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一早,我是被左耳里那只蝉叫醒的。
说是蝉,其实没蝉。入了冬,山里连蛐蛐都冻哑了。那声音是从我自己耳朵里头钻出来的,细细一线,嗡嗡地转,转到太阳穴上就变成一根针,一下一下往里扎。
我坐在炕沿上缓了半天,才敢下地。井台边结了一层薄冰,我打上来的水,手一伸进去,骨头缝都疼。
我娘在灶上熬红薯稀饭,见我脸色不好,问咋了。
我说夜里没睡好。
她不信,走过来摸了摸我的额头,又看了看我的耳朵,忽然说,你耳朵里头是不是又在响?
我没吭声。
我娘就叹气,说你这耳朵打小就不结实,去年冬天还疼得整宿睡不着。你要再天天熬夜写材料,早晚把它熬坏。人身上哪一样东西使狠了,都要讨工钱的。
这话说得糙,理却正。我记在了心里——耳朵是说书的,不是干活的。听多了,它就要工钱。
可我没想到,工钱来得这么快。
吃了早饭,我往村口走,还没到老槐树底下,就听见碾盘那边围了一圈人。
碾盘是村里人冬天晒太阳的地方,谁家有事,都往那儿凑。我远远看见罗歪嘴蹲在碾盘上,一手瓜子一手烟,说得正起劲。
我没走近,站在柴垛后头听。
罗歪嘴说,你们还别不信,李少宗能进乡政府,这里头有门道。
有人问,啥门道?
罗歪嘴把瓜子皮往地上一吐,说,苏长河呗。你们想想,苏长河凭啥把一个高中毕业的放牛娃往乡政府塞?他闺女苏晚,跟李少宗打小就黏糊。一个黄花大闺女,成天跟个半大小子钻一块儿,图啥?
碾盘上立刻起了一阵笑。那笑声我听着,像一把把湿柴往我心口上塞。
有人又问,那苏长河也不能为了这个就把人往乡里塞啊,他一个文书,说话有那么大分量?
罗歪嘴嘿嘿一笑,说,分量大不大你甭管,反正人进去了。再说了,你们没瞧见?李家那块后山地,宅基地的册子上写得清清楚楚,今年新批的。谁批的?乡里。谁经的手?苏长河那个口子。这里头要是没点啥,你信?
我站在柴垛后头,手一点一点攥紧了。
狗日的。这一手玩得真脏。
他不光往苏晚身上泼脏水,还把后山那块地和苏长河绑到一块儿。村里人不懂什么审批流程,只认一个朴素的道理——你得了好处,那好处一定是有人替你使了劲。他这么一说,我和苏晚成了不清不楚,苏长河成了替人办事的贪嘴文书,我家那块地成了脏地。
一箭三雕。
这一招比明着跟我打一架狠多了。明枪我能躲,这种软刀子,割的是名声,流的是人心,你连伤口都找不着。
我要是这会儿冲出去跟他理论,就正好坐实了做贼心虚。村里的舌头,从来不讲道理,只讲热闹。
我退了回去,绕另一条路回家。
到家的时候,我娘正坐在门槛上,手里攥着一把没择完的豆角,愣愣地不说话。
我问她咋了。
她嘴一瘪,眼圈就红了,说今儿上午王婶来串门,坐了一会儿,临走撂下一句话——说少宗这孩子在乡里,怕是靠了人家苏主任闺女的脸面。
我心里那火腾地就上来了。
我娘又说,她还说,咱家后山那块地,也是人家帮着批的。少宗,咱家那块地,真是托了人情才批下来的?
我说娘,地是县里核查组核过的,四至、地契、丈量,一样一样量的,跟谁的人情都不沾边。
我娘这才松了半口气,可仍旧低着头,说那人家为啥这么说?咱家没做亏心事,为啥总有人说咱?
