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品行不端,挟私怨辱乡邻,着即革去县学之名,不得预乡贡。”
告示贴在县学的墙上,墨迹还很新,落款盖着县学的大印。那印泥红得刺眼,像一滴血。徐寅站在墙前,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完。
围在告示前的几个生徒,用眼角的余光瞟他,又赶紧低下头,装作不认识他。“啧,革了名咯。”有人嗤了一声,又赶紧捂住嘴。有人悄悄往他身后让了半步,像怕沾染上什么。
徐寅把这一切看在眼里,面上没动。
他知道,这些人不是恨他,是怕。怕跟一个被革了名的人站在一起,明日自己的名字也会被写上同样一张纸。
他也知道,这印,不是博士自己想盖的。赵员外出的钱,州里压的话,博士不敢不盖。
他站在墙根下,听见身后两个生徒压低声音说:“早知今日,当初就不该跟他走那么近。”徐寅回过头:
“诸位,”他声音不高,“走不走近,明日你们的名字,他也照写不误。”那两人噤了声。从今天起,延寿村认得他这张脸的人,都要装作不认识了。
他回到家,把自己关在书房里。
桌上摊着他写了一半的文章,砚台里的墨干了,结了一层皮。他坐在椅子上,一动不动。窗外日头一点点移过来,落在他脚边。他没去关窗,也没点灯。屋里那股旧纸混着干墨的气味,闷闷地堵在胸口。
完了。乡贡这条路,走到头了。
他这些年熬的灯、背的书、挨的打、受的辱,全在这一张告示上,被一笔勾销。
他伸手,把那张告示从怀里掏出来,又看了一遍。看到“品行不端”四个字,他笑了一声。笑完,眼睛就酸了。
他把告示揉成一团,又慢慢展开,抹平。他舍不得扔——这是他这些年,拼了命换来的,又被人一笔勾销的证据。
他用镇纸把那张皱纸压平,压了又压,像要把那四个字底下的血,也一起压回去。
门,“吱呀”一声被推开。
他以为是母亲,没回头。
“谁?”
没人应。一阵极轻的脚步声,蹭到他身后。一只小手,“啪”地一声,把一个布包拍在他桌上。
徐寅回头。
珠瑛站在他身后。
他不知道她是怎么进来的。这时候是大白天,她一个未出阁的姑娘,翻墙跑出来的?她鬓发散着,鞋上全是泥,额头上还挂着汗,胸口一起一伏。
“你——”徐寅一下子站起来,“你怎么来了?”
“你别管我怎么来的。”珠瑛喘着气,把布包往他面前一推,“打开。”
徐寅迟疑着,解开布包。
里面,是一吊一吊的铜钱,还有几块散碎的银子。钱不多,但被叠得整整齐齐。
“这是……”
“我攒的。”珠瑛说,“我这些年,给人缝补、织布、攒的体己。本来是我当嫁妆的。你拿去。”
徐寅像被烫了一下,把布包推回去。
“不行。”他说,“这是你的嫁妆,我不能要。”
“你必须要。”珠瑛瞪着他,眼睛红红的,“你现在连乡贡都被革了,你还在这耗着?你耗一天,赵德海就得意一天。你拿着这钱,立刻走,去长安!”
“我不走。”徐寅说,“我走了,我爹娘怎么办?”
“你爹娘有我。”珠瑛脱口而出。
说完,她自己也愣住了。两个人对视了一瞬,都别开了眼。
“……我是说,”珠瑛的声音低下去,“我会照看着。你一个大男人,留在莆田,除了挨打,还能做什么?”
徐寅看着她,半天没说话。他伸手,又把布包推回去。
“这钱,我不能要。”
珠瑛的眼泪,一下子涌上来。她“啪”地把布包抓起来,转身就往窗边走。
“你不要是吧?”她走到窗边,手搭在窗棂上,回头看他,眼睛里全是泪,“你不收,我就跳延寿溪。”
徐寅猛地站起来。
“你疯了!”
“我没疯。”珠瑛说,“徐寅,你听着。我这辈子,就认你这一个。你现在不收我的钱,就是不要我。你不要我,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?”
她一只脚,已经踩上了窗沿。窗外就是后院,外头不高,可她那副样子,不像是装的。
风从窗外灌进来,吹得她鬓发散了一脸。她一只手死死抠着窗棂,指节都白了。徐寅看着那只手,明白了——她不是来撒娇的,她是把命押在这一句话上了。
徐寅的脑子“嗡”的一声。他冲过去,一把把布包从她手里抢下来。
“我收!我收!”他声音都劈了,“你下来!”
