乡纪委的办公室在二楼最西头,门上挂着一块蓝底白字的牌子。
屋里生着一个铁皮炉子,炉盖上烤着两个红薯,冒着甜气。张德海坐在桌子后头,五十来岁的人,头发白了一半,脸上没什么表情。
他让我坐,还给我倒了杯热水。
我说张书记,您问吧。
他没急着问,先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,摊在桌上。信纸是那种最便宜的横格纸,字写得歪歪扭扭,一看就是刻意换了手写的。
张德海说,有人反映,你进乡政府以后,收了钱满仓两千块钱,还答应在宅基地审批上给他开绿灯。你怎么说?
我没急着喊冤。
我说,张书记,我先问一句,信上写的是我给他开绿灯,还是我替他办事?
张德海挑了挑眉毛,说,有什么不一样?
我说,大不一样。
我把手里那杯水放下,慢慢说,张书记,我在乡里是临时工,在党政办抄抄写写、跑跑腿,档案室的钥匙我有一把,宅基地清查的材料是我整理、我核对、我汇总,可我一没有审批权,二没有盖章权,三连个公章都摸不着。我就是想开绿灯,我拿什么开?我拿嘴开?
张德海没说话,眼睛盯着我。
我接着说,信上要真是按着乡里的规矩写,就不会写开绿灯这三个字。外地人写不出来,只写得出收钱、办事。写这信的人,对乡里的事,只知道个皮毛;可他知道我姓李,知道我管档案,知道钱满仓这个名字能扎人。这说明他不是瞎写,是专门打听过的。
张德海端起茶缸喝了一口,说,你倒是会替自己辩解。
我说,张书记,我不是辩解,我是想把话说明白。您要查,我配合。我李少宗进乡政府这几个月,谁给我送过一根烟、一斤酒、一分钱,您查出来,我认。可要是查不出来,我也求您一句——这封信是谁递的,您心里得有个数。
张德海沉默了一会儿,忽然问,你认识钱满仓?
我说,见过,不熟。他是砂石厂的老板,跟我不是一个道上的人。
他又问,那你跟罗四海呢?
我说,一个村的。他是支书,我是社员。
张德海把信收起来,折好,放回抽屉,说小李,我跟你讲句实在话。这信是匿名的,查无实据。可组织上收到反映,就得核实。你这几天,该上班上班,别乱跑,也别到处说这事。
我说,张书记,我明白。还有一句,不知道该不该说。
他说,说。
我说,乡里管着修路的专项资金,账上要是有窟窿,比我这二百斤的人,重要得多。
张德海抬起头,看了我很久,最后摆摆手,让我走了。
从楼里出来,风一吹,我才觉出后背的汗已经凉透了。
这一趟,我什么也没承认,也什么也没揭发。我只递了一句话。
这句话,是钩子。
钩子抛下去了,鱼咬不咬,看它自己。
接下来的两天,乡政府大院里的气氛变得微妙。
原本跟我一块儿在食堂吃饭的两个年轻干部,端着碗挪到了别的桌子。有人见了我,笑还是笑,就是笑得远了半步。
我不怪他们。这年头,谁都不容易。跟一个被纪委谈过话的人走得太近,万一沾上,划不来。
第三天夜里,我没回宿舍,留在档案室。
我说是加班核材料,其实是等。
我把灯关了,坐在卷柜后头的暗影里,把耳朵交出去。
夜里九点多,后院车库那边有了动静。
先是脚步声,两个人的,一个轻,一个重。轻的是皮鞋,重的是胶鞋。
我一下就听出来了。皮鞋那个,是财政所的孙干部。胶鞋那个,是罗歪嘴。
车库后头堆着旧轮胎和废铁,俩人蹲在那儿说话,声音压得低,可压不住。
罗歪嘴说,孙干部,那事儿办得咋样了?我表哥等着信儿呢。
孙干部的声音发虚,说信已经递进去了,人也谈过了。可我问你,那两千块钱到底有没有?你别到时候把我填进去。
罗歪嘴笑了,说你放一百个心,那钱就是个由头。俺表哥说了,只要他转了正,在乡里就是个人物,往后不好拿捏。趁现在,先把他搞臭。
孙干部说,你们这手太毒了。人家一个十八岁的娃。
罗歪嘴说,毒?他挡了道。后山那片地不开口子,砂石厂的料出不来,修路的钱结不了,钱老板那边一天三个电话催。你说谁毒?