我蹲下去,把她的手从豆角上掰开,说娘,人家说咱,不是因为咱做了亏心事,是因为咱家那块地有人惦记。惦记的人不敢明着来,就绕着弯子毁咱的名声。名声一毁,村里开会的时候,就没人替咱说话了。
我爹在屋里听见了,隔着门帘扔出来一句,少掺和这些是非。
还是那句话。跟第几回说的一样,一个字都不差。
我没接话。
我心里明白,他这句少掺和,不是不管,是怕。怕我一个十八岁的娃,去跟一村子的舌头和一村的权势硬碰,碰得头破血流,回头连那块地都保不住。
可这回不一样。这回人家不是冲着地来的,是冲着我的名声来的。地能守,名声守不住,往后什么都守不住。
我在院里站了半天,想明白了三件事。
第一,罗歪嘴是罗四海的表弟,他说的话,就是罗四海想说又不便自己说的话。
第二,罗四海为什么要挑这个时候?因为再过两个月,县里要下转正考核的名额。名声一脏,考核的时候,一句群众反映不好,就能把我摁下去。
第三,也是最要命的一条——罗四海为什么要把苏长河也拖进来?因为苏长河是举荐我的人。把我跟苏长河绑成一根绳,我要是倒了,苏长河就得跟着沾一身泥。到时候,苏长河为了自保,只能跟我撇清。我一撇清,就成了孤家寡人。
这一盘棋,比我原先想的深。
午后,我照常去乡政府上班。
走到大院门口,碰见两个平日打招呼的干部,他们笑着点头,笑得客气,客气里头还隔着点什么。我心里清楚,村里的风,已经吹到乡里来了。
中午在食堂,我端着碗,径直坐到苏晚对面。
苏晚抬头看我一眼,愣了一下,说,你吃错药了?平时躲我躲得跟躲债一样,今儿倒坐这儿来了。
我说,苏晚姐,我想通了。躲着才叫有事,大大方方坐着,反倒没事。
她手里的筷子停了一下,看着我的眼神就变了,变得认真起来。她压低声音问,村里是不是有人说什么了?
我说,说了。
她问,说我?
我说,说咱俩。
苏晚的脸一下子就白了,白完又红了,红到耳根。她放下筷子,两只手在桌子底下攥着,半天说了一句,这些烂舌头。
我说,苏晚姐,你别慌。我今儿坐这儿,就是给人看的。越描越黑,越躲越像。咱俩坐一张桌子吃饭,谁爱看谁看。
她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,忽然笑了,笑得有点苦,说李少宗,你才进乡政府几天,倒学会用人心了。
我说,不是学会的,是被逼出来的。
那顿饭,我们俩吃得跟平时一样,有说有笑。食堂里几个干部交换眼神,谁都没说话。我装作没看见。
我知道,堵嘴是堵不住的。但人可以让人看见——看见我跟苏晚是清清白白的同事,看见我李少宗不躲不闪。人心这东西,你越坦荡,它越不好意思往歪处想。
这一招,见效比我想的快。
三天后,村里的风向就变了。几个婶子在井台上洗菜,主动替我说了话,说罗歪嘴那张破嘴,一天不嚼人就难受。人家少宗是苏主任看材料写得好才举荐的,关人家闺女啥事。
话传话,传回碾盘那边,罗歪嘴就不吭声了。
我以为这一仗过去了。
我太天真了。
当天夜里,我躺在炕上,左耳的嗡鸣还没消。我本想忍着不听,可人这耳朵一旦开了闸,就跟猫闻着腥一样,摁不住。
我还是听了。
声音是从村东头钱家砂石厂的工棚那边过来的。罗歪嘴在那儿,还有一个嗓门粗的,是砂石厂看场子的老韩。
老韩说,罗老四,你表哥让你散的那些话,散得咋样了?
罗歪嘴说,散了,可没顶事。那小子脸皮厚,还当着食堂一屋子人跟苏家闺女吃饭,村里几个婆娘还替他说话。
老韩啧了一声,说,那就再换个法儿。钱老板说了,后山那片地,取土的口子必须开出来。县里修路的砂石料,下半年都指着咱这厂子供。那片地夹在中间,李家那小子要是不点头,村里开会就过不去。
罗歪嘴问,那咋办?
