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江北的大巴上,顾拾一路没合眼。
他把知道的事,一件一件在脑子里摆开:
1993年11月16日,周建军带着药,去找王德顺对质,被打了一顿。
11月17日晚上,父亲抱着“李蔚然托付的东西”去电台,在门口看见了周建军。周建军进去了。火起了。
11月18日,父亲的账本上,记了一行:红灯牌,一台,收。
母亲有一张1993年11月的公交月票,盖章电台站,被回收公司标了“永久封存”。
这些东西,串成一条线——线的两头,一头是火,一头是他家。
他想起父亲账本上那行“红灯牌,九盒,第三台”。
第一台,11月18日收的。
第二台呢?账本上没有。
可父亲写了“第三台”。
如果第一台是11月18日从火场“收”回来的,那第二台——会不会就是母亲那晚带走的?
母亲那晚也去了电台。母亲也带走了一台收音机?
那台收音机,现在在哪?
车到江北,已经是下午。
顾拾下了车,没回店,先去了老周那儿。
老周坐在摊子后面,正用旧报纸擦一只铜锁。他看见顾拾,放下锁,说:“货送完了?”
“送完了。”顾拾蹲下来,“老周,我问你件事——我妈,是不是也是‘听见’的人?”
老周擦锁的手,顿住了。
他沉默了很久,把铜锁放回摊上:“你爹当年,不是一个人进的这行。”
“还有我妈?”
“你妈是‘看见’的人。”老周说,“你爹听,你妈看。两个人搭伙,你爹收货,你妈看货——哪件东西上的气不对,她一眼就能看出来。”
顾拾蹲在摊子前,半天没说话。
他从小以为,父母就是两个普普通通收旧货的。
原来母亲也觉醒着。原来他这双眼睛——见遗,是从母亲那儿来的。
“那你知不知道,1993年11月17号晚上,我爹我妈,去没去过电台?”
老周看了他一眼,很久,说:“去过。”
“去干什么?”
“你爹说,李蔚然托他送一样东西。”老周说,“是一台收音机。你爹跟你妈,一块儿去的。”
“送到以后呢?”
“送到以后,你爹说,他们出来的时候,看见一个年轻人,抱着个瓶子,站在电台门口。你爹说,他当时觉得那年轻人不对劲,想上去问一句——你妈拉住了他,说,别多事。”
“他们走了?”
“他们走了。”老周说,“第二天,火就起来了。你爹后来跟我说,他这辈子最后悔的,就是那晚听了你妈一句‘别多事’。”
顾拾蹲在地上,指甲抠进摊子的木板缝里。
“那台收音机,”他问,“李蔚然托我爹送的,是哪一台?”
“红灯牌的。”老周说,“你爹说,是电台里一个老技工——郑师傅,托李蔚然转手,让李蔚然帮他保管的。李蔚然那阵子风声紧,怕东西在自己手里出事,托你爹先带出来。”
郑师傅。郑福生。
红灯牌收音机。
“我爹把收音机带出来以后呢?”
“你爹说,李蔚然出事那天晚上,他本来想再把收音机送回去的——他觉得那东西太沉,搁在自己手里,迟早出事。”老周说,“可那天晚上,他到电台门口,看见那个年轻人,就没进去。”
“收音机呢?”
“你爹带回家了。”老周说,“他放在床底下,锁了三十年。三年前——”
老周说到这里,停住了。
“三年前怎么了?”
“三年前,你爹忽然把那台收音机,从床底下翻出来了。”老周说,“他跟我说,他查到了一条线——1993年那台收音机,不是孤品。同一个型号,一共做了三台。他说,他得找到另外两台。”
“他找到了吗?”
“你爹说,找到了。”老周说,“他说,第二台,在回收公司的档案室里。第三台,在——他留给你的那批货里。”
顾拾猛地抬起头。
他收来的那台红灯牌收音机——十二块钱收的那台——就是第三台。
父亲把第三台,藏进了自己收的旧货里。
父亲知道他会收到。
父亲算准了,总有一天,他儿子会走进那堆旧货,把那台收音机抱出来。
“第二台呢?”他问。
“你爹说,第二台在档案室——就是有那张月票的地方。”老周说,“你爹说,那台机器里,有一样东西,是那场火的另一半真相。”
“什么东西?”
“他没说。”老周说,“他只说了一句——他说,等你找到第二台的时候,记得带一样东西去换。”
“带什么?”
“第九盒的磁带。”老周看着他,“你爹说,第二台里的东西,跟第九盒,是一对。”
顾拾蹲在摊子前,脑子嗡嗡响。
第三台,在他手里,已经散了——里面是第九盒。
第二台,在回收公司的档案室里——里面是“那场火的另一半真相”。
第一台,1993年11月18日,父亲收的——那台去哪了?
“老周,”他说,“第一台呢?”
老周摇头:“你爹没提第一台。他只说了第二台和第三台。”
顾拾站起来,站在桥南市场的太阳底下,却觉得浑身发冷。
三台红灯牌收音机。
第一台,父亲从火场带出来的。
第二台,在回收公司档案室,封着“那场火的另一半真相”。
第三台,在他手里散掉了——那台里的第九盒,是李蔚然的遗言。
可第九盒在第三台里,第二台里的东西,跟第九盒“是一对”。
那第一台里,装的又是什么?
他想起母亲的月票。
1993年11月,母亲坐公交去电台站。
母亲那晚,也抱着一台收音机?
他掏出手机,又看了一遍孙鹿发来的月票照片。
盖章日期,1993年11月。
他放大照片,看月票背面的边缘——那里,有一行极小的字,像是被水洇过:
“一月,三台,一台不少。”
顾拾盯着那行字,心跳漏了一拍。
母亲的笔迹。
“一月,三台,一台不少。”
母亲在月票背后,写下这行字。
1993年11月,一个月,三台红灯牌收音机。
一台不少。
他明白了。
第二台,从来就不在回收公司的档案室里。
档案室里封着的,是假象。
真正第二台的去向——是他父母那晚,从电台带回家的那台?
不对。第一台是父亲带回家的,锁在床底下,三年前才翻出来。
那第二台呢?
他重新看那行字。
“一月,三台,一台不少。”
如果这句话的意思是——那一个月里,三台收音机,都经过了他父母的手呢?
第一台,父亲带回来的。
第二台,母亲带回来的?
第三台,藏进旧货,留给他的?
母亲那晚也去了电台。
母亲也带走了一台。
那台收音机,现在在哪?
顾拾站在太阳底下,忽然想起一件事。
他七岁那年,翻过母亲的嫁妆箱。箱底压着一台旧收音机,母亲说是她娘家带来的。他那时候小,没在意。
后来,家里搬过两次家,那台收音机,他就再没见过了。
他掏出手机,打给老周:“老周,我妈有一台娘家带来的旧收音机——红灯牌的,你见过没有?”
电话那头,老周沉默了很久,说:“你妈出殡那天,你爹把它,跟你妈一起,放进了棺材。”
“他说,这台机器,是她看的最后一笔货。让她带着走。”
顾拾握着手机,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口,忽然之间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第二台红灯牌收音机,跟着母亲,一起下葬了。
他站在那儿,很久。最后他说:
“老周,我妈的墓,在哪儿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