龙江睁开眼,“九十九座墩台,都修好了?”
“都修好了。”朱逢时说,“先生当年,叫我修的那九十九座墩台。一座一座,我都修起来了。太湖那边,沿海的倭寇,一眼望过来,全是咱们的墩。他们不敢上岸了。”
他说着,比划那墩的高,那墙的厚。九十九座墩,沿着海岸,一个挨一个排出去,像给那一长条渔村,围了一道看不见边的篱笆。倭船远远驶来,望见墩台上的旗,掉转船头就走。
“好。”林龙江说,“你办了件大事。”
朱逢时膝盖底下的青砖,跪得凉透。他却跟没事人一样,一五一十,说这些年修墩的苦。涨潮时刚垒好的土墩,叫浪冲塌,他又垒;垒了塌,塌了垒。日晒雨淋,手上的茧子结了一层又一层。
他这一趟从太湖赶回莆田,走了七八天,鞋底子磨穿了两个洞,进门连口水都没喝,先跪在了先生床前。膝盖下的青砖,凉得像块冰。
“你受了多少苦,”林龙江说,“我都知道。”
“我不叫苦。”朱逢时说,“我就是觉着,值。墩修起来了,沿海的村子,保住了。前几日,倭寇来了,望了望那九十九座墩台,没敢上岸。村里人,杀了猪,犒劳我。”
林龙江靠在枕上,听着,一只干瘦的手在被外搭着。他没夸那墩修得好,反倒问了一句:护住的,到底是谁。朱逢时答百姓。林龙江摇头——百姓不是两个字,是张三的娘,李四的媳妇,王二麻子的孩子。护住了他们,可记得他们的名字么。
朱逢时一愣。他觉着护住人就够了,记名字做什么。
“你不记,”林龙江说,“你护住的,就是一群没名字的人。百年以后,谁也不知道,当年有这么些人,在海边替咱们挡了倭寇。逢时,护住人,还得记住人。不然,你护住的,就是个空。”
“先生,”朱逢时说,“我这一辈子,就干这一件事。修墩。从万历二十年,修到今天。一座一座。修完了,我特来,回您的话。”
林龙江看着他,看了很久,又问:这九十九座墩台,是为了修什么。
“为了防倭寇。”朱逢时说,“为了护着沿海的百姓。”
“不对。”林龙江说。
朱逢时一愣。“不对?先生,您当年不就是叫我修墩防倭么?”
“修墩,是为了护百姓。”林龙江说,“可我今儿问你的,不是这个。我问你,这九十九座墩台,每一座墩底下,守着的,是谁?”
“是……是兵。”
“兵是谁?”林龙江说,“兵不是兵。兵是人。是张三,是李四,是王二麻子。逢时,你修了九十九座墩台。我问你,你记得几个名字?”
朱逢时张了张嘴。“我……九十九个。”
“不够。”林龙江说。
“不够?”朱逢时急了,“九十九座墩台,我每一墩都派了人守。我记了九十九个头目,怎么会不够?”
林龙江给他算账。一墩十个兵,九十九座墩台九百个兵。可这九百个兵不是死的,退伍的,换防的,几十年里来来去去。“我没算过。”朱逢时说。
“九千九百个,都是少的。”林龙江说,“逢时,你修墩,是修了个壳。这壳里,进进出出,多少条命。你一个名字都不记,对得起他们么?”
