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账这茬,我琢磨了两天,也没想出个正门路。
村部档案室归罗四海管,钥匙在他手里。乡档案室要调档,得刘乡长批。这两条路,都堵死了。
可我不死心。那片地的老底子,我李家祖上几十年,总不能连个影子都没留下吧?
第三天夜里,我蹲在自家院墙根下,竖起耳朵,听着村部那边的动静。村部的灯,亮到十点多,罗四海锁了门,回家去了。档案室的窗户,是那种老式的木头窗,插着铁销。
我心里冒出一个大胆的念头:翻进去,看看那份台账。
说真的,这念头一起,我自己都吓了一跳。我李少宗,活了十八年,连只鸡都没偷过,这会儿竟要半夜翻村部?这要是让人逮着,一个偷盗公物的罪名,就够我喝一壶的。
可转念一想,我又觉得,这事儿,值。罗四海他们,能半夜在办公室里算计我家的地;我凭什么不能半夜去看看,他们到底在算计什么?这世上,讲道理的人,也得防着不讲理的人。我不过是去看看自家的根,还在不在账上。
我翻出家里那件最旧的黑褂子穿上,又揣了根铁钉,一把铅笔刀,还从灶台底下摸了半截蜡烛。
临出门前,我蹲在门槛上,跟自己说:李少宗,这一趟,你是个夜猫子,也是个贼——可你偷的,不是东西,是自家祖上那口气。
我等到后半夜,村子里静得只剩狗吠虫鸣,才摸黑出了门。
村部跟罗四海家隔着一道墙。我绕到村部后头,踩着墙根一棵老枣树,翻上了院墙。院子里静悄悄的,月光照着,一片银白。
档案室的窗户,在院子的西侧。我用铁钉拨开窗销,轻轻推开窗户,翻身跳了进去。
档案室里堆满了文件柜,落着一层灰。我屏住呼吸,借着月光,一个柜子一个柜子地找。找了足有小半个时辰,终于在靠墙的第三个柜子里,翻到了标着土地台账的硬皮本子。
那柜子,锁着把老式挂锁。我拿铁钉捅了捅,捅不开,又不敢硬撬,怕弄出动静。正急得冒汗,忽然摸到柜子顶上,落着一层灰,灰里头,有一把铜钥匙。
我心里一动:这是谁放在这儿的?是打扫的人随手搁的,还是有人专门留的?
不管了,眼下能开柜门的就是好钥匙。我拿起钥匙,试了试,咔哒一声,锁开了。
我长出一口气,拉开柜门。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一摞硬皮本子,每一本都用牛皮纸包着,上头的标签写着年份。
我一本本地翻,翻到七十年代那本时,手指都有些抖了。
翻开那本台账,账页泛黄,字迹是油印的,工工整整。我顺着目录找到窑坞地的条目,借着月光,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过去。
找了大半本,终于,在七十年代的一页上,找到了后山那片地的记录:甄家窑地,原甄氏名下,约十二亩,窑两座。甄氏迁出后,暂由集体代管,未作重新登记。
——未作重新登记!
我心头狂跳。这几个字,说明那片地,从来就没有正式划归集体!它一直挂在甄氏名下,只是由集体代管!
这就意味着——只要我能证明自己是甄家后人,那片地,就是我的!罗四海想把它当无主地收归集体,这条道,走不通了!
我把那页台账,仔仔细细看了三遍,把每一个字都记在心里。又掏出随身带的铅笔,在账页的空白处,快速描下了几行关键字的轮廓——我不能撕,撕了就是破坏档案;但我可以记,记在心里,也可以描下来。
描完,我合上台账,原样放回柜子里,又擦掉自己留下的痕迹,从窗户翻了出去。
翻出院墙的时候,我脚下一滑,膝盖磕在墙根的石头上,疼得我倒吸一口凉气。可我顾不上疼,猫着腰,一溜烟跑回了家。
躺在炕上,我心脏还在怦怦直跳。月光透过窗缝,照在我描下的那几行字上。
甄家窑地……未作重新登记。
这几个字,就是我家那片地的护身符。有了它,罗四海的无主地说法,就站不住脚了。
可我也清楚,光凭这几个字,还不够。我还得把它,变成乡里认的证据。
第二天,我又去了乡里,把这事儿,原原本本告诉了苏长河。
苏长河听完,眼睛一亮,说台账上有未作重新登记这六个字,这事儿就成了一半!不过少宗啊,你翻村部档案这事儿,可千万不能让人知道。要是让罗四海知道你看过台账,他回头就能把台账改掉。
我心里一凛,问那咋办。
你听叔说。苏长河压低声音,这事儿,得让乡里正式来查。你写个申请,就说自家地权有争议,请求乡里核查解放前后土地台账。乡里要是受理了,就会组织人查——那时候,村部的台账,就得拿到乡里来对,罗四海想改,就没那么容易了。
申请……我写。我点头,问苏叔,这申请,交给谁?
先交刘乡长。苏长河说,不过……他顿了顿,压低声音,刘乡长跟罗四海走得近,你交上去,八成会被压下来。你不如,换个法子。
我问啥法子。
县里信访办。苏长河说,你要是把申请递到县里,那就越过乡里了。县里一过问,乡里就得认真对待。
我听了,心里豁然开朗,说苏叔,那就写申请,递县里!
成。苏长河点头,不过你得想好,怎么写才有力。你要把地契、族谱、台账的事儿,都写进去。还要写清楚——罗四海想霸占这片地,才是真正的目的。
我点了点头,心里开始酝酿那份申请。这一回,我要把罗四海的算盘,一五一十地,摆到县里的桌面上。
晚上,我点了煤油灯,趴在小桌上,一笔一划地写申请。
写到一半,我娘推门进来,看见我熬夜,心疼地说,少宗,早点睡吧,写啥呢?
娘,我给乡里写个申请,办点事。我含糊地说。
我娘哦了一声,没多问,只叮嘱我别熬坏了眼睛。
她走了,我继续写。写到罗四海三个字的时候,我笔尖顿了顿,心里翻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情绪。
我没在申请里骂他。骂他没用,县里的人,不看谁骂得凶,只看谁有理有据。我要做的,是把理摆足,把证据列全,让县里的人一看就明白:这片地,是我李家的;罗四海,是在欺负人。
写完之后,我又誊了一遍,改了几个错别字。吹干墨迹,把申请折好,揣进怀里。
这一张纸,就是我李家的翻身仗。
我吹灭灯,躺在炕上,望着黑漆漆的房梁,心里默默说:爷爷,您的孙子,要替咱家,把这口气,挣回来了。
第二天一早,我没去放牛,揣着申请,搭了辆过路的拖拉机,进了县城。
县信访办的牌子,挂在一栋旧楼的二层。我站在楼下,深吸了一口气,整整衣裳,迈步走了进去。
这一脚,迈出去,就没有回头路了。
罗四海,李广志,钱满仓,周老板——你们等着。我李少宗今天递出去的,不只是申请,是咱们之间,这场较量,正式开始的通知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