阿米娜第一次进县医院那天,走廊里的人都看她。小孩跟在后面跑。她进门之后靠在门板上站了很久。
三个月后她脱了罩袍,换上藏蓝色外套和牛仔裤。半年后跟着杨尘学拼音。第二年她说想学护士,县里没有卫校,得到市里去,每周三天,坐大巴来回四个小时。将近两百趟大巴,冬天裹着军大衣缩在最后一排,夏天把课本当扇子扇。第三年她拿了护理结业证,实操第一。
学护士的第一节实操课,她分到的病人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。老太太看了一眼她的手,又看了一眼她的脸,说:“你换个人来扎吧。”阿米娜端着托盘站在那里,没有走,也没有说“我行”。她只是蹲下来,把托盘放在床边的凳子上,说:“阿姨,我先给你擦一下手。”她擦了,擦得很慢,从手心擦到手背,又从手背擦到指缝。老太太没有抽手。她扎进去的时候,针头没偏,一针见血。老太太说:“还行。”阿米娜说:“谢谢阿姨。”她走出去的时候,手是稳的。但出了病房门,她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,才把托盘端稳,继续往前走。
菜市场的王婶拉着别人说:“她叫我姐姐!”护士站的小姑娘叫她“米娜姐”。她走在街上,菜贩子喊她“米娜,今天的菜新鲜”,她回头说“给我留两斤”。她学会了带江城味儿的方言,跟护士小刘开玩笑:“你今天怎么又迟到了,是不是昨晚又追剧了?”
她变成了江城县的一部分。
那年春天,杨尘的母亲来了。他爸在他上大学那年就去世了,他妈一个人,跟着他姐住。电动车停在县医院门口的时候,杨尘刚下夜班。他妈从后座下来,头发全白了。
“妈。”
“嗯。阿米娜呢?”
“在上班。”
“叫她来喝汤。”
杨尘愣住了。他妈上次来,说的是“那个姑娘”。
他打电话。阿米娜从住院部跑出来,白大褂还没脱,头发跑散了。她看见门口的老太太,放慢了脚步。
“阿姨。”
“汤。”他妈把保温桶递过去,“趁热喝。”
“阿姨炖的?”
“嗯。”
“谢谢阿姨。”
他妈看着她,说:“你瘦了。”
“没瘦。是黑了。”
“你本来就黑。”
“那更好。黑得均匀。”
“你学坏了。”
“杨尘教的。”
他妈笑了。很久没笑了,笑起来眼神是软的。
那天中午坐在宿舍里喝排骨汤。他妈喝了两口,忽然说:“阿米娜,你爸妈呢?”
“去世了。”
“多久了?”
“四年了。”
“回去看过没有?”
“没有。”
“想回去吗?”
阿米娜看了看杨尘,又看了看碗里的汤:“想。”
他妈说:“回去看看也好。人不能忘了自己的根。”
下午杨尘送他妈到车站。上车前,他妈站在大巴门口,回头说:“她是个好姑娘。”
“她也是。”
大巴开走了。
那天晚上阿米娜坐在窗前。江城的暮色沉下来,远处的山影连成一片。
“杨尘。”
“嗯。”
“三年了。我想回去。”
“那就回去。我陪你。”
“你工作呢?”
“请假。”
“多久?”
“多久都行。”
她伸手摸了摸他的脸:“你是我的人了。”
三年前说这句话,是在卫生站的泥地上,拿刀架在自己脖子上。三年后说这句话,是在江城的暮色里,窗外有柳树,有江水,有她住了三年的地方。
就在这时,新闻里开始反复播报同一件事。一种从未见过的病毒在全球蔓延。新冠,COVID-19。电视上的世界地图被标满了红点。非洲也开始有了病例。
中国决定派出专家组支援非洲。杨尘被点名,他研究生读的是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,又有非洲经验。阿米娜作为护士和翻译一起报名。
她站在窗边,看着他说:“你去,我也去。”杨尘看着她,没有说“你确定”,他说:“那一起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