朱逢时低下头,说他一个粗人,修墩已经把命搭进去了,哪能一个一个记名字。
“先生,”朱逢时说,“九百个人,我哪记得过来。我修墩,已经把命都搭进去了。我一个粗人,拿笔,手抖。”
“你手抖,”林龙江说,“你叫不手抖的人,记。你修墩,是头。可你这个头,得想着墩底下那些人。逢时,我不是叫你一个人记九千九百个。我是叫你立个规矩。叫每一墩的守兵,把兄弟的名字,记下来。一年一年,传下去。”
“立规矩。”朱逢时说,“这个,我能干。”
“记不住,”林龙江说,“那就,记到你死。”
那屋里静了一阵。朱逢时这才明白,他修了一辈子墩,原以为修完就算办完了先生的话。他那搓着膝盖的手停住了,张了张嘴,把到嘴边的一句话又咽了回去——今儿才知道,那九十九座墩台,离办完还远。
他原是个粗人,半生在海边摸爬滚打,见过倭寇上岸烧杀,见过渔村烧成白地。他修墩,起初只想着挡住那些刀枪。他不懂先生说的什么名字,什么碑,只当是读书人的心细。
可先生这一番话,像海边那浪,一棒一棒,把他心里那个“修完墩就完事”的念头,拍得稀碎。
他说回去就叫人把那九百个兵,一个一个记下来,记不完再记,记到九千九百个。
林龙江点头,说刻,每一墩立一块小碑,把守过的兵名字刻上去。往后墩塌了,碑还在,人就还在。
“先生,”朱逢时说,“那这九千九百个名字,记在哪儿?也刻在碑上么?”
“刻。”林龙江说,“每一墩,立一块小碑。把守过的兵,名字,一个一个,刻上去。往后,墩塌了,碑,还在。人,就还在。”
朱逢时磕了个头,又怕自己老了记不完。林龙江说记不完,就叫徒弟接着记——墩能站一百年,名字能站一万年。别把墩修成了目的。
朱逢时站起来,眼里含着泪。他这就要回太湖。走到门口,林龙江又叫住他,说那九十九座墩台修得好,他夸的不是墩,是朱逢时肯回来问记名字这句话。
“先生,”朱逢时说,“我从前听人说,您记名字。我还觉着,您是迂。一个读书人,不去考功名,天天蹲在死人堆里记名字。有什么用?”
“现在呢?”
“现在,”朱逢时说,“我明白了。我修了九十九座墩台,以为干的是大事。今儿您这么一说,我才知道,我那墩是小,您那名字是大。”
“不对。”林龙江说,“墩是大。名字,也是大。缺了哪个,都不行。你修墩护住了活人,我记名字记住了死人。一个护活,一个记死。都大。”
“先生这一说,”朱逢时说,“我心里头,踏实了。”
“逢时,”林龙江又道,“你这九十九座墩台,能站多少年?”
“一百年,最多了。”朱逢时说,“土墩,不经风雨。”
“那你记的名字呢?”林龙江说,“名字,能站一万年。别把墩,修成了目的。”
朱逢时回头,说他真记到九千九百个,到了那边,先生能不能夸他一句。
“能。”林龙江说,“你记到九千九百个,我见着你,头一句就夸你。”
“那我,拼了这条老命,也记。”
他刚要迈出门槛,院门外却聚了七八个沿海的庄稼汉——是前几日倭寇望墩、没敢上岸,保住了的那几个村子的。他们不敢进堂,只在墙根底下等着。
见朱逢时出来,黑压压跪了一片,手里还攥着一把把晒干的小鱼。朱逢时慌了,粗嗓子里挤出一句“使不得”,那眼眶,倒先红了。
朱逢时这一走,回太湖,真立了九十九块小碑。他记名字,记到死。死的时候,那碑上,刻了九千九百个名字。
卢文辉在一旁,问先生朱逢时真能记到九千九百个么。林龙江说能,那人轴,认死理,交给他一件事,他能拿命办完。他是锄头,卢文辉是笔头,一文一武,凑一块儿,就是这一教。
卢文辉低头,把这番话也记了。他跟着先生这些年,见多了能说会道的门徒,嘴上皮薄,真办事时一个比一个溜。
像朱逢时这样,一个粗人,话都说不利索,却肯拿十几年、拿一辈子,去修那九十九座墩台、立那九千九百块碑的,没几个。
那床前空了。门外,风还卷着雪粒子。朱逢时那个粗人武人,早没了影,回太湖接着修墩立碑去了。卢文辉低头,在册子上添了一行——九十九座墩台,九千九百个名字,记到死。
墨痕未干,他用指腹,把那行字,抹平了边角,妥帖收好,合上了册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