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五百文。”
当铺掌柜把那支旧竹笔往柜台上一扔,“哗啦”一声,像扔一块没用的柴棍。
徐寅捏着那五百文铜钱,站在当铺门口,太阳晒在背上,心口却空了一块。
那支笔,是他爹徐铨年轻时用的。笔杆是老竹的,包了一层浆。这是徐家唯一一样能当的东西。他捏着那串铜钱,站了好一会儿。
柜台后头,掌柜又拨了一下算盘,珠子噼啪响,像在赶他走。他把那五百文一文一文数清,贴身收好,转身时,后背叫当铺那股樟脑味熏得发冷。
他想,等他从长安回来,头一件事,就是把这支笔赎回来。他要让他爹看见,当年那支磨秃了的笔,到底写出了什么样的名堂。
那八个字,徐寅在灯下看了一宿。
才可压境,文可破局。
他把信纸翻过来,背面还夹着一张单子。单子上写着一串人名,都是长安文坛如今说得上话的新贵,有的是进士,有的在京兆府挂着闲职。
单子最底下,黄滔添了一句:
“乡贡既绝,可走京兆。京兆府试,不问门第看文章。今年府试的主考姓杜,此公不爱应酬,只认文章。你若能把文章送到他案头,胜过跑断腿去攀附州里。”
徐寅把这张纸,看了三遍。灯芯结了个大灯花,火光一跳一跳,把他的影子投在土墙上,忽大忽小。
莆田这条路,走死了。刺史压着,博士革着,赵德海盯着。
可长安不一样。京兆府试,是在天子眼皮底下考。主考要是个认文章的,他徐寅只要文章够硬,就有一线生机。
他要去长安。不是从莆田的乡贡走,是直接去京兆府,走府试。
天一亮,他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。他把这些年写的文章,一篇一篇翻出来。诗、赋、策论、杂文,摊了半屋子。他挑了最好的二十篇,工工整整抄成一册,封皮上写了四个字,《闽中徐寅》。
抄到《闽水滔滔》那篇,他的笔顿了顿。就是那篇,在陈老员外的寿宴上得罪了陈老先生,得罪了赵德海。如今,它成了他敲门的砖。
他要把这册文章,托商队先送进长安,递到杜主考案头。
他把那二十篇文章又从头到尾翻了一遍,翻到《闽水滔滔》,指腹在那题目上停了停。这篇文章替他得罪过人,如今他反倒要靠它敲门。
托的是一支常走泉州到长安的商队。领头是个老头,看了他那册文章,点了点头。
“徐秀才,你这文章,我看行。”老头说,“我给你送到。不过——你人什么时候到长安?府试的日子可不等人。”
“我随后就到。”徐寅说。
老头看了他一眼,没多话,赶着驴车走了。
文章送走了,徐寅开始收拾行李。也没什么好收拾的。两件换洗衣裳,一方砚台,一捆笔,半袋干粮。他把黄滔的信,贴身藏在里衣的夹层里。
他没敢告诉爹娘实话。他只说,去福州投奔一个朋友,谋个馆。
黄氏没多问,只是连夜给他烙了二十张饼,又把家里仅有的一贯钱,塞在他包袱最底下。
“路上省着花。”她别过脸去,没让他看见眼睛。
那二十张饼,烙得一面焦一面黄,用油纸包着,还透着点热气。徐寅接过来,沉甸甸的。他知道,这二十张饼,是娘把家里最后一点存面,连夜全发了。
他掀开油纸闻了闻,面香里掺着一点焦糊味。他想起小时候,每逢他要去私塾,娘也是这样,烙几张饼塞进他怀里,一路暖到学堂。
徐铨坐在堂屋,半天没说话。灯影下,他那张脸,忽明忽暗。临走的时候,他才闷声说了一句:“到了福州,给家里捎个信。”
“哎。”
徐寅背起包袱,走到门口。他回头看了一眼,延寿溪的方向,晨雾还没散。他想起珠瑛几天前翻墙进来的样子,想起那方素帕还贴在他心口。
他没去跟她道别。道了,就走不了了。他宁可让她事后骂他心狠,也不能当着她的面,把“等我”两个字说得轻飘飘的。
他把那方素帕,从怀里摸出来,最后看了一眼。帕角那半枝莲,还是那样,半开不开。他把它重新叠好,塞回贴胸的夹层。
他对着那半枝莲,在心里说了句“等我”。这两个字,他在溪边说不出口,这会儿对着一块帕子,倒轻轻说了出来。
他刚走到村口,后颈那根筋就绷紧了。
村口的老槐树下,站着两个闲汉。他不认识,但那眼神,他太熟了,赵德海的人。他装作没看见,低头走过去。
那两道目光,像两把钝刀子,从他后背上一直剜到脚跟。他听见身后有人嗤地笑了一声,又被同伴拽了一把。那笑声不长,却像一根小刺,扎在他后颈上。
刚走出没几步,身后传来一阵马蹄声。
他回头,赵德海骑着一匹黑马,从他身边慢慢过去。赵德海没看他,只微微侧过脸,跟旁边的管家说了句话。声音不大,但徐寅听见了。
“他要去长安?”