孙干部不吭声了,过了半天才说,行吧。丑话说前头,出了事我不背锅。
罗歪嘴说,孙干部,你跟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
我坐在卷柜后头,一动没动。
一条绳上的蚂蚱。这句话说得真好。
我把两个人的话,一句一句记在心里。姓孙的管账,罗歪嘴跑腿,罗四海在村里搭台,钱满仓出钱,周老板在县里等。这根绳,从上到下,串了五个人。
我等他们走了,才点起灯。
我把孙干部提过的那笔钱,顺着账目往下翻。
档案室里的东西,我闭着眼睛都摸得着。修路专项资金的拨款、结算,都是一式三份,乡里留一份,县里留一份,还有一份报财政。留乡里这一份,平时锁在东边第二个卷柜里,钥匙在我手里。
我翻到十月份那一沓。
一张拨款单,一张结算表,一张领款收据。
收款方那一栏,写着五个字——清水砂石厂。
金额是四万八。
我盯着那五个字看了半天。四万八,在九七年,能买三头牛,能盖半间瓦房,能顶一个乡干部六年的工资。而这笔钱,从乡里的账上,拐了个弯,进了钱满仓的厂子。
更要紧的是收据后头附的那张工程量清单。上面写着运砂三百七十方、碎石两百一十方,签收人一栏,是罗歪嘴的名字。
我手心出汗了。
这不是一张废纸。这是一条链子。钱从乡里出去,落到砂石厂,工程量由罗歪嘴签收,钱满仓拿着这笔钱,再去县里走动。中间还夹着一个孙干部的签字。
我把那张收据抽出来,白天在乡里的油印室偷偷复印了一份。乡里那台复印机老旧,复印出来发灰,可字认得清。
我把复印件折成四折,塞进陈老师那本笔记本的夹层里,又用一块塑料布包了,压在炕席底下。
放好以后,我坐在炕上,忽然觉得脑袋里那根针又扎了一下。
紧接着,右耳像是被人从外头一把捂住。
嗡的一声闷响,全世界的动静一下子退远了。我娘在灶间喊我吃饭,我听见了,可那声音隔着水一样。
我张了张嘴,发现自己说话也隔着一层。
我娘端着碗进来,看见我坐在炕上发怔,脸一下就白了。她把碗一放,凑到我耳边喊,少宗!少宗!
我说娘,我听见了,你甭喊。
我娘眼泪一下掉下来,说你这耳朵咋了?
我说耳朵里进了风,过一会儿就好。
那一夜,右耳闷了整整三个时辰。左边还在响,右边闷成一块木头。我躺在炕上,第一次觉得害怕。
我爹半夜起来抽烟,看见我睁着眼,问我咋不睡。
我说爹,我这耳朵,怕是使坏了。
我爹蹲在门槛上,抽了半袋烟,说,明天去卫生院看看。
第二天一早,我娘非拉着我去了乡卫生院。
卫生院就三间平房,一个姓吴的老医生,戴着一副断了腿用铁丝绑着的眼镜。
他给我看了看耳朵,又问我最近是不是熬夜、上火、心里有事。
我说熬夜是有,心里的事也有。
吴医生把眼镜摘下来,说,神经性耳鸣。耳朵里那根听神经,累着了。我给你开点谷维素、维生素,再拿两盒六味地黄丸。记住三条:别熬夜,别上火,别把耳朵往那些听不清的地方支棱。再这么使下去,你这耳朵就废了。
我娘在旁边听得直点头,一路回家都在念叨,说人家医生都说了,叫你少使。
我嘴上应着,心里却在想另一件事——三个月,最多三个月。三个月里,我得把该办的事办完。等耳朵真废了,我连翻身的本钱都没有。
从卫生院回来那天下午,苏晚在乡政府门口等我。
她手里拿着一个纸包,塞到我怀里,说是几盒中药,她娘以前也耳鸣,吃这个管用。
我说苏晚姐,你怎么知道?
她说,吴医生是我姑父。
我心里一暖,嘴上却说不出话。
她看着我,忽然说,小李,有件事我得跟你讲。昨天我在乡里听了一嘴——这次告你的匿名信,不光是冲你来的。
我问,还冲谁?
她说,冲我爹。
我愣住了。
苏晚说,信里除了说你收钱,还写了一条,说我爹拿了你家一条烟、两瓶酒,才替你家跑的地。这一条,是要把我爹也拖下水。
我脑子里轰的一声。
怪不得。怪不得苏长河那天在院门口说,他护不住我两个月。
他早就知道,这封信里也有他。
我抬头看着苏晚,说,苏晚姐,你信我吗?
她说,我要是不信,就不会站在这儿了。
我说,那就好。你回去告诉苏叔,这封信的账,我来跟他一起算。他护了我一回,这回,我护他。
苏晚看着我,半晌没说话,最后轻轻点了点头。
那天晚上,我把炕席底下那包东西摸出来,摊在灯下,仔仔细细看了一遍。
然后我从枕头底下抽出陈老师那本笔记本,翻到最后几页,把今夜的事,一笔一笔写上:张德海谈话的时间、孙干部与罗歪嘴在车库后头的原话、四万八的拨款、三百七十方砂、罗歪嘴的签收。
写完,我把笔搁下,吹了吹灯。
这世上的账,有两种。一种是写在纸上的,一种是记在人心里的。纸上的账,有人敢涂改;人心里的账,一笔都抹不掉。
钱满仓以为他那笔账走的是明路,孙干部以为签个字就天不知鬼不觉。他们忘了,这乡里还有一间档案室;忘了档案室里,还坐着一个耳朵好使的临时工。
我把灯吹了,屋里黑下来。
窗外的风卷着霜,刮得窗纸沙沙响。
我在黑暗里躺了很久,脑子里只剩一句话——
你们往我头上扣屎盆子,我不吵,也不闹。我等你们自己把手伸进来,然后再把盆扣回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