白处长到顾拾店里的时候,天已经全黑了。
他今天没穿那身熨得笔挺的深色大衣,换了件灰扑扑的旧夹克,像赶了很远的路。他站在门口,先看了一眼柜台,又看了一眼顾拾怀里抱着的那台收音机,说:“我收到了。两条短信。”
顾拾没说话,把那台收音机放在柜台上。
“标签我看过了。”白处长说,“‘此机主人,姓白。’——这是你爸的字。”
“是我爸的字。”顾拾说,“他说,这台机器的主人姓白。”
白处长站在柜台前,看了那台收音机很久。他的手指头动了动,像是想碰,又缩回去了。
“白处长,”顾拾说,“这里面有一盘磁带。你,要不要听一听?”
白处长没有立刻回答。他伸手,把收音机拿起来,翻过去,看底部那张黄标签。标签底下,父亲的笔迹,墨迹发黑:此机主人,姓白。
他的指腹,在那行字上,来回抹了两遍。
“放吧。”他说。
顾拾把磁带装进去,按下播放键。
收音机里,先是轻轻的沙沙声。然后,一个年轻的声音响起来——和面前这个白处长,声音有六分像,但更清,更亮,带着一点没上过学的粗粝:
“我叫白无咎。桥南码头的装卸工。”
“不知道你听到这盘带子的时候,我还在不在。长庚哥说,公司会清人。清一次,人就忘了自己是谁。”
“我怕忘,所以我把想记住的,先说给你听。”
“1993年,长庚哥引我进了公司。他教我听。他说,我天生就是干这个的。”
“1993年11月17号晚上,长庚哥叫我跟他去电台送东西。到了门口,我看见一个抱着瓶子的年轻人,站在路灯底下。他一直在看那栋楼,不看人。”
“长庚哥说,那是李主持信得过的人,别多事。”
“我说,哥,那人不对劲。”
“长庚哥没理我。他进了楼。我等在门口,听见楼里吵起来。然后,火就起来了。”
“我冲进去找长庚哥。烟呛得睁不开眼。我听见他在喊我的名字。我摸到他,他怀里抱着一台收音机,正往门外跑。”
“我问他,哥,楼里还有人。”
“他说,没有了。都走了。”
“他把我拽出来的时候,我看见那个抱瓶子的年轻人,就倒在一楼的过道里。脸朝下,背上的衣服烧起来一大片。”
“我想回去拉他。长庚哥按住我,说,来不及了。”
磁带在这里,停了一会儿。沙沙声很重。
再响起的时候,那个年轻的声音,哑了很多:
“1994年,公司第一次清我。清之前,我把这盘带子和这台收音机,都交给了长庚哥。”
“我说,哥,等我哪天忘了自己是谁,你把这盘带子,放给我听。”
“长庚哥说,会有那么一天的。”
“他说——白无咎,你记住了。你是个人,不是刀。”
磁带放完了。
沙沙声在屋子里响了很久,才被顾拾伸手,按停。
白处长站在柜台前,没有动。
他摘下白手套。
手套底下的手,指节粗大,手背上有两道旧疤,一道横的,一道斜的,像是被什么烧过。
他低头,看着自己的手,看了很久。
“我认得这双手。”他说,“搬运工的手。”
“我……一直觉得,我该是个干活的人。可我不记得,我干过什么活。”
他抬起头,看着顾拾:“那个抱瓶子的年轻人,你查到他是谁了吗?”
“周建军。”顾拾说,“体校的。1988年被人下了药,毁了。他那天晚上,是去找李蔚然的。”
白处长沉默了一会儿:“李蔚然答应过,信他的人,会有好报。”
他说完这句,自己也愣了一下。像是脑子里有什么东西,自己冒出来的。
“你怎么知道这句话?”顾拾问。
白处长站在灯底下,眉头皱着,想了很久,说:“我不知道。我就是……想说。”
顾拾看着他:“白处长,那晚的事,你想起来的,越来越多了。”
白处长把白手套,慢慢地戴回去:“顾老板,这件事,我会查。以我自己的名义。”
他走到门口,又停住,回过头:“你爸说的对。我是个人,不是刀。”
他走了。
顾拾站在柜台后面,看着那台收音机,半天没动。
手机响了。闻女士的声音,带着一点疲惫:“顾拾,白处长今晚在你那儿待了一个钟头。无回处内部,已经有人往上报了。”
“报什么?”
“报他行为异常。”闻女士说,“顾拾,你听我说——白处长这三年的记忆,是靠规矩撑着的。现在,你的磁带把他的壳撬开了。他要是想起来太多,公司不会留他。”
“那盘磁带,”她说,“对白无咎是保命符。对处长白无咎——是催命符。”
顾拾握着手机,看着窗外。
街对面,路灯底下,一辆灰色面包车,又停在那儿了。