管家陪笑:“员外英明,听说他托了商队,把文章往长安送。”
赵德海“哼”了一声,马鞭一甩。
“他连莆田都出不去,还想长安?”
马蹄声远了。徐寅站在原地,后背一层一层地冒冷汗。
他不知道,就在他走出村口的时候,赵德海已经派了另一拨人,飞马赶往莆田码头。码头的船家,一个一个,都被打过招呼了。同一天夜里,赵德海又写了两封信,一封发往长安,一封发往商州——信里把“闽人徐寅”四个字,先一步送到了他前头的路上。
莆田码头,在延寿溪入江口。徐寅赶到的时候,日头正当中。码头上停着十几条船,有载客的,有运货的。
他走到最近一条客船边。船老大是个黑脸汉子,正在补渔网。
“船家,”徐寅拱手,“我要去福州,转道长安,多少钱?”
船老大抬头看了他一眼,手底下的网针,停了。他上下打量徐寅,把头一摇。
“不载。”
徐寅一愣:“为什么?”
“不为什么。”船老大低下头,继续补网,“今天不跑船。”
徐寅不死心,又走到第二条船。第三条。第四条。十几条船问下来,没有一个船家肯载他。有的说船坏了,有的说今天不出海,有的干脆不说话,把头扭到一边。
有一个撑船的老汉,被他问得急了,抬头往他身后瞟了一眼,声音压得极低:“后生,你快走吧。赵员外的话,我们这些吃饭家伙,不敢不听。你再多问一句,我这船,明儿就得散了架。”
说完,他低下头,再不肯吭声。
旁边那个补网的黑脸船老大,手里的网针一紧,竹篙往水底一点,把船悄悄撑开了半丈。其余船家都低了头,装作补网,再没人往他这边看第二眼。
他站在码头最高处,烈日当头,汗从额头往下淌。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,尝到一点咸。日头把他的影子缩成脚边一小团,他像一根谁也不肯靠的木桩子。
他终于咂摸出赵德海那句话的意思——“他连莆田都出不去”。码头上,几个看热闹的闲汉,抱着胳膊,远远地盯着他,嘴角挂着笑。
徐寅攥紧了拳头。他今天要是走不出这个码头,那册送进长安的文章,就等于白送。他这个人,就得困死在延寿溪,等赵德海慢慢收拾。
他吸了口气。他知道,求人没用,骂也没用。这码头上唯一能替他开口的,就是他自己肚子里那点文章。
他做了一个决定。
他走到码头最高的那块大石头上,站定,清了清嗓子。那石头叫日头晒得发烫,隔着鞋底都烙脚。他把肩上的包袱往上提了提,站直了。
他要当众,把自己那篇《闽水赋》,从头诵一遍。
他知道,这一诵,是把自己最后一点本钱,全押上去了。成了,他就能走出这个码头;败了,他这辈子,就真得在莆田做个任人踩踏的穷秀才。
可他没有第二条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