珠瑛这才从窗沿上跳下来。她站在地上,腿一软,差点跪下去。徐寅赶紧扶住她。两个人扶着窗沿,都喘得不行。
“你……你这是何苦。”徐寅的声音,抖得不成样子。
珠瑛抬起头,泪还挂在脸上,却笑了。
“你快走。”她说,“再不走,就来不及了。”
徐寅站在原地,半天没动。他看着眼前这个姑娘,她鬓发散着,满脸是泪,却还硬撑着不让自己软下去。他发觉,自己这些年在书里读的那些“豪杰”,加起来,都不如眼前这个蹲在溪边浣纱的女子硬气。
她一个未出阁的姑娘,敢翻墙,敢跳河,敢把全部身家塞给他。他一个七尺男儿,凭什么还窝在这莆田城里,等赵德海一刀一刀地割?
他把那包钱,重新贴身收好,对着珠瑛,重重点了一下头。
第二天一早,天还没亮,徐寅揣着那包钱,进了莆田县城。
他没去找母亲,也没去打包行李。他直接奔县衙。县衙门口的大鼓,是告状用的。徐寅抓起鼓槌,用尽全身力气,“咚!咚!咚!”地擂了起来。
鼓声惊动了半个县城。街上的行人纷纷围过来。“徐秀才这是告谁?”有人踮脚。
“小声点,不要命了……”旁边人赶紧扯他。那面大鼓平日里十年八年没人碰过,鼓面叫日头晒得发脆,他这三槌下去,震得鼓框上的灰簌簌往下掉。
他要告赵德海,买通博士,革他功名,构陷士子。状子是他连夜写的,一条一款,白纸黑字。撬门、毁书、栽赃、抄袭、退婚、革名,桩桩件件,都列了上去。
“一条一条,告得明白。”有人踮脚看那状子。
县令升堂,接了状子。徐寅跪在堂下,把状纸举过头顶。
县令接过去,翻了翻,脸色变了变。他抬起头,看了徐寅一眼。
“状子,本县收下了。”他说,“你回去等消息。”
徐寅等了一天。两天。三天。县衙没有任何动静。
他第四天再去,衙役挡在门口,说县令不见。“到底怎么回事?”徐寅追问。那衙役左右看看,才压着嗓子:
“刺史那边……发了话。”
那衙役说这话时,眼睛往巷子两头瞟了两瞟,声音压得只剩气音,像怕墙根底下有人听见。说完,他冲徐寅使了个眼色,把门半掩上,再不吭声。
“小声点!这衙门口,也敢瞎议论?”旁边人扯了他一把。
这案子,州里压着,谁也不敢审。
徐寅站在县衙门口,太阳晒得他眼前发黑。赵德海背后是刺史,刺史背后,是整个莆田的官场。
他像一头被人围进了死胡同的兽,四面的墙,都是一样的厚。他甚至动过一个念头——算了,认了,回家种地,娶个本分人家的姑娘,一辈子不去碰考场的事。
可这念头刚冒出来,他就想起那双浣纱的手,想起那句“我等你三年”。他要真认了,就是把那个蹲在溪边的姑娘,也一起埋了。
他失魂落魄地往回走。走到半路,一个驿卒骑马过来,在他身边勒住缰绳。
“请问,是徐寅徐秀才吗?”
徐寅一愣。
“长安来信。”驿卒从怀里掏出一封油布包着的信,“黄滔黄先生,托了三路人,才把这信送到。”
徐寅的手,抖着接过那封信。信封上,是黄滔的笔迹。
他撕开信封,里面是一页纸。纸上,八个大字。
才可压境,文可破局。
信纸的右下角,还有一行小字。
“今年京兆府试,主考,是你福建同乡。”
徐寅把这张纸,按在胸口,久久没有放下。纸被他掌心的汗浸得发软,他却舍不得松开。他想起昨夜那阵走投无路的念头——认了,回家种地。那念头,被这八个字照得一干二净。
他站起身,把油灯拨亮了些。案上那篇写了一半的文章,他重新铺展开。
这一夜,他不睡了。他要把它写完,写好,写得连黄滔也挑不出一个错字。乡贡的门,被人焊死了。可天子脚下,还有一扇门。
他研墨的手,比哪一夜都稳。灯花又爆了一下,他抬手把灯芯往上挑了挑,土墙上那道影子,直直地立着,头一回没再晃。可去长安的路,终究要用脚走。
他搁下笔,把箱底翻了个底朝天——一文盘缠,也没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