老韩说,还能咋办?先把他名声搞烂。名声烂了,村里开会的时候,谁替他说话谁沾晦气。到时候钱老板出个面,请乡里吃顿饭,把地一收,谁也说不出啥。
我躺在炕上,浑身一点一点凉下去。
原来谣言不是为了恶心我,也不是为了坏我跟苏晚。谣言是开路的一把锄头。他们要先把我这个人从村里人的心里挖出去,才好把地挖走。
我原先只当这是罗四海的一支冷箭。现在才看清,箭后头站着的,是钱满仓,是砂石厂,是那条从县里修路工程一直通到我们村后山的线。
再往后,我听见老韩提了三个字——周老板。
老韩说,周老板那边催得紧,人家在县里等着呢,你这头再拖,钱老板脸上过不去。
周老板。
那个夏天夜里,在乡政府办公室跟罗四海、钱满仓碰头的县里人。
我死死攥着被角,把这三个字咬在牙缝里。
第二天上午,村里开冬修水利动员会。
这是每年入冬的规矩,乡里来人讲一讲,村里出工出力,修渠、清淤、补堤。会议室就在村部那三间瓦房里,长条凳摆了一屋子,烟气熏得人睁不开眼。
乡里来了两个人,一个是管农业的副乡长,另一个是苏长河。苏长河是来顺带核对宅基地清查材料的。
会开到一半,罗歪嘴在底下跟人嘀咕,声音不大不小,正好能让半屋子人听见,说的还是那些陈芝麻烂谷子。
我站了起来。
满屋子的眼睛都转过来。
我说,罗叔,你刚才说的,能不能大点声,让苏主任也听听?
罗歪嘴脸一僵,说你小子啥意思?
我说没啥意思。我就是觉得,背后说人,不如当面说。苏主任就在这儿坐着,你有话,当面问他。
满屋子静了。罗四海坐在头一排,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,那一眼里头的东西很深,像井底的石头。
苏长河把本子合上,抬起头,慢条斯理地说,罗老四,你刚才说啥了?
罗歪嘴的脖子缩了一下,说没说啥,瞎聊。
苏长河说,瞎聊也得有个边。我今儿把话说明白——李少宗进乡政府,是我举荐的。我举荐他,不是因为他跟我闺女走得近,是因为他给乡里写的材料,一笔一划都站得住;是因为他整理的宅基地台账,一个数都没错。乡里缺能写字、会算账的人,他正好是。
他顿了顿,扫了一圈屋里的人。
苏长河又说,至于那块地,县里核查组量的,界桩还在那儿立着,地契在我包里,谁不信,散会以后跟我去看。谁要是再拿这事编排人家一个十八岁的娃,我苏长河不答应。
屋里没人出声。罗歪嘴的脸一阵红一阵白,低着头抠手指。
我坐下的时候,后背全是汗。
这一仗,我赢了。可我心里一点都不轻松——因为我知道,我今天赢的这一场,是苏长河替我挡的。他替我挡了一刀,自己就站到了刀口上。
散会以后,苏长河在院门口等我。他把本子往我怀里一塞,说,把这个拿回去核一遍,明天交给我。
我说苏叔,今天这事,连累你了。
他看着远处那片后山,说,我这把年纪,还怕连累?我怕的是,我一个文书,护不住你两个月。
我心里一紧,问,两个月?
他说,转正考核的事,风声已经出去了。你自己心里有数。
说完他就走了,走了几步又回头,说了一句,你那耳朵,别老用。
我愣住了。
他怎么会知道我的耳朵?
回村的路上,我一直在想这句话。想了一路,也没想明白。
第二天一早,还没到上班的点,刘淑芬的自行车就停在了我家院门口。
她没进屋,站在院里喊我,脸色不大好看。
她说,小李,跟我回趟乡里。纪委张书记找你谈话。
我问,谈啥?
刘淑芬看着我,说,有人写了匿名信,告你。
我心里咯噔一下,紧跟着反倒静了下